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我13岁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

    我从13  岁开始在报告上发表小小说，那时候叫生活小故事。

    发表了十几篇生活小故事以后，进入14  岁的下半年，我才开始发表几千字的
短篇小说，《蔡桂枝》便是第一篇；因此，它可以算是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

    《蔡桂枝》这篇小说，我并没有保存底稿或剪报，50  年代出版的4 本短篇小
说集，也没有收入这一篇，所以，我和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也已经阔别多年了。《
丑小鸭》将这篇小说重新发表，我才得以久别重逢，又重读了一遍。就像忽然重睹
自己14  岁时的照片一样，心情是百感交集，非常激动的。

    回首往事，仍如带露折花；旧景重现，恍如昨日。写作这篇小说时，我正在北
京市立男二中念初中三年级，寒假回到我的家乡北京通县儒林村，参加村里的春节
文娱活动。我们儒林村的小车会，在运河滩上久负盛名。小车会共有男女角色10  
名，载歌载舞，为农民所喜闻乐见；1951  年春节以前，小车会的所有角色均由男
人扮演，我一直是扮演傍车的少女的主要演员。解放以后，推倒了三座大山，压迫
在最底层的妇女也翻了身，积极上冬学；1950冬天开展的同仇敌忾的“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运动，更激发了农村妇女的政治热情，投身到宣传活动中去。小车会不再
男扮女装，本村的大姑娘小媳妇争当演员；在运河两岸串村演出，引起巨大的轰动。
与此同时，又成立村剧团，我是编剧，编演了反映农村新生活的戏剧节目，也是男
女同台，在全区会演中获奖。那种如火如茶的热烈场面，今天回忆起来，仍然使我
热血沸腾。我就是在这样的火热的时代气氛中，写出了《蔡桂枝》。今天看来，《
蔡桂枝》写得稚嫩而粗糙，正是一只乳黄未褪，羽毛未丰的丑小鸭。然而，它也标
志着我在创作上跨出了新的一步。《蔡桂枝》发表以后，我的短篇小说便有如春汛，
一年之中接连发表十多篇，而被共青团和文学界所注意，选定了适合我的发展，发
挥我的优势的创作道路，一直沿着这条创作道路走到今天。我1949  年发表第一篇
习作之前，曾经长时间练笔。练笔中写过一部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描写的是我的
家乡1947  年土改后民兵游击队同地主还乡团的残酷斗争。这是读过《吕梁英雄传
》和《新儿女英雄传》之后的仿造之作，题名《大运河的儿女》。我的家乡北运河
东岸，从1942  年便成为解放区，我也加入了抗日儿童团，亲历目睹八路军、游击
队同日伪军的战斗。日寇投降以后，国民党发动了反革命内战。1947  年老解放区
开始土改。为保卫土改胜利果实，区、村民兵游击队同反攻倒算的地主还乡团，三
日小打，五日大打，没有一天不拼个你死我活。对此，我更是目睹亲历，记忆犹新。
《新儿女英雄传》和《吕梁英雄传》写的是抗日，我便略有变化，不写抗日战争而
写解放战争，虽属仿作，但大同中有小异，也算有所创新。

    当时我正在北京二中读书，教导主任得知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便拿去审阅，
却忘了退还我。1951  年春我离开二中，也不好意思开口讨回。

    谁想，1986  年我应邀回到母校做报告。报告会结束以后，我在会客室休息，
一位30  多岁身穿工作服的男同志推门进来，彬彬有礼地向我鞠躬，问道：

    “刘老师，还记得你写过一部《大运河的儿女》吗？”我吃了一惊，反问道：

    “你听谁说过？”他满面愧色，低下头说：“我把这本小说传丢了。”事出意
外，莫名其妙，不能不问个究竟。我这才知道，“文革”砸烂图书馆，这位工人当
时也是二中学生，他从图书馆里发现我的《大运河儿女》手稿和三大张考卷。1948 
年我从家乡到北京投考二中，在5000  考生中得了第一名，国文、算术、常识三科
都考了100 分，引起轰动。母校十分重视这三张百分试卷，从解放前保存到解放后，
连同《大运河的儿女》手稿一直保存到“文革”，不因我被划右而毁弃。谁想，已
成档案资料保存的手稿和试卷，也难逃“文革”劫数，落入这位“红卫兵小将”之
手，自己看过之后又交给别人传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最后沓如黄鹤，
不知去向。



    这位经过了风雨见过了世面的“老兵”，痛悔年轻无知时的作为，使我不但谅
解了他，而且以轻松淡化的口气安慰了他，帮他解除自我良心的谴责。

    我把我自己的无限痛惜，埋在了心底。

    当时，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位老编辑，听说我13  岁时写出的长篇小说的
下落有了线索，自愿代我寻找，公开出版，意欲使我这个当了爷爷的老“神童”，
重现昔日小“神童”的“非比寻常”。我没有同意。

    那位长大成人的“红卫兵小将”的忏悔，已经弥补了我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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