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自然陷坑

    干脆就把“丁、陈反党集团”定成铁案，别搞什么“重审”，其实倒是件大功
德，至少可挽救相当一批人，也省了把很多人牵进来共演一台翻滚大戏。可是，故
事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推进展现的，这才使人眼花缘乱，生动有趣。
    我隔在军队创作室的小小一隅，本与以丁、陈为中心的大舞台不相干的。尽管
“重审”之风强劲，连周扬也承认1955年“斗争过火”了。可我们创作室没有谁对
此热心，大耳胡同15号三个人，都在埋头于自己的作品：胡可正围着戎冠秀酝酿构
思，杜烽在忙于为剧本《英雄万岁》煞尾，我呢，沉在农业合作化的故事中大绞脑
汁。搞创作的人经常挨的批评是“不问政治”，大家都不愿惹是生非。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还是来敲门了。头一桩，联大同学李兴
华（时任《文艺学习》的编辑）打来电话说，陈企霞被关一年多，新近放了出来，
因扣发工资，家属无措，搞得十分狼狈，快下雪了，连件过冬的衣服都没有。你是
联大同学中出过书的，能不能把稿费分一点出来，给老师解决件大衣？我想，恩师
有难，同学高义，自己确有稿酬，给件大衣又扯不上是政治问题，干吗推呢？便问
需要多少。答曰二三百吧。我让他派个人来，取走了三百元人民币。
    刚进人小说，又来了其二，还是为钱。这回是联大女同学，在文学系时是我的
学习小组长，为我一向崇敬的。她进门就说，陈企霞苦死了，简直家翻宅乱，鬼哭
狼嚎，已到了过完今日不知明日的光景，要我立即“周济”几百元。这次，我犯了
一点嚼咕。我是个怪吝人物，对自己也很苛苦，刚出了三百元，怎的这么快就“苦
死了”？而终竟使我担心的，还是怕“翻案不成”，被扯进什么“集团”里去。过
去的“运动”已有过不少实例。于是便犹豫说：钱呢，可以给，但须向我的支部汇
报一下，看看组织的态度，以便将来发生什么变化，大家说不清楚。
    这个女同学一听就变脸了，很愤慨地责我“忘恩负义”，颇说了一些难听的话。
我很尴尬，仿佛真的“忘恩”了。但她还是给我找了个台阶下，变通说：“这样吧，
你把钱借给我，与陈企霞无关！我总没有反党吧？你也用不着去支部汇报了。”
    巧的是我刚刚得到一笔稿酬，四百元，还未及存入银行。她拉开抽屉，一把全
抓走了，出门时还特别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陈企霞你是知道的，若知道钱
是同学给的，他会退回来。”我向来做人可靠，点头保证。
    这两笔钱，后来都判了“资敌”的罪名。什么是“资敌”？现在的年轻人已很
生疏了。当年在抗日根据地里，谁若把根据地出产的棉花、粮食等贵重物资弄到敌
区去卖，一旦抓获，往往判为奸商，要枪毙的，罪名便是‘“资敌”。
    真正决定我命运的是1956年年底。创作室文书夏信荣亲自登门，送给我一个大
信封。信封卜盖着十分显眼的“绝密”大红戳，背后粘着三联单式收条，收条号码
是“1266”，打的日期是“1956年12月正日”，小夏让我在三联单上签字，然后撕
下两条，留下一条，走了。
    我回到屋中，小心地打开信封，里面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寄给我的信，字迹很
清秀，像是女同志所写。信末盖有“中国作家协会代”字章，还附着打印好的文件，
都是丁玲写的：一、《我的检讨》；二、《给中宣部党委的信·重大事实的辩正》；
三、《辩止材料的补充》。总计约有三万字。
    我必须把党组这封信抄在下面，虽说破坏了讲故事的风格，为真确计，也顾不
得了。徐光耀同志：
    去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所揭发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的问
题及事实，经中宣部党委指示，目前正进行调查对证。关于丁玲同志的历史问题，
现已审查清楚，除她过去所交代的问题外，没有发现新的问题。现有几个有关丁玲
同志的问题，请你协助提供材料，问题如下：
    （一）有人说，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对这一
问题，你是否能提供出具体情况，如系何人说，何人传，你和其他学员对这结果是
如何理解的？说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这是否就是说在学员心目中，只知有丁玲，
不知有党？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你和其他学员当时对她的看法怎
样？
    

    （二）有人说丁玲散布过“一本书主义”、提倡骄傲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
想，你是否听到过？你和你所熟悉的学员和其他同志是否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你
对此问题的看法如何？又，丁玲曾在某个会上提出你的《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
只低一点，她是在哪个会上谈的，什么情况下怎么说的？她是否在鼓励你的骄傲情
绪？对你有何影响？此外，有人说，丁玲从苏联回来后曾对你说人要写出一个作品
来才行，她的意思是否向你宣传“一本书主义”？她当时怎样谈的？你当时的理解
和现在的看法如何？
    （三）有人说，丁玲在文研所宣传和培养个人崇拜，张凤珠也在学员中散布了
一些助长个人崇拜及有碍团结的言论，你是否知道这些情况？请提供详细材料。
    （四）有人说，文研所在丁玲的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
去，你是否也有此感觉，能否提供具体事实？你的看法怎样？
    （五）中宣部讨论停办文研所时，据你所知文研所派了哪两个学员列席了中宣
部的会议？由谁派的？如何布置的？关于这一问题，在当时学员中有些什么反响？
你是否听丁玲同志在学员中散布过不满中宣部的言论？
    （四）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丁玲曾给你一些什么不好的影响？
你对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一问题的看法如何？
    附上丁玲同志的辩正材料及检讨各一份，请你看后提出具体意见或看法。
    上述问题，务请于12月7日前以书面材料交给我们为感。
    作协党组（盖章）
    11月30日
    看完信，首先涌上头脑的有三条：一、作协党组以“绝密”方式向一个党员调
查材料，说明事关重大，未可等闲对待；二、信上屡称“丁玲同志”且说历史问题
没新发现，看来“反党”定性或许有变；三、问题提得十分具体，说明“查对”得
认真而且仔细，很像要实事求是。于是心上欢喜，以为老八路作风又回来了，党毕
竟伟大、英明、正确啊！
    从信中的问题反观，丁玲之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罪行大体是这些：把持文
研所，不要党的领导，学员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宣传“一本书主义”，提倡骄
傲；散布对中宣部不满的言论，等等。问题都与文研所紧密相关，是否还有其他，
可就不知道了。这是谁“发现”和“揭发”了这些罪状的呢？我怎么就不觉得？—
—咳，管他！还是写回信要紧。
    由于来信严肃认真，我也给自己定个规矩：一定要用党性顶住心上的欢喜，只
当丁玲仍是反党小集团头目，所述事实，必须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严防把偏私情
绪带进去。决心既下，立马停了长篇，查日记，翻笔记，忆交往，对事实，两天准
备，一天起草，快速把复信写成。自己读了两遍，犹恐不够完备，便悄悄拿给住在
北屋的党小组长胡可，请他挑挑纸漏。胡可一向谨慎正派，活泼温文，很容易亲近。
他读完，说“看不出有什么不妥”，却又握住双拳做个对撞手势，“只是还缺点这
个。”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嫌不够有力和尖锐，应该更带劲些才好。回到我屋，便
又在信末的“意见”部分加了个第五条——胡可若看到这里，或许会苦笑吧？他怎
能想到，那个挺俏皮的对撞手势，竟是在给我的“反党”加油呢。
    第二天，誊正抄清，恭谨封严，派一个共产党员直送作协党组，嘱他也要取收
条回来。
    在此，我对读者提个小小的请求，求你无妨带着“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从
中找一找“反党”成分或因素。如此，则益莫大焉。下面便是这封回信作家协会党
组：
    我本月8号晚上才收到你们的来信，所以这份材料没有办法在7号以前送给你们
了。
    接信后，我用了两天的时间翻查了我从1950——1953年的全部日记，也翻读了
我在文研所时的听课记录，联系它们，又把我和丁玲的接触作了一番回忆。现在，
我便根据这些来回答你们的问题。
    （一）关于“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问题。
    1．有过这样一个事实，1950年9月3O日，我初由天津来北京，遇到陈森同志，
他告诉我文研所的创办原由， 大意说：（1）解放不久，毛主席找了丁玲去谈话，
问她是愿意做官呢，还是愿意继续当一个作家。丁回答说“愿意为培养新的文艺青
年尽些力量”。毛主席听了连说“很好，很好”，很鼓励了她一番。所以，丁玲对
这次文研所的创办， 是有很大的决。心和热情的；（2）文研所的创办，与苏联友
人的重视也有关系。苏联的一位青年作家（可能即龚察尔，记不大清了），一到北
京便找文学学校， 听说没有，表示很失望；（3）少奇同志去苏联时，斯大林曾问
过他，中国有没有培养诗人的学校？以上两项，也对文研所的创办，起了促进作用。
    这就是我听到的关于文研所创办的传说，以后，我再没有机会听到谈这个问题
了。
    我当时的看法是： 文研所是党办的， 这没有疑问（当时也流传这样的说法：
“文研所是文艺党校。”）。丁玲在里面起了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也觉得没
有疑问，因为是党委托了她来办文研所。文研所的创办，体现了党对青年写作者的
关怀，这关怀又具体表现在丁玲对这事的热情和积极性上。
    2．以我看来， 说“当时学员们心目中，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完全不合
乎事实。第一，丁玲在学员中确实有很大威望，这威望的形成有很多原因，原因之
一，便是她是党员作家，而一部分人由于她是党员而寄予很大信任，是很自然的事
情。第二，文研所的日常工作，很多具体领导，丁玲插手并不多，大部分是田间、
康灌等同志直接做的。支部的活动从头到尾一直没有停止过，很多次思想斗争、政
治运动，以至最后的整党，都是支部直接领导的，这些工作都进行得相当成功。第
三，党员对文研所的指责和意见，也大都是经过支部提上去的，党的活动经常影响
着学员们的学习、生活和思想。怎么能说不知有党呢？就我知道的，学员中一半以
上是党员，且大部分党龄很长，说这些人“不知有党”，也太把我们的觉悟水平低
估了。第四，文研所的教学方针、计划、人员组成等重大事项，我们都听说过是经
中宣部讨论研究后批准的。不曾感到过丁玲想把党的影响掩盖起来。
    3．至于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我认为是很大的，她差不多获得了普遍的爱戴。
人们对她的印象主要是，她很了解创作，很能知道人，对青年很热情，也很关心。
而且，她还给我以热爱党和热爱新社会的印象。她曾多次为解放区文艺——工农兵
文艺做过辩护，特别在它们遭到攻击的时候。
    （二）关于“一本书主义”和提倡骄傲等问题。
    1．据我所知， 丁玲是再三再四反对过骄傲的。开学之初，她就批评过一些学
员们看不起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倾向。后来，又有人看不起解放区的作品，不看新出
版的文章，她都联系着骄傲，进行过批评。在文研所末期，她曾两次严厉批评过我
的骄傲，这是曾造成我在一个时期内怕看见她的原因。所以，反对骄傲，提倡虚心
学习，是她给我的突出的印象之一。这一点，恐怕文研所的学员都可以作证的。
    2．“一本书主义”这个词戴在丁玲头上，我现在认为是不妥当的。她说过恍。
隐可以这样联系的一类的话，如她说：写一本书出来，应该让读者读了有所收获，
长久不忘，要有作者自己的心血、自己的发现在里面，要有站得起来的人物，等等。
我以为她是在提倡注意质量，反对粗制滥造。这话至今看来，也没有什么错。
    至于来信中提到的她向我说过“要写出一本作品来才行”的话，可能指的是这
件事实：丁玲和曹禺预备去苏联参加对果戈理的纪念，在动身的前一天，即1952年
2月26日， 丁玲叫了我去帮她买些礼品，在她家里，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
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那是赶对劲儿，人家让你去的。其实，作家
出国，只有几个作家注意；学生出国，也只有几个学生注意，别人是并不注意的。
所以说，真正的为人民所景仰，永远记在心上，还是得有几本作品留给人民，留给
后人。”这段话是我自苏联回来三个月时对我说的，我以为她是在暗示我，出国也
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骄傲。
    3．也有过这样一件事实：1950年11月9号，文研所开全体会，宣布1951年第一
季的学习计划，丁玲在会上的确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总觉得中国作品太少，但
真的少吗？文艺杂志有几十种，没有人能全部看得过来。然而，没有像这样的作品，
像我们读了《水浒》，就想去跟人说李逵怎样，武松怎样；看了《红楼梦》，大家
就吵架，你爱黛玉了，我爱湘云了。可看了我们的作品呢，常常说，生活丰富，语
言很好，但不久，便忘记了。前几天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演，吹牛说：《平原烈火》
比起《日日夜夜》来只差了一点点，那就是人物，周铁汉还有点概念化。我们说作
品少，主要是人物概念。然而，我们每人都想出几本好书，可是这是不能着急的，
你们都还十分年轻，哪有这样快呢？……”如果把“《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
只差了一点点”这句话单摘出来，是有问题的，但上下联系起来看，说她是在鼓励
我骄傲，便显得牵强了，而就在这同一次讲话里，她就说过：“我们是个长途竞赛，
我们才从起点上跑起，以后的路子还长，有成就的就不能骄傲，大家也不要害怕他，
应该有什么就说什么。书出来了，是人民的，不是你的。人民是应该批评也能够批
评的，不让人家批评，就是守财奴，那你当打字员去好了……”
    以上便是她说的话的真相。它是有可能被误解的。我在中宣部召开的党员大会
上的发言，也曾指责过“一本书主义”，然而那是在一种空气、一种压力下未经认
真思考说出来的，它只是说明了我思想上的一种错误，我为那样的话感到惭愧。
    （三）我没有觉得丁玲在文研所中宣传和培养过个人崇拜。我是对她崇拜过的，
但我觉得这并非由于她的培养，问题是在我自己。还应该说一句，我曾崇拜过很多
人，连长、团长、兵团司令，一直到我们党的很多领袖，我都崇拜过，但同样不能
说是他们培养了我的个人崇拜。
    张凤珠散布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和她没有接触过。
    （四）文研所“在丁玲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的感
觉，我是没有的。康濯、田间和其他很多同志都做了很多工作，那时，我倒觉得丁
玲对文研所干涉得太少，我倒是常常盼望她多到所内做些工作的。当然，如果康、
田等人都给丁玲把持住了，她是通过他们不要党的领导的，我便不清楚了。但我细
细想来，觉得并不是那样。
    （五）中宣部讨论停办文研所的事，我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
    （六）丁玲给我的不好影响，我想有：（1）她捧过《平原烈火》；（2）她偏
爱过我（让我给她买出国礼品，让我到她家陪爱伦堡、聂鲁达、刘芭等人吃饭等）。
这些，会促使我骄傲的。但，在我心中更多的响着的，是她那“不要骄傲，不要骄
傲”的话。
    最后，我想说一说自丁、陈事件以来我的一些想法和一些意见，请做参考。
    1．我觉得， 丁玲假如没有其他政治问题，只有思想和作风等方面的错误，则
她仍不失为我党优秀的作家，她在宣传、坚持和保卫工农兵文艺方向上是有功绩的，
对培养文艺青年也做过很多工作（在这次丁、陈事件的揭发过程中，这一点也反映
得很突出），她对党、对新中国有着真实的感情，在创作上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
的。如果但有一线希望，我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本着“八大”的精神，用珍惜的
态度，澄清她的问题，并采取措施消除这件事所引起的消极影响，这对党是会有利
的。
    2．假如在丁、 陈事件的揭发处理过程中，有着过火或失当的地方，我希望作
协党组能记取这样一个教训：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压力，防止造
成那么一种空气，即没有人敢讲反对的意见。因为，无论怎么说，这对事情的解决
是没有好处的。有许多年轻、幼稚、缺乏斗争经验的同志，在这种气压下，常会说
出一些不够认真的话来。我自己在中宣部那次大会上的发言，便有过这种情形。这
很可能只助长问题的更复杂、更混乱，而不能充分反映事件的真相。这对党不利是
不待说的了，即使对这些年轻的同志说来，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心情会容易轻松得
下来的吗？这些同志自应进行他自己的检讨，而党组也应预先便考虑到那可能是痛
心的后果的。当然，假定有人故意说谎，向党骗取信任，则应给予必要的谴责。
    3．即使丁玲很多地方都错了， 我以为单就她对培养青年作家的热情和努力来
说，也值得我们党的作家和前辈作家们学习。一切党的作家，都应该像她那样跟青
年写作者们有那么密切的联系，从党同群众的联系的观点来看，也应该是这样的。
    4、 对文研所创办几年来的功和过，应该有个恰当的估价。自丁、陈事件揭发
以来，在许多会上的报告、讲话和发言中，有把文研所全部否定的倾向，好像文研
所只是培养了“一本书主义”，提倡了骄傲，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它是否有成功
的或对了的地方，一字不提。这不但是不合乎事实和不公平的，而且使几十个在那
儿学习过的青年们，也无形中一齐给背上了包袱，使他们常常感到困惑，甚至羞于
承认在文研所学习过；也影响到一些组织上对他们的看法。我以为，这也是个不能
轻视的问题，那一些过于片面的说法，应当加以纠正。
    5．我对你们这次给我的来信， 有一种在态度上不够全面和不够容观的感觉。
上面只是问我受了“一本书主义”什么影响，某件事是否即鼓励我的骄傲，丁玲给
过我“一些什么不好的影响”，却没有向我要对这些问题的反证，也没有问我受过
她一些什么好的影响。这使我有些担心，这样的调查问题会不会得到完全公平的结
果。
    意见是否有错了的，望给我以批评教正。
    此致
    敬礼！
　　　　　　　　　　　　　　　　　　　　　 徐光耀 
   　　　　　　　　　　　　　　　　　 1956年12月12日京 
    我的“规矩”形成了这信的特点：一、所有事实，都有时间、地点、场合，极
便查证；二、对丁玲有利的话说了，对丁玲不利的话也说了，没有回避，没有“耍
心眼”；三、用事实回答问题，用党心提出意见，至于怎么给丁玲定性，全然听凭
组织。如果说到倾向，也只“但有一线希望”，“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而已。最
大的尖锐，则是担心这样的调查“会不会得到完全公平的结果”。
    信发出之后，心里很踏实，丝毫没有大祸临头的预感，谁知“罪行”却由此铸
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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