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负责在政治上指导我的人

    文艺界都知道丁玲同志在延安曾经主编《解放日报》副刊，但是没有多少人知
道丁玲同志当时的助手肖玲，便是吴一铿。1984  年秋季，丁玲同志领衔，筹办《
中国》文学双月刊，我和大多数副主编都不能主持具体编务工作，丁玲同志慨叹一
声，说：“如果肖玲……吴一铿活着，她来管这些事最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然
而，吴一铿早已与世长辞，一去不复返了。

    我认识吴一铿，是在1952  年1 月，那时她刚接替柳青同志，担任《中国青年
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

    1951  年11  月，我在通县潞河中学念高中一年级，把短篇小说《红花》投寄
《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柳青和总编辑陈绪宗都很欣赏这篇小说，决定以整版
篇幅并加编者按，发表在1952  年1 月1 日的第四版上。在这期间，吴一铿曾跟我
通信联系。她的字写得拳打脚踢，男子风骨，一铿又像男性名字，所以我只当她是
个男同志。

    不久放了寒假，吴一铿写信叫我到报社作客。一见之下，出人意外，原来她是
个娇小玲珑的四川女子。那一年她30  出头，穿一身深灰色的女干部服，梳两条辫
子，是一位美丽的革命大姐。她为人像一团火，说话如雨打芭蕉，一支接一支地吸
烟，又很能喝酒，颇有女中丈夫之气魄。她亲自安排我跟领导同志见面，听取他们
对我的指教，又召集报社的同志们听我讲农村的新人新事，并且留我住在她家里，
热情款待，促膝长谈。从此，我和她经常通信，无话不说。一怪的信中虽然语多教
诲，有时也有苦恼的流露和哀怨的心曲，只是我年龄很小，并不理解；不过也能感
到，这位革命大姐已把我这个革命小弟引为知己。

    1952  年7 月，我又写出短篇小说《青枝绿叶》，一铿和陈绪宗同志看了原稿
都十分高兴，又请沙汀、周立波、严文井、康濯等前辈作家过目，也得到了肯定。
暑假，一铿邀请我和几位青年作者到报社，举办了一个讲习会。

    半个月时间，许多著名作家应邀跟我们见面恳谈，我大受教益。《青枝绿叶》
发表以后，引起很大反响，我这个头顶着高粱花的农村少年才算走上文坛。

    可以说，我走上文坛是一铿大姐扶上马的。

    我16  岁提出入党申请，一铿同志对我的入党问题十分关心，每信必有垂询和
指导。1953  年5 月我入了党，刚满17  岁。一铿同志正在成渝铁路工地上采访，
不能参加我的宣誓大会，来信深以为憾。过了一些日子，她从成渝铁路归来，顾不
上休息，便冒着大雨从北京来到通县看望我。那时北京和通县之间只有一趟长途汽
车，交通很不方便。从长途汽车站到我读书的学校，还要步行一里路。大雨中道路
泥泞，非常难走。我至今记得，一铿大姐身穿一件粉红色雨衣，挽起裤腿，扒下鞋
子，一步一陷，深一脚浅一脚，走进潞河中学，浑身上下溅满了泥浆。我想打水给
她洗一洗，她只叫我领她到自来水龙头下冲了冲，便急忙我党支部书记谈话。谈过
话吃了饭，又冒雨而去。

    我送她到车站，淋了一个多小时才上车。

    50  年代，早恋盛行，一铿同志也要为我安排婚事，对方是她很喜爱的一位女
演员，我不同意。我爱上我的一个15  岁就入了党的女同学。一铿大姐很不放心，
一定要亲自看一看。我陪我的爱人（也就是已经跟我患难与共40多年的妻子）跟她
见了面；她目测口试之后，才改变了原来的安排。此事虽属干涉他人内政，却也可
见一铿大姐对我的深切关怀。我违背了她的意愿，但是一直感谢她的好意。

    1955  年我从大学出来，专业创作，负责在政治上指导我的人，换了别的同志
；我和一铿大姐变为私人交往，减少了拘束，更为推心置腹。这时她才向我讲述自
己的身世。她本是四川一位世家小姐，爱好文学，追求进步，脱离家庭，投身革命，
抗战前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经历曲折，见闻多广，曾经担任较高的行政职务，
都因个性太强，感情用事，多次挨整。弃官从文，也由于个人和环境的种种原因，
未能取得成果。她在延安曾患子宫癌，开刀摘除，不能生育，年岁大了常常感到寂
寞。苦闷时借酒浇愁，却又酒入愁肠，更损伤了身体。



    1957  年一铿大姐在我之后划右，我们也就再没有见过面。1961  年她癌症复
发而死，听说死得很悲惨，面容都脱了形，令人目不忍睹。

    但是，我保存着1952  年夏季的她的两幅照片，因此在我的心目中永远保留着
她40  多年前的优美形象。

    “优美”二字，一铿大姐是当之无愧的。29. 康濯和秦兆阳介绍我加入中国作
协我和康濯同志相识，是在1952  年夏天，《中国青年报》聘请他和另外几位前辈
作家，对我的小说《青枝绿叶》的初稿进行指导。当时，我16  岁，康濯同志32  
岁，在这些前辈作家中以他最年轻，而他又一向非常热心帮助初学写作者，所以我
跟他建立了亲密的师生之谊。

    从我16  岁到21  岁的5 年间，我经常到康濯同志家里去，穿堂入室，情同家
人。他不仅指导我的创作，而且也指导我的思想，对我是非常诚恳和宽容的。我这
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表现鲜明，不加雕饰，因而既有过誉，也有贬抑
；康濯同志总是看到我的本质，对我十分爱护。

    康濯同志和孙犁同志是多年相知的好友，对孙犁同志的作品评价很高，有着精
深的见解。我虽然从少年时代就深受孙犁同志作品的薰陶，但由于和孙犁同志两地
相隔，没有机会当面受教，倒是康濯同志指导了我向孙犁同志作品的学习。

    《运河的桨声》的第一章，原是题为《中秋节》的短篇小说，由于受到远千里
同志的称赞，我便将它展开，接着向下写去。这一年，我正高中毕业，在投考大学、
等待发榜的一个多月里写出了《运河的桨声》初稿，6 万多字。

    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前去北京大学报到的时候，把初稿放在了康濯同志那里，
请他看一看。过了没有多久，我从北京大学进城，到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中国作家
协会参加座谈会。会后，康濯同志把我留下来，吃过晚饭，跟我详谈他对这部中篇
小说初稿的意见。一谈就谈到了夜深，他就让我住在他那两小间的书房和卧室里，
自己和家人挤在一起。

    于是，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在风光秀丽的未名湖畔，在宁静清幽的朗润园，
对《运河的桨声》初稿进行了全面修改。修改后，人物丰满了一些，内容丰富了一
些，增加了4 万多字，才交给出版社出版。

    《运河的桨声》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得到一些好评，产生了一点影响；
至今，还有不少读者记得这本书。有几位读者来信，谈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
不忍将这本书焚毁，冒着风险，小心收藏，并把劫后残书寄赠给我，做为历史的纪
念，充分表现出50  年代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深厚情谊。

    继《运河的桨声》之后，我义写出了它的姊妹篇《夏天》。这部中篇的几章，
是在花果之乡的昌黎山中写成的。与《运河的桨声》比较，《夏天》的文字有所进
步，结构也显得紧凑。北京新华书店曾在王府井南口树立广告牌，因而比较畅售，
发行量较大。这部中篇小说虽然未请康濯同志阅稿，但是也曾向他谈过创作意图和
故事情节，得到了他的指教。

    由于出版了这两部中篇小说，康濯同志和秦兆阳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
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一个会员，并因此而开始专业创作。

--------
泉石书库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