焦菊隐先生在师大
徐康
焦菊隐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逝世，至今已十多年了。近来有不少回忆
文章，记述了焦先生对我国戏剧事业的贡献，但对于焦先生解放前在北平师范大学
任教时的经历，还没有人谈到。现在我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写出，供研究者参考。
也算是我对先生的追念。
考场初识
1946年秋季，我报考了北平师范学院英语系。那是抗战胜利以后，师范学院从
兰州迁回北平后的第一次招生。当时，虽然校名叫师范学院，但因为是原师范大学
的底子，所以人们还是称它“师大”。那时我已参加中共地下党。我是按照地下党
的指示报考师大的。报考前，我就听说英语系主任焦菊隐先生是一位进步教授。英
语系考试，不仅有笔试，还有口试。考试那天，听说由焦先生亲自主考口试，我心
里很高兴，但也有些紧张。我的口语不好，所以考试前，我把准备好的问答句子反
复默诵。当我被叫进考场时，看见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身材高大的先生。他穿着整
齐的西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想必这就是焦先生了。焦先生用英语说了声“请
坐”，然后，看了看我的报名书，又看了看我，他第一句话问的是：“你在什么办
事处工作过吗？”这可出乎我的预料。报考师大前我曾在天津伪县政府任过职，但
英语“县”字我不清楚，便说：“我曾在天津市政府工作过。”焦先生又问：“你
对天津有什么印象？”我回答：“嘈杂和混乱。”焦先生听后笑了笑说：“天津是
我的故乡。这和我童年时的印象一样。”他接着问道：“为什么要考英语系？”我
说因为我喜爱英国文学。他又问：“读过什么英国文学作品？”我回答：“读过拜
伦和雪莱的诗。”“能背诵一首吗？”这可把我难住了，我并没有读过原文，只好
说：“我读的是中文译文，我喜欢这样的句于：‘冬天来了，春天难道还会远吗？’
我想原文一定更美。”焦先生听后笑了笑。口试就这样结束了。这样的口试题我事
先一点准备也没有，所以很担心被刷下来，但不久却接到了录取通知书。这次招生，
是师大迁回北平后的第一次招生，所以那年是11月20日才开学的。
开诚相见
12月底，北平各大学为“沈崇事件”展开了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当时，北大
有48位教授联名抗议美军暴行；清华。燕京也有不少教授发表谈话，支持学生的正
义行动；可师大教授没有一点动静。学校当局还竭力阻挠学生罢课游行，由女同学
会主持召开的全体同学抗议大会也被特务学生冲散。我把这些情况向领导师大地下
党工作的学委杨伯箴同志作了汇报。杨伯箴同志指示我说：“师大的反动力量强，
进步力量弱。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团结广大群众。首先要把进步力量团结起来。
不但要团结同学，还要团结教授，要和进步的教授多接近。”当时师大的进步教授，
只有焦菊隐、叶鼎彝、张云波等几位先生。叶先生是国文系的，张先生是历史系的，
我都不易接触到，只有和焦菊隐先生接近的机会。
当时英语系一年级的英语课程不多，公共课却不少。同学们都想多上一点英语
课，我是班代表，就把同学们的意见反映给英语系办公室的一位先生，但那位先生
说：“课程是学校规定的，不能改变。”
很快寒假到来了。过春节的时候，我到焦先生家里拜年。我先把同学们希望多
上英语课的意见告诉了他。焦先生说：“历史、地理、生物、卫生这些课都是中学
学过的，在大学里没必要再重复。可学校非要开这些课程，这就挤了英语课。好在
从下半年开始，就全是英语课了。”这时我话题一转，对焦先生说：“我读过您翻
译的《樱桃园》和《三姐妹》。我也很喜欢戏剧，希望能得到您的指导。”焦先生
听后，便拿出他翻译的丹钦科的名著《文艺·戏剧·生活》给我看，并答应借给我。
接着我又问道：“听说郭沫若先生的《屈原》在后方上演后轰动一时？”焦先生说：
“郭沫若先生写的《棠棣之花》、《虎符》等几个剧，都有很大影响。其中《屈原》
的影响最大。因为这几个剧都反映了人民团结抗战的愿望。”我又问：“西北师院
中有什么进步的戏剧活动吗？”焦先生说：“西北当局统治很严，一切进步活动都
是受压制的。”说到这儿，我们的话题便由文艺转向了政治。我问：“在政治协商
会议前后，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民主，反对战争。可政府首先打起了内战，破坏了
政协决议。不知道有没有和平的希望？”焦先生摇摇头说：“蒋先生这个人不仅不
能容纳共产党，连非嫡系的国民党人都不能容纳。现在和平是没有希望了，除非政
府军队在战场上失利。”焦先生这番明白深刻的见解和开诚相见的态度，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多年以后，我还清楚地记得这次谈话的内容。
五四话民主
1947年五四运动到来时，在地下党领导下，师大对个进步社团和国文。英语、
历史、地理四个学会，联合举行了五四纪念活动。我是“学习社”负责人，因此参
加了这次活动的筹备工作。我们决定，五四上午举行纪念会，邀请北大教授向达、
费青和本校教授黄国璋、李飞生等先生讲话。下午举行文艺座谈会，邀请北大教授
闻家驷、游国思和本校教授焦菊隐。叶鼎彝等先生讲话。我们邀请焦先生时，他不
仅欣然允诺，而且提醒我们说：“师大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你们要防备别人破坏。”
文艺座谈会是在师大附小礼堂举行的。会上有些反动学生企图捣乱，但由于是
各社团的同学充当了招待员，他们一面在门口、台前接待师长和同学，一面严密地
维持秩序，反动学生的企图始终没有得逞。会场气氛一直很紧张。闻家驷、游国恩
二位先生讲话以后，便是焦先生讲话。他说：“五四时代，要求民主和科学。刀年
过去了，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民主、没有科学的国家。很多人都曾希望科学救国。
但是，没有民主，科学也救不了国。我们今天的使命，首先是要争取民主。”接着
是叶鼎彝先生讲话，他说：“中国的民主运动没有成功，新文艺运动也不能算成功。
要想新文艺运动成功，首先要从事民主运动。五四运动时，青年是站在时代前端的。
今天还是青年站在时代前端。”几位教授的讲话，激起同学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这是进步教授第一次在师大公开讲演。这次五四纪念活动，大长了进步力量的士气，
被大家称为“师大的新五四”。
支持“复大”呼吁和平
1947年5月中旬，师大师生又一次展开了“复大”运动。“复大”就是要求恢复
师范大学的校名和建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将北平师范大学改称北平师范学
院。在1946。1947、1948这几年中，师大都有恢复师范大学名称的运动。此事关系
到广大同学的切身利益，因此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同学都一致要求“复大”。但有
些反动学生却是别有用心的z他们想借“复大”抵制整个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当
时，学校当局和教授、讲师也都支持“复大”，但态度也有左、中、右之分。
5月16日师大举行了全体同学大会。各系主任黎锦熙。黄国漳、焦菊隐、金树荣
等先生都先后在会上讲了话。焦先生在讲话中表示坚决支持同学们的行动，争取
“复大”运动的成功。金先生则是劝同学“冷静”，“不要采取过激行动”。5月1
9日，师大大多数同学为要求“复大”签名罢课，并准备全体赴南京请愿。
与此同时，师大的28个进步社团组成了反饥饿、反内战同学联合会。它们组织
发动同学，准备参加5月20日的全市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当天各个进步社团还分
头走访了教授，请他们对反饥饿反内战发表意见。当时在师大的教授中，表示支持
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只有焦菊隐、叶鼎彝、张云波、徐英超等几位先生。焦先
生说：“虽然内战打得很凶，使其停止已不可能，但我们还是应该反对内战呼吁和
平。这样至少可以让人们知道谁要打内战，谁要和平。”接着他又说：“物价飞涨，
民不聊生，根源就在于内战。要使老百姓不挨饿，只有停止内战，执行政协决议。”
当时我们把焦先生、叶先生。张先生、徐先生等几位教授的讲话，公布在师大民主
墙上。这对中间同学影响很大。因为他们相信教授的话。5月20日这天，师大有四百
多位同学参加了全市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比参加抗议美军暴行游行的人增加了
一倍。
“和平社团”的导师
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师大36个进步社团组成了“和平社团联合会”。学校当
局为了限制“和平社团”的活动，要求它聘请几位师长作导师。当时和平社团怕只
聘请进步教授学校当局通不过，所以，除聘请焦菊隐、叶鼎彝和张云波三位进步教
授外，又聘请了黄国博和陆懋德两位有声望的教授，还请了训导长和院长室秘书。
从此“和平社团”的活动便经常邀请这七位导师参加。其中焦、叶、张三位先生对
“和平社团”的各种活动支持最大。
1947年秋季，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
为了加紧对后方人民的镇压，9月底，国民党政府在北平进行户口大检查。他们逮捕
了燕京学生龚理康、清华学生陈彰远、北大学生力易周等人。10月初，他们又将北
大学生孟宪功和李恭贻逮捕。这时，师大特务学生也猖狂活动。他们以“突击社”
的名义贴出“第一号警告”，命令七位进步学生“停止政治活动”。同时，他们还
到处讲将要进行大逮捕。一时恐怖气氛笼罩了师大。这时师大地下党决定发动同学
反击迫害逆流。当时在进步同学中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该采取罢课行动，以抗
议非法捕人，保障人权；一种认为不要再搞运动，以免引起迫害。“和平社团”为
此走访了一些教授。其中有几位教授劝告同学们安心读书，避免发生意外事件。而
焦先生和叶先生则支持同学反对迫害。焦先生对我说：“如果你们能够采取罢课行
动，在困难的环境中，显示出团结的力量，学校当局是会有所顾忌的。”于是“和
平社团”就发起了签名罢课反对迫害的活动。450位同学签了名，并发表了义正辞严
的《致师长书》。签名的学生虽然没有超过全体同学的半数，但实际上形成了全校
停课。这次斗争，增强了进步同学之间的团结，给了特务学生一个有力的反击，冲
破了弥漫全校的恐怖气氛。
1947年11月6日，为了抗议国民党杀害浙大学生于子三的暴行，师大、北大、清
华等校同学一致罢课。这天，师大特务学生又勾结数十名中国大学特务学生，打进
师大学生自治会。他们抢夺罢课签名册，打伤自治会理事讲怀琅等人。为此“和平
社团”再次发动同学奋起反击。同学们把中大特务学生逐出校门。在这次斗争中我
身受重伤，被送进北大医院住院救治。第二天上午，焦菊隐、叶鼎彝和张云波三位
先生一起到医院看望我。焦先生说：“外校学生打进师大行凶，这是师大历史上没
有的事。我们准备一同去找训导长，要求学校当局保障同学们的人身安全。”三位
先生亲切嘱咐我安心养伤。并说，在医院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他们打电话。第
三天，温广汉训导长也到医院来慰问。他对我说：“学校已致函北平警备部，要求
彻查此事，保障学校今后安全。你在这里要安心治疗，医药费用由学校负责。”过
去师大抗暴运动和反内战运动中，都有学生受伤，学校当局从未有过什么表示。由
训导长代表学校当局，到医院来慰问受伤的进步学生，这还是第一次。经过这次反
迫害斗争，广大同学包括那些不问政治的中间同学都看清了国民党特务的卑鄙无耻。
从此国民党三青团的势力在校内完全孤立了。
在“四九”血案中
1947年秋季，师大文科大楼落成，被命名为“筱庄楼”。英语系集中在筱庄楼
三楼上。那时，焦先生为英语系买了八台美制的短波收音机，让同学们直接收听
“BBC’和“美国之音”的英语广播，以练习外语听力。收音机放在英语学会。民青
盟员刘致平、王爱苏等同学负责学会工作，掌管学会房门钥匙。当时我常和他们一
起利用这些短波收音机收听解放区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有时我还借钥匙单独去听。
我把解放军转入反攻、节节胜利的消息，以及其他重要新闻记录下来，写成传单，
给地下党员和民青、民联盟员传看。尽管我们在收听广播时紧锁房门，把收音机音
量拧得很小，可还是让特务学生知道了。一天焦先生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说：“人
家告到校长那儿去了，说你们在英语学会收听解放区的广播。校长特别找我谈了这
件事。听解放区的广播，我当然不反对，但你们要特别当心，他们是不会只向校长
一人告状的。”听了焦先生的警告，我们就不在白天收听解放区广播了，等到晚上
同学们就寝后才去听。但最后还是让特务学生发现了。这件事就成了师大特务学生
抄“电台”、打砸英语系、制造“四九”血案的伏因。
1948年3月底，国民党政府在召开“行宪国大”、演出“选举总统”丑剧的同时，
查禁了“华北学联”。师大和平津八个大专院校一起，为保卫学联自4月3日起开始
罢课。4月6一日，各大学的讲师、助教、工友为了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纷纷罢教、罢
工。4月8日，北平警备司令部传讯北大学生自治会12位同学未能得逞。4月9日，夜
里零点30分，大批国民党特务闯进师大，在南部斋宿舍毒打、逮捕了学生自治会理
事姚炯等八位同学。同时，将设在筱庄楼的学生自治会办公室、行知图书室、历史
学会、教育学会、英语学会及英语系所有教室全部捣毁；并把英语学会的两架收音
机抢去。其余的也全部被他们砸毁，这就是震惊平津的师大“四九”血案。
血案发生后，师大学生自治会与“和平社团”立即动员组织同学，守卫学校，
赶写抗议快报和壁报，并联络北大、清华等校一致采取抗议行动；同时，还通知师
大学校当局和各系主任及知名教授，尽快到校商讨对策，营救被捕同学。
当时我正担任学生自治会理事，我们几位理事分头和熟识的师长联系。我们知
道焦先生有夜里写作的习惯，便立即往他家中打电话，把英语系被砸及八位同学被
捕的情况告诉了他。焦先生说：“告诉温训导长了吗？”我说：“已由住在二院的
自治会理事去通知他了。”温训导长是学校当局的实权人物，当时住在师大二院宿
舍。焦先生又问：“告诉黎先生了吗？”我说：“不知道黎先生家里的电话。”焦
先生说：“黎先生是代院长，一定要快些告诉黎先生。”当时袁敦礼院长去南京参
加“国大”，黎锦熙先生代行院长职务。我说：“黎先生家远，夜里戒严过不去呀！”
焦先生沉吟了一下说：“天亮时我去找黎先生一同到学校吧。”
天刚亮，焦先生和黎先生就一起到校了。我陪着他们先去南部斋看了被捕同学
的宿舍。宿舍的床上、地上、墙壁上，以及特务们行凶用的狼牙棒上，都溅上了同
学们的鲜血。两位先生见此状禁不住都流下了眼泪。我对两位先生说：“学生自治
会决定无限期罢课，抗议特务暴行。营救被捕同学的事就得靠各位师长了。”焦先
生对黎先生说：“是否召开教授会共同商议营救办法？”黎先生说：“好的，我还
要找温先生，请他出面和当局交涉。”接着我又陪着两位先生到彼庄楼察看被抄砸
的现场。两位先生越看越气愤。黎先生说：“把高等学府砸成这样子，真是中国教
育界的耻辱。”焦先生说：“两年心血毁于一旦了。”两位先生随即去找温训导长
商议。这时体育系主任徐英超、数学系主任傅种荪、地理系主任黄国漳、化学系主
任鲁宝重、历史系主任李飞生等先生，以及张云波、陆懋德、陈兆蘅、李长之等诸
位教授也陆续到校。他们察看着现场，边走边斥责特务们的暴行，并商议营救被捕
同学的办法。
当天上午，师大百余名学生开完控诉大会，即奔赴国民党北平行辕请愿。北大、
清华、燕京、朝阳、铁院、艺青等大专院校的同学也都先后赶到行辕。一时新华门
前形成了六千余人的示威请愿队伍。“华北学联”提出立即释放师大被捕同学。停
止传讯北大12名同学等六项要求，并推派代表进入行辕请愿。下午五时，师大四十
余名教授，由各系主任带领，前来行辕请愿。黄国璋先生代表全体教授在大会上讲
话，他说：“我们全体教授决议，从今天起无限期罢教，被劫学生不安全脱险，我
们就誓不复教。”教授们的这一举动，给了同学们极大鼓舞。这时，温训导长会同
北大训导长贺麟、秘书长郑天挺，清华代校长叶企孙、训导长褚士荃，燕大文学院
长梅贻宝等人也来到行辕。他们与行辕参谋长徐启明进行了交涉。各大学师生及各
校当局的一致行动，迫使行辕及北平警备司令部答应了同学们的要求。他们当天释
放了师大八位被捕同学，并撤销了对北大12位同学的传讯。这次请愿成功了。
八位同学虽被救回，但其中有四位同学身受重伤。受伤较轻的同学也都满身伤
痕。师大学生自治会决定继续罢课，并要求当局严惩打人凶手，赔偿损失，保证不
再发生同类事件。4月10日，焦先生一到校，我就将同学们的要求告诉他。焦先生说：
“同学们的要求和教授的意见是一致的。黎先生不大过问校事，更不愿参与政治事
件，可昨天也很气愤。黎先生德高望重，一说开教授会，教授们都来了，会上张云
波先生报告了血案经过，我报告了英语系遭破坏的情形，大家听了很气愤，因为救
人要紧，所以先去行辕请愿。今天还要开教授会，讨论赔偿损失、保证安全问题。
虽说要求政府惩办凶手是做不到的，但我们还是要提，这可以给特务一个打击。”
焦先生又说：“昨天有人散布谣言，说在英语系抄了共产党电台。我在教授会上说，
英语系的收音机，是为学生收听英语广播用的。有人说它是共产党的电台，这纯属
故意栽赃！现在有的被砸坏，有的被抢去了。当局要将抄去的收音机原物送还，看
看是不是电
解放后，我们在国民党特务杨为样的交待材料中看到，在谈到“四九”血案时，
他们说的就是到师大英语系去抄共产党电台。可见当时国民党特务真的以为英语系
有共产党电台。他们是把我们收听解放区广播的声音当作电台发报声了。焦先生对
我们收听解放区广播的事很清楚，但他不仅平时尽力掩护，就是在特务扣上有共产
党电台的罪名时，也毫不犹豫地予以驳斥。这在当时是要有很大勇气的。对于这次
血案，由于广大同学和教授们坚持惩凶、赔偿、保证安全三项要求，罢课罢教一直
持续到4月下旬。此间，教授会曾连续四次发表宣言。国民党北平市长何思源和警备
司令陈继承最后不得不联合备函表示：“职司治安，疏于防范，公私交责，愧憾何
似。饬属严究肇事责任，依法惩办。亲往贵院探视慰问。至于贵院此次所有损失，
当负责妥为弥补。”至此这次反迫害运动胜利结束了。
依依惜别
1948年暑假到来了，48届同学即将毕业离校。当时，讲师助教中的进步力量比
较薄弱，所以师大地下党希望能够留下几位学业优秀、思想又进步的学生做助教。
在英语系毕业生中，董桂技思想进步，学业也较优秀。于是我便去找焦先生
“说情”，请他把董桂校留作英语系助教。我和焦先生虽然已经很熟，但我们毕竟
是师生关系，这事不好谈起。尽管焦先生一直支持学运，但我还不能说明这是地下
党的意见，也不能说是学生自治会的意见，说是董桂技自己的意思也不好。想来想
去，我还是从“四九”血案说起。在“四九”血案中，学生自治会发表的《告世界
人士书》是由董桂枝译成英文发给各国通讯社的。这时，我们正好接到留美校友会
的英文来电，我就拿出这封来电给焦先生看，并告诉焦先生《告世界人士书》是董
桂枝译成英文的。我说：“董桂枝一毕业，可没有人再给翻译这样的东西了。焦先
生您能不能留下董桂技在英语系作助教呀？”焦先生好像早已猜透了我的心思，微
笑着说：“有的先生已提了别的学生。我可以推荐董桂技作助教。虽说董桂枝的学
业成绩不是最好的，可是从系里今后的工作考虑，我愿意留下董桂枝。”随后，焦
先生低声对我说：“最近周扬给我捎信来，约我去解放区。我已决定去了，只是我
的老母亲年纪大了，需要安置一下。不过时间不会太久，我可能放了暑假就走。”
在和焦先生接触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从未向焦先生透露过我和地下党的关系。但焦
先生肯定已猜到，所以坦率地告诉了他要去解放区的消息。我是不愿焦先生离开学
校的。因为叶鼎彝先生已经在1947年底去解放区了。除了叶先生，焦先生是师大支
持学运最有力的教授。可是，周扬约焦先生去解放区一定是有重要原因。我只好对
焦先生说：“您一直支持同学们的进步活动，我们当然不愿意您走。可这里环境越
来越危险，您去解放区也好。”焦先生说：“我在学校里虽然发表过一些言论，可
特务抓不住我什么。这一年我在北平艺术馆排了《夜店》、《桃花扇》等剧，跟国
民党搞的‘勘乱’戏唱了对台。可现在艺术馆的活动也已停止了。所以我在北平呆
下去，还不会有什么危险。周扬约我去解放区，我想是有更深的用意，不只是为个
人安全。”焦先生说到这里，我想从哪方面都该支持焦先生去解放区，便说：“恐
怕不能给您送行了。您路上多加小心。将来等您和解放军一起进城时，我们去热烈
欢迎。”焦先生笑着伸出手来和我紧握，最后又嘱咐我说：“你们在这里的斗争一
定要特别谨慎。”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突然在全国各地统一行动，传讯学运骨干。当天，
北平“特刑庭”发出拘传票250张，并在报上公布所谓“各院校之共匪职业学生名单”，
师大有35名学生，我也在其中。当时，地下党组织一面发动同学进行反逮捕斗争，
一面将上了名单的党员、盟员和进步群众掩护撤往解放区。我按照地下党指示，经
天津去泊头镇。我当时正患肺结核，再加上一路颠簸，不断咯血，到泊头镇华北局
城工部后，即去小庞庄养病。一天，城工部的林凌同志来看我，告诉我说：“焦先
生路过泊头镇前往石家庄了。他在泊头时还打听你的消息。我告诉他你在乡下养病。
他叫我给你带个好。”
故都重逢
北平解放后，我到崇文区委工作。焦先生曾一度担任师大文学院院长。后来到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副院长。我们的工作岗位不同，所以见面的机会不多，但人艺
每次排演新剧，焦先生总要给我送票。有时还约我星期天到他家里吃便饭。那时焦
先生住在演乐胡同一个小院里，我们常常边吃边谈，每当回忆起在师大的战斗岁月
时，焦先生都鼓励我把师大的学运历史写成剧本。焦先生还常和我谈他们排戏的情
况。他曾谈到怎样在龙须沟体验生活；谈到排《万水千山》时，萧华将军怎样给演
员介绍长征情况；他还谈到排《蔡文姬》时，郭老流着泪说“蔡文姬就是我”；谈
到排《关汉卿》时，周总理指示“要搞得火爆一些”，等等。1957年前，焦先生总
是兴高采烈谈笑风生。他一心想把北京人艺搞成中国的莫斯科艺术剧院。1957年以
后，焦先生常常愁容满面。只有一次，他特别高兴，是他参加广州会议回来后不久，
人好像一下年轻了许多。他爽朗地笑着对我说：“这下可好了，周总理和陈毅同志
都讲了，要给知识分子摘帽加冕。”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焦先生就遭到批斗。当时我还没有失去自由，曾去干
面胡同焦先生住的小院去探视，但按了几次门铃无人应声。1966年底，我又一次探
视，我想即使焦先生不在，家属也会知道他的消息。那天，天空阴沉沉的，雪花飘
飘落落。我叫了几次门都无人应声。我不禁想起“程门立雪”的故事。现在我是立
雪无门了。后来，我也被当作“叛徒特务”揪了出来。直到1975年焦先生含冤去世，
我再也没有见到他。1979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举行焦先生追悼会时曾经通知我，可
我当时因“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病体难支，未能前去。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写
了一首挽诗送去。现在我把我这首小诗抄在这里，以示对先生的怀念：
尝忆筱庄风雨时，每闻慷慨激扬辞。
十年演乐千杯话，一曲龙须万户诗。
鬼蜮含沙遗恨事，无门立雪满悲思。
故园又见芳华茂，何处重寻傲干姿。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29辑，1986年出版）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扫校
下一篇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