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我在田老师门下受业4年

    1942  年正月新春，我不满6 周岁，到邻村小学读书。

    我们的学堂，原是供给店的关帝庙，四个班挤在一座大殿里。侍立两厢的关平、
周仓、王甫、赵累四座泥胎，被抬到耳房，横躺竖卧；扛枷罚跪的糜芳、博士仁、
刘封、孟达，被粉身碎骨，茅房里垫坑；只留下关云长手捧着《春秋》跟我们一同
上课。关云长正襟危坐，目不斜视，比我们守规矩；只是他光看一页，老不翻篇儿。
我们四个班摇头晃脑念书，像吵蛤蟆坑，关云长却闭着嘴默不作声。这座大庙已经
荒凉破败，配殿和院墙只剩下断壁残垣，每到我们吵蛤蟆坑的时候，白杨树上的喜
鹊便叽叽喳喳，在榆树上的老鸹也哇呀哇呀，跟我们高声唱和。

    老师姓田，名文杰，属虎的，阴历腊月三十日诞生，那一年他28  岁。

    田老师自己念的是私塾，他是我的外祖父柏秀峰先生的得意门生；后来到县立
简易师范受训，17  岁便开始在家乡的小学执教。

    在我的家乡，有两位教师的影响最大。一位是我的外祖父柏秀峰先生。

    运河滩上的几个村庄，80  岁以上念过私塾的人，差不多都是他的学生。他一
直教私塾，有了“洋”学堂便收科了。再一位便是田文杰先生。运河滩上十几个村
庄，40  岁以上，75  岁以下念过小学的人，也差不多都是他的学生。

    两代相传，师生为继。田文杰先生从我外祖父那里学到一手好文章、一笔好字
和历史知识，也继承了我的外祖父那“教不严，师之情，不打不成才”的教育思想
和教育方法。

    我的祖父牵着我的手，走进这座破庙中的小学。论乡亲辈份，田老师管我的祖
父叫老叔，我应该管田老师叫大伯。

    “文杰，我把这个孩子交给你了。”祖父命令我给田老师恭恭敬敬地行了个拜
师礼，“该打你就打，可不许心慈手软；该打你不打，我就要恼你。”“老叔，你
放心。”田老师笑眯着一双深度近视眼，“当年柏老师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教您的
孙子。”“那才好！”祖父哈哈大笑，非常满意，“文杰，你给这个孩子起个名吧！”
刘家到我这一代，是绍字辈儿。田老师略一思索，便给我起名叫“绍堂”。

    田老师选用礼堂这个“堂”字，是不是有把我做为登堂入室弟子之意呢？我没
有问过他。后来，我的外祖父又因这个堂而赐我以“学升”为字。那是以班超自请
出使西域而得到三升堂（晋级）的待遇为史据，希望我能像班超那样大有作为。不
过，我稍长之后，便自作主张，把礼堂的“堂”改为海棠的“棠”了。这是因为我
本草命生（落生时假死），改为“棠”字以表示我乃草木之人。更大一点儿，多念
了几年书，才知道召公甘棠树下三擢发和周公吐哺同为历史佳话，绍棠便可作继承
召公一解，那是歪打正着，始料所不及。

    至于我外祖父赐我的字，由于刘学升和留学生同音，我怕被人玩笑，一直秘而
不宣。

    我在我的许多长、中篇小说里，常常写到乡村教师，大多以田老师的某个侧面
为原型，有时也以我的外祖父的形象做补充。

    田老师很有口才，文笔也好。

    开学头一天，我们叩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木主之后，便排队进入教室。每
个一年级小学生，配备一位三年级的学兄带笔。田老师先给二年级和四年级学生上
课，就命令三年级的学兄把握着一年级学弟的小手，描红摹纸。

    红摹纸上，一首小诗：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田老师先把这首诗念一遍，串讲一遍；然后，以这四句诗为起承转合，编出一
段故事，娓娓动听地讲起来。

    我还记得，故事的大意是：

    一个小孩儿，牵着妈妈的衣襟儿，去住姥姥家，一口气走出二三里；眼前要路
过一个小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正在做午饭，家家冒炊烟；娘儿俩走累了，看见
路边有六七座亭子，就走过去歇脚；亭子外边，花开得茂盛，小孩儿越看越喜爱，
伸出指头点数儿，嘴里念叨着：“……八枝，九枝，十枝。”他想折下一枝来，戴
在耳丫上，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迎春小喜神儿；他刚要动手，妈妈喝住他，说：“你
折一枝，他折一技，后边歇脚的人就不能看景了。”小孩儿听了妈妈的话，就缩回
了手。后来，这八、九、十枝花，越开越多，数也数不过来了，此地就变成一座大
花园……

    这个故事，有思想，有人物，有形象，有情趣。

    我听得入了迷，恍如身临其境，田老师戛然而止，我却仍在发呆；直到三年级
的大学兄捅了我一下，我才惊醒。

    那时候的语文叫国文，田老师每讲一课，都要编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一、二、
三、四年级的课文，都是如此。我在田老师门下受业4 年，听到上千个故事，有如
春雨点点入地。

    从事文学创作，需要发达的形象思维，丰富的想象力；在这方面，田老师培育
了我，给我开了窍。

    我每逢回家乡去，在村边、河畔、堤坡，遇到老人拄杖散步，仍然像50年前的
小学生那样，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谈起往事，我深深感念田老师在我那幼小的心
田上，播下文学的种子。老人摇摇头，说：“这不过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插柳之恩，我怎能忘。

    首先，我感激田老师在我该打的时候，毫不心慈手软地狠打。

    我自幼天资较好，记忆力强，学习成绩一直在全班领先。初小4 年，每个学期
的月考、期中考、期末大考，一直考第一名，在全校也只此一人。月考、期中考和
期末大考都要发榜。我的祖父虚荣心强，发榜那天，他起大早头一个来到榜前，看
到孙子每个学期都是“三连冠”，洋洋得意，眉飞色舞。

    田老师陪同我祖父看榜时，对我大加夸奖，赞不绝口。我也就难免沾沾自喜，
傲视同学。但是，不出三天，田老师必定找个因由，打我一顿；把我的趾高气扬打
得一干二净。

    当时，我感到十分委屈，更感到非常奇怪，田老师为什么如此不近情理？

    待到我长大成人，有了儿女，读陆游的《放翁家训》：“后生才锐者，最易坏。
若有之，父兄当以为忧，不可以为喜也。切须常加简束，令熟读经学，训以宽厚恭
谨，勿令与浮薄者处，如此十许年志趣自成。不然，其可虑之事盖非一端。吾此言，
后人之药石也，各须谨之毋贻后悔。”我才恍然大悟，田老师打得对，打得好。

    当然，我并不赞成对孩子实行体罚，但是我也反对对孩子娇纵溺爱，更不可对
早慧的孩子滥加吹捧，大抬轿子。清人彭端淑《古论撷粹》说：“聪与敏，可恃而
不可恃也；自恃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也。”再有，我在田老师的训诫下，养成了
一个好习惯。就是无论写任何文字，都要打草稿；正式誊写，必须卷面整洁。

    凡是跟我打过交道的编辑同志都知道，我的手稿，哪怕是二三十万字的长篇小
说手稿，都抄写得工工整整，清清楚楚。不但写小说，写论文，即便是给我爱人写
信，都要先打一遍草稿，然后再斟字酌句地抄好。

    田老师不仅要求国语（语文）作业要交草稿，而且对算术作业也要求交算草。
没有草稿的国语作业或没有算草的算术作业，他都不收，一分不给，甚至恼怒地撕
掉，喝令伸出手来痛打，一边打一边训斥：“我叫你手懒，我叫你手懒。”其实，
这并没有加重学生们的负担，反倒是当教师的负担至少增加了一倍。

    目前，我们的小说创作，短篇不短，长篇太长，中篇臃肿，主要原因之一便是
作者在语言文字上极不讲究。很多人是一稿完成，遣词造句很不准确精练，废话连
篇而未被删除；浪费纸张，浪费印刷，浪费读者的时间和钱财，也浪费国家的稿费
支出；更大的流弊，还是造成文风的不正。

    我怀念我的启蒙老师，是他老人家教我第一个汉字：人；也是他老人家给我取
了学名刘绍堂（后被我自己改了一个“棠”字）。我在我的长篇小说《京门脸子》、
《这个年月》和有的回忆文章中多次描写和讴歌敬爱的田老师。然而，我和田老师
之间，却曾有过20  多年的隔阂。

    解放前，国民党通县党部和教育科强令公立小学教员集体加入国民党，否则开
除教职。田老师为了养家糊口，只得忍辱屈从，解放后便成为政治上有污点的人。
我却是解放前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外围组织，解放后不久入了党。

    50  年代，界线分明，我回乡不跟田老师照面。后来，田老师努力追求进步，
工作勤恳辛劳，经过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多次申请，终于被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
于是，我们师生之间又恢复“邦交”。当时，我正在本乡挂职深入生活，田老师入
党之后也当上校长。我向母校赠送我写的书和其它图书，以及体育用品。田老师竟
下令全校停课，举行盛大隆重的接受赠书仪式。我正奉召回京，到中南海怀仁堂，
听陆定一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没有出席目睹这个盛会。一年之后反右，
我是御批要犯，全国共讨，田老师也因在接受赠书仪式上发表对我大加赞扬的演说
而被调往外村。我受到处理，还乡务农，沦为不可接触的贱民，师生当然不敢来往。
十年浩劫，田老师因有历史污点，被造反小将翻出老账，加重罪名，百般凌辱，惨
遭毒打。田老师难以忍受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逃进青纱帐当了“野人”。有一
回，我到青纱帐中割草喂牛，撞见田老师正生吃玉米；饥不择食如茹毛饮血，衣衫
褴褛、蓬头垢面像史前时期的原始人。田老师看见我，大惊失色，掉头就跑，向青
纱帐深处逃去。我想他不是怕我告密出卖他，而是感到如此模样与昔日得意门主无
颜相见。

    1979  年我平了反，田老师也被落实政策，师生都恢复了党籍。我重返文坛，
田老师退休养老，师生各得其所。第一个教师节，中央电视台要拍摄我到我曾学习
过的北京大学和北京二中旧地重游，我坚决主张到大运河边，拍摄我在家乡的母校
潞河中学和沙古堆小学，重点拍摄我登门拜望开蒙老师。

    此时，师母已经病逝，田老师孤身一人栖居一座农家小院，眼睛已经半盲。

    随后，我又被新华社对外宣传、图文并茂的《国际》杂志看中。这份以多种外
国文字出版的杂志刊登了他们对我和田老师的专访，还刊登了我和田老师的几幅合
影。

    我半身不遂行动困难，回乡探亲便要惊扰地方当局，前呼后拥令人难堪，倒不
如文人无“行”情有可恕。然而，谁都能忘，却忘不了田老师。每年教师节和春节，
我都寄上敬函和贺卡；每有新作出版，也必寄呈如交作业。田老师收到，当即短信
作复，视力虽已锐减，仍能工工整整写出馆阁体蝇头小楷。这些墨宝，都已交予我
的文库珍存。然而这二年我寄去的敬函、贺卡和新书，一直得不到回音。不祥之感
常袭心头，我却不敢深思多想。孔子活了七十三，孟子活了八十四，我愿我的老师
至少活到九十五……

    谁想，几天后一位不速之客来访，来客正是田老师同村人。一见面我就急忙问
她田老师的近况如何，才知道田老师已经逝世两年多。田老师没有儿子，他当过校
长的那外村小学，派人将老人的遗体送到火葬场火化，没钱举行追掉会。来客离去，
老妻也外出未归。我熄灭了所有房厅的灯光，一团漆黑中伫立阳台上，遥望家乡方
向，大放悲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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