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节：卷一·文人德行(23)

　　刘半农与钱玄同私交甚好。有一次，钱玄同和他开玩笑说：“你为什么叫半
农呢？”刘半农的回答也十分有趣，他说：“我从事笔耕，难道不是半农？我父
辈、祖辈都是耕地的，我号‘半农’，一可以表明身份，二可以不忘历史。”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当校长以前，开校务会议时，多半讲英语，特别是预科教
务会议，全部讲英语。不懂英语的中国教授只好像聋子一样坐在那里，真是痛苦
万分。蔡元培到北大后，特别提议，开校务会议发言一律改用国语。外国教授起
来反对，他们用英语表示：“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元培针锋相对，回答说：
“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说中国话！”
外国教授哑口无言。从那时起，北大开会发言，一律讲国语，不再讲英语。

　　黄侃在暨南大学任教时，暨大师生人人都须佩戴一枚徽章，独黄侃不肯佩戴。
他第一次去上课，被门卫拦住，因为他没有徽章。他说：“我是黄侃！”门卫只
管说：“你应该有徽章！”黄侃说：“我就是不爱佩戴那个东西，你不给我进去，
我就不进去！”说完掉头就走。最终他成了唯一一个不佩戴徽章而进出校门的人。

　　1922年3 月4 日，梁启超应北京大学哲学社邀请，到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作演
讲，题为《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了扩大影响，梁启超事前在报纸
上登了一则启事，大意是说，凡是想前往听演讲的当备该书一册，消息一出，商
务印书馆所存该书销售一空，向各分馆求援仍然供不应求。第二天，胡适也来到
会场听讲。演讲最后，梁启超总结性地说：“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
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
宇宙观人生观方面，十有九很浅薄或谬误。”讲到这里，梁启超转过头来对胡适
说：“适之，你说是不是这样，我没有造谣吧？”会场里哄堂大笑。

　　潘光旦是家谱学的权威，孔祥熙曾经托人到他那里说情，请他证明自己是孔
子的后代。潘光旦一口拒绝说：“山西没有一家是孔仲尼后人。”弄得来人十分
尴尬。

　　一脸严肃的著名评论家雷达，其实在他眼镜背后藏着一张活泼、顽皮、不谙
世事的脸。当有文学青年称他为“雷老”时，正向古稀之年迈进的雷达连忙警觉
起来：“我有这么老吗？”又有人称其为“雷公”，他听了后连忙摆手，这种称
呼太难听了。更多的年轻作家叫他为“雷老师”，他摇头：“我什么时候教过你
呀？”从甘肃来的一位年轻小说家，干脆呼他为“雷大师”，这时雷达显出了
“雷公”本色，“季羡林刚抛到窗外的帽子，你怎么可以捡起来给我戴！”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中学毕业的梁漱溟想到北大当个旁听生，于是怀揣着
他刚写的论文《穷元决疑论》拜访蔡元培，不料蔡大为赞赏，当场邀请梁漱溟当
教授，讲授“印度哲学”。

　　1919年4 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大学本科教务处成立纪事》：
“理科学长秦汾君因已被任为教育部司长，故辞去代理学长之职。适文科学长陈
独秀君亦因事请假南归。校长特于本月八日召集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及政治经
济门主任会议。……由各主任投票公推教务长一人，投票之结果，马寅初君得四
票，俞同奎君得三票。马君当选为教务长。唯马君现奔丧南归，未到校以前由俞
君代行职务。”

　　所谓陈独秀因事请假南归，其实是蔡元培等人的善意谎言，他们所要掩盖的
恰恰是奔丧南归的马寅初被选举为教务长、并没有南归的陈独秀被变相免职的暗
箱操作。次日，汤尔和在日记中留下了陈独秀没有离开北京的确凿证据：“五时
后回寓，……途中遇仲甫，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亦可哂已。”

　　关于陈独秀的被变相免职及离开北大，胡适在1935年12月23日致汤尔和信中
评论说：“此夜之会，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
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
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
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
默、寅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
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
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可惜先生不曾详记，但有月日可考，亦是史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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