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节：我们的“布头”爸爸-采访董必武的子女(8)

　　当时，父亲和母亲的卧室在二进院北屋的西头，窗户正对着戚本禹住的院子。
对于“文革”种种现象的不理解，对于弟弟良翮在“文革”中不明原因被囚禁，
父母的心情很压抑。两位老人睡觉又少，如果晚上能够谈谈也好，但现在不行了，
隔墙有耳。对二老来说，这种压抑在国统区尝到过，没有想到，１９６７年他们
在中南海又处在这样的境地！

　　当时，我家的乒乓球室设在东墙外的一个车库里。父亲打完球，常常从球室
那扇大门走向中南海散步。距球室东侧三四米远的一个院子里住着陈伯达的保姆。
“文革”开始不久，有人硬是把父亲经常进出的那扇大门用木板交叉钉死了。事
前没有和父亲商量一下，甚至没有通知一声。据说为了安全、保密。就在这样的
环境里，父亲和母亲商议要搬出中南海。

　　１９６８年初春，我们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记得一天晚饭后，父亲
站在院子里，舒畅地伸了一个“懒腰”，然后笑着对我说：“良翚，我们可以上
街走走了吧，还是外面的空气自由啊！”我能体会到他当时说这番话的心情。

　　记者：在对待子女恋爱婚姻问题上，往往能显示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处世方
法甚至等级观念。据说您的婚姻当时遭到双方家长的反对。董老是什么态度？

　　董良翚：在我的婚姻方面，只有我父亲没有干涉。当时我的婚姻双方家长都
不看好，因为我比我先生大两岁。我们的认识很有意思，当时我们俩都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预科班的新生，新生报到点名时，指导员按照名
单挨个念，他的名字叫张力理，因为没有看见那几个字的具体写法，单从发音上，
特别像一个女孩的名字，念到这个名字时，站起来的竟是一个男孩，我们女生顿
时哄堂大笑，我当然也不例外。可是，那个眉清目秀的大眼睛男孩给我留下了清
晰的印象。

　　因为我们都是从北京来的学生，所以共同的话题较多。每次寒暑假回京、返
校，我们都相约一起，为的是互相有个照应。

　　真正开始彼此有感觉应该是在我弃理从文，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以后，他
的专业也从西安校址改到了重庆，我们只能通过书信交流。没有了天天见面，才
有了日夜想念。我比我先生大，最初我是把他当成弟弟来呵护、照顾，时间长了，
我才发现自己对他的感情已经不那么单纯。

　　可是我们的婚姻却遭到了双方家长的反对。他母亲认为我年纪大些，个性也
强，害怕自己儿子将来吃亏。我妈妈也同样认为妻子比丈夫大不是一件太正常的
事，倒是父亲开明，他用婚姻、恋爱自由的理论最终说服了妈妈。我婆婆后来也
勉强同意我们结合。在漫长的婚姻生活里，我和先生有过口角之争，但不多。话
说回来，我年龄比他大，我不让他，谁让他？所以，在恋爱婚姻方面，父亲讲得
很少，基本不干涉，好像没怎么谈过你应该找个什么样的。他对我讲的就是首先
身体要好，再就是志同道合，只有这样，你们才能长久地在一起。

　　记者：您的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现在觉得我要做的事情多得很。父亲留
给我们的财富，应该好好整理。这些财富既是属于我的，又不属于我。”在人生
经历中，每个人都遇到一些重要的选择，董老的观念在您的人生选择上起到了什
么影响？

　　董良翚：我父亲经常要求我们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们觉得只要你老老
实实做人，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学什么他们都不反对。很多人都认为我后来
改学中文是父亲的意思，其实是我自己的选择。后来我到了外文局管辖的《中国
文学》杂志社，在那里工作了２０多年，从一个普通的编辑记者成长为这个社的
主要领导。因为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我终于感觉出了枯燥。于是，有朋友穿针
引线，１９９１年，我调到了中国文联。这一干又是１２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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