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节：三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3)

　　从概念上说，" 红五类" 子女指的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
的子女，我们将一般干部的子女也包括在这类人之内。这些人，本应该在人民中
占大多数，可是实际上，由于当时搞的阶级划分总以" 宁左勿右" 为原则，总要
搞得" 纯而又纯" ，所以真正达到所谓" 根正苗红" 标准的，至少在城市中，只
是少数。按照当时的宣传，他们将来是要接班的，而他们的家长，也应该在知青
家长中起带头作用。所以，带头送子女下乡的革命家长典型，就常常出现在这些
人中间。这些家长中，有的是自觉这样做的；也有的是迫于压力；更有一些，则
是按照宣传需要被粉饰一过，已经无法得知其本来真相了。

　　在他们中间，当年最响亮的一个名字是赵耘。他的父亲，是天津市的一个处
长。

　　赵耘是1957年最早到农村落户的那批城市中学生之一。在天津十三中读书时
就已经入党。初中毕业后与天津市首批自愿下乡的100 余名初中毕业生一道，下
到河北省宁河县军粮城" 共产主义之路" 高级社( 即后来的天津市东郊区军粮城
公社) 落户。当时对他的宣传特别强调说，他的父亲非常支持他，将他的名字改
为" 耘" ，取" 不重金银重耕耘" 之意。当年与他一同下乡的中学生中，有好几
名都是处长或其他干部的子弟。

　　他时时以一个干部子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几年后，当上级准
备将这批下乡青年安排去当小学教师时，他也曾犹豫过。是留下来还是和别人一
起去? 去有去的好处，他最不愿意做饭，这一去就可以吃食堂了，再说做小学教
师不也是党需要的吗，也还是留在农村，怎么能算逃兵呢? 可是他又想，临来时
和父亲谈过话，表示既然过来了，就一辈子干农业了，我是自觉自愿来农村的，
现在我又想了些什么啊！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安心在农村待
了下来。并与一同下乡落户的知识青年李秀敏结了婚。

　　1962年春，赵耘转到苗街三队任生产队长，有的社员听说他父亲是天津的一
个处长，恨不能借他这个关系多给队里办点事，如搞点化肥、机器之类，都被赵
耘一一回绝。据他说：" 我初当队长时以为最大的困难是不懂生产，没想到迎头
碰上的是阶级斗争。我反复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有人不满，说我是政治队长。
有人乘我到区里开会的机会，在乱稻草里裹上稻子，打算搞瞒产私分，被我发现
了。我马上向大队党总支作了汇报。" 有些社员因他反映情况而骂他是" 奸细" 。
1962年前后的农村，情况相当复杂，" 瞒产私分" 其实是农民对上面一些极左做
法的抵制。其他一些所谓的" 阶级斗争" 现象，也往往是被人为夸大甚至制造出
来的。刚走出校门的知识青年不可能了解如此复杂的实际情况，他们往往凭着在
学校学来的一套大道理，在农村横冲直撞，与" 落后势力" 开展坚决斗争，而当
时被极力鼓吹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与之相关的一整套宣传，无疑对青年的这种做法
是一种激励，在" 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中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成骨干、充当先
锋，结果与农民关系搞得十分紧张的事例是很多的。这也是" 文革" 爆发后很多
知青在农村待不下去只得返城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些知青中也不能排除有想借
此机会达到个人目的，而置农民疾苦于不顾的人。

　　赵耘看到和他一起下乡的伙伴，有的初来时不习惯，后来开始适应了乡村生
活，拿上了工分。他们只看到鼻子底下的那一点小天地，盖了新房、置了家具，
买了无线电和自行车，开始安于热炕头的小日子。赵耘感到很痛心，尽管有人有
意识地和他疏远，他却主动去接近他们，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重新树立革命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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