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挨斗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还是让我们回到创作室来。 
　　文联大楼的斗争热浪，催得创作室亦连续升温。先是命令与丁、陈有关联的人
赶快交代，“再被动就危险了”。我于是写了个文字材料，恭恭谨谨地交代了三件
事： 
　　一、去年12月12日，给作协党组写过一封有关丁玲的信。 
　　二、经李某某手，送给过陈企霞三百元钱。 
　　三、到丁玲家去过四次：一次帮她买出国礼品；一次是丁玲宴请《桑乾河上》
的俄译者刘芭夫妇，让我去陪吃；一次是丁玲宴请聂鲁达、爱伦堡两对夫妇，又让
我去陪吃；最后一次是与同学孟冰去找丁玲，要求去朝鲜战场体验生活。 
　　这个交代写在陈企霞的大“坦白”之前，由于一时的人情味发作，心一软，把
给陈的第二笔钱隐瞒了。于是铸成我的第四桩大罪。隐瞒的原因，主要是怕把那位
女同学扯出来：她三十左右了，一直未婚，一个人孤苦伶仃过日子。联大时她是我
的学习小组长，很文静，也勤奋，十分爱惜“羽毛”。丁、陈的案子如此火暴，一
旦扯进去，必被穷追，那她的日子还怎么过呢？何况，不是说过钱算她借的，与陈
企霞无关吗？就算隐瞒了，拿党性、良心一比，也说不上有多大过不去…… 
　　冷不防陈企霞在大会上自己揭出来了，而且说他们已姘居十年。我大惊之余，
赶忙给支部写补充交代，但已来不及了，铁的事实证明我“对党不忠”，而我自己
也很服罪，对党隐瞒，这当然是很不对的。 
　　为什么每逢交代，我总把给作协党组的信列为头条呢？它本来在党的生活中很
正常：党组织给党员写信调查事情，党员按要求提供回复。其中无诬陷，无造谣，
不虚假，也不故意制造混乱，凡事实都有根据，日月地点场合齐全，极其便于查对。
按理说，这么用心地写信，应该受表扬才是，怎么倒成了犯罪嫌疑呢？这不滑稽吗？
若说这就叫反党，那么，党员再接到党组织来信，应该怎么办？难道不回答，不理
睬，什么全不提供，一切都去你娘的呱哒哒，才能做到不反党吗？何年何月，有过
这样的党章呢？ 
　　但又为什么交代呢？这主要是凭感觉、环境给的暗示。尽管作协党组是党，支
部也是党，但你的信与丁玲有关，那就得“交代”！同时我也感到，仿佛有人正等
着这封信，好早日见识一下它的内容。 
　　“交代”了，也果然马上见效，不出三天，这信被复印三十份，在斗争公刘的
会上分发，创作室成员人手一册。也给了我一册。复印技术在当时很先进，原件上
被人划了黑线的地方，也都清晰可见。 
　　尽管凶兆越来越多，我仍很自信，就让大家拿最挑剔的眼光，把这信好好儿看
看吧。创作室那么多老党员、老干部，大多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过，有着多年的党性
锻炼，我不信会凭着这个定罪，除非他们都疯了。然而，事实却证明，恰恰是我疯
了！ 
　　就在斗公刘的会宣布“告一段落”那天，我被正式“点名”。主任虞棘说：
“明天上午的会，由徐光耀同志检查交代，希望做好准备。”尽管我已有预感，还
是大吃了一惊。虞棘看到了我的惊愕，解释说：“第一，你给作协党组的信，性质
很严重；第二，你也有‘言论’，《文艺报》上发表了文章；第三，文联大楼会上，
‘点’了你两次名……” 
　　谢谢他，一下子使我明白了很多…… 
　　又一下子使我糊涂一了很多…… 
　　这一夜，我几乎没有睡觉，“明白”和“糊涂”捉对儿厮杀，两个我：你杀死
我，我杀死你…… 
　　可恨的“文革”，吓得我把当时的日记毁掉了，记不清这个日子了。这一日，
真是我生命史上下地狱的一天啊！ 
　　第二天上午，我作了详细的“交代”，交代了与丁玲、陈企霞来往的全部历史、
全部过程、全部内容。所谓“全部”，其实不准，我所交代的只是丁、陈“错误言
行”的全部。至于他们那么多革命的正确的言论，那是绝对不能提及的。提了，就
会招致“又搞翻案”，甚至“继续向党进攻”的训斥。这在樊斌和公刘的身上，已
屡屡体现过了。 


　　大凡一个人挨斗，总须经过这么一些阶段：坦白交代，批判揭发，深挖根源，
“梳辫子”定案。而交代、揭发、批判，大都错综交叉，贯彻全程的。一般的规律
是：凡初期的交代，总被批为“不坦白”、“不老实”、“避重就轻”、“继续隐
瞒欺骗”。眼见的樊斌、公刘、丁玲，无不如此。我，当然也逃不掉。后来，从别
处推广来了“经验”，在“坦白交代”之后，必须来一个“打态度”阶段。据说，
有些被批斗的人，顽强抵抗，放肆狡辩，气焰嚣张，全无认罪之意。若不先把他们
的“威风”煞下去，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因而，必须先“打态度”，待其老实低头
之后，才能有所“交代”。而方法，则不外乎臭骂加温，拍桌打凳，大呼小叫，
“狗血喷头”，必要使你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屁滚尿流，筋骨瘫烂而后已。斗公
刘的时候，“背靠背”会议还只布置“加温”；到我这里，“打态度”经验恰恰传
到，于是，什么丁、陈的“走狗”、“马前卒”、“吹鼓手”，什么“忘本”、
“叛党”、“资敌”、“卖身投靠”等等等等，都成了司空见惯、题中应有之词。
“温度”之高，要人保持不发昏，那是万难的。 
　　其实，我与丁、陈的交往，就那么几次，活人当时都在，哪里需要下大工夫呢？
1947年，我成了陈企霞系里的学生，除听课外，没有其他接触。开国那年，他给我
的长篇《平原烈火》提过修改意见，并介绍发表和出版，是对我的最大“恩惠”。
可《平原烈火》是歌颂共产党八路军的，我也没吹捧过陈企霞，这都没法子“上纲”。
此后，他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了。我的“错误”就是两次给
钱，又全是别人主动、别人经手。陈企霞自己已说得很清楚了。至于丁玲，我交代
中有个精确的统计：听她讲课、讲话（包括开学典礼、学期总结、三八节座谈、毕
业典礼等），共八次；通信两回；去过她家四次。就这些，全可找得出人证物证。
凭这点接触，她就能把我培养成“反党分子”，岂非太神了吗？ 
　　细心的读者会问，“去过她家四次”，有无实在内容呢？问得好，本来这也是
斗争会上的重点，且让我把“坦白交代”底稿上的有关部分，原文照抄如下： 
　　1951年3月11日，她（即丁玲）打电话叫我和李纳（文研所女学员）到她家去玩，
我们去了。原来是陪《桑乾河上》的俄译者刘芭夫妇吃饭。这是第一次到丁玲家去。
这次，她把我向冯雪峰介绍时说：“他的《平原烈火》我觉得比《新儿女英雄传》
写得好，《新儿女英雄传》没什么人物，是凭故事取胜……”又说我是陈企霞的学
生。然后又向我说：“你那篇《我怎样写〈平原烈火〉》写得不好，以后不论谁再
叫你写这类文章，都不要写了。你怎么写的那本书，脑子里朦朦胧胧还不大懂呢。
我本来想给你抽掉的，又怕打击你的情绪，还是发了。”当时，她是《文艺报》的
主编。 
　　第二次到她家去，是1951年10月2日（还有十来个青年作家），是去陪爱伦堡夫
妇和聂鲁达夫妇吃饭。坐约三小时。她把我向这二位大作家介绍时，曾说：“这个
青年出过一本小说，写得很有才能。” 
　　第三次到她家去，是1952年2月23日，我和学员孟冰向她要求到朝鲜去体验生活。
这次她跟我们谈了很多话。大致有： 
　　谈到了读书，从而谈到果戈理、普希金、巴尔扎克……向我们推荐了普希金的
《上尉的女儿》。也谈到了中国古典文学。 
　　谈到了生活。她说，她“就是一个作家，气质也是作家的气质。”她说，“我
就近不得生活，一挨近生活便有创作冲动。”她说，她想写的东西太多了。目前最
吸引她的有这几个方面：第一，想到新疆王震的部队去看看生产和打小仗（剿匪）；
第二，想到东北的大森林中去看看伐木；第三，或者到湖南故乡，看看伐木者们的
“顺流而下”；第四，去黄河，看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她说：“我喜欢有色彩的地
方，喜欢一般人不大注意或不爱去的地方，我是不跟人赶浪头的……” 
　　还谈到《桑乾河上》的写作情形，她说，这书是她的一种试验，试验怎样用许
多小事把人物刻画出来，尽量避免单纯的叙述。 
　　这一次，她答应了我们到朝鲜去。 
　　第四次到丁玲家去是1952年2月26日。丁玲和曹禺将去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百
周年纪念。因我曾在去苏联前帮代表团采办过出国礼品，说我有经验，也帮她买些
出国礼品。这一天，除上街两次买东西外，还管了些记记账、打电话、催商号送货
等事。丁玲跟我说过这样一些话：“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此
段话在复给作协党组的信中已引用过，见前，不再重复——笔者）……” 
　　她还拿出几本装订得很考究的果戈理的书，对我说：“一个人写出书来，值得
这样装订就好了。” 
　　她问过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有没有在北京的，对继母叫不叫“妈”，杀过人没
有，过去有没有很大的烦恼，等等。但我不明白她问这些的目的。 
　　1953年5月9日，丁玲去找马烽，在（文研所）院子里碰到我。因我马上就要回
部队了，她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最后说：“你应该想法搞创作，不要搞编辑，蹲办
公室不好，心里要经常有个打算，有个写长东西的打算，不要乱抓；乱抓在没事可
干的时候来一下，磨一磨笔，不能总是乱抓。” 
　　又，1954年（忘记了月日），不记得在一个什么公共场合碰上了丁玲。我当时
是从农村回京办事。她见面问我去看陈企霞了没有（正是《文艺报》犯错误，陈企
霞挨批评，反胡风斗争刚进入批判思想阶段的时候），我说没有。她说：“你去看
看他吧。他现在情绪很不好，就一个人闷在屋子里。他这个人是没有朋友的，难得
有人去看他。你是他的学生，他见了你会感到安慰。你去劝他写写文章，批批胡风。
文章写好了，发表了，他的精神情绪，都会好些，就不会光集中在受批评的事上了。
而且文章一发表，人家也就不会以为他是被打倒了。”隔了两天，我去看了陈企霞，
并把这段话的意思向他说了。当一说到“人家就不会以为你是被打倒了”时，陈企
霞跳了起来，连问：“谁说我是被打倒啦？谁说我是被打倒啦？”我没有说是丁玲
说的，只说是怕人误会成这样。 
　　大家看，这儿所录的话，从用词、语气、风格，到情感表达方式，都绝对是丁
玲的。那时的反右运动，正“遍地开花”所有与丁、陈有关的人，都在忙于“坦白”，
各单位互通信息互转“材料”，共同“破案”，“气温”一升再升，“牙膏”挤了
再挤，哪容你有半字虚假？我这人向来“无事不可对党言”从第一次交代，到最后
定案，基本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参与斗我的十几、二十人，至今大多健在，他们没
有一个指出过，说我第一次的“坦白”，后来又作过修改。惟一的一次“补充”就
是给陈的第二笔钱，我连忙申请了处分，当时还有人疑我故意小题大作，是想掩盖
重大阴谋呢。那时我可真的怨恨起丁玲来了：你暗地里搞了那么多反党勾当，就一
句知心话也不跟我说。如果说了一句，我今天也好坦白呀！ 
　　无可“坦白”，就把上面所录丁玲的言行拿来抵偿。凡能上“纲”的，都被录
进去。所以，这些就都成了“宣扬一本书主义”、“鼓励骄傲”、“宗派小集团活
动”、“向党猖狂进攻”等等罪行的佐证。至于丁玲说过的更多的话，那是不能、
也不敢录进去的。可悲的是，这些“坏话”被保留下来，而好话却永远消弭在大气
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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