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我做过一件亏情欠理的憾事

    我不敢续写《西苑草》，还由于我有羞于笔墨的难言之隐。

    为人没做亏心事，不怕半夜三更鬼叫门。我家的街门、院门、房门、屋门都没
有被鬼叫过，但我这辈子确实做过亏情欠理的憾事，使我难成高、大、全。

    我上北大时，曾跟一位女同学有过十分清纯的友情。这个女同学是一位才女，
又是一位秀女。50  年代，“肃反”运动和“反右”斗争之前，同学之间的人际关
系纯情得清流如水。我跟那位秀外慧中的才女，真正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后来
我调离大学，专业创作，结了婚又生了儿子，但仍与才女书信往还，无话不谈，百
无禁忌。1957  年我被钦点划右，全国批判，这位女同学却不肯落井下石，不但不
参加批判大会，且把我写给她的信全部焚毁，拒绝交出，学校党委派遣她那个班的
党支部书记，找我索要这位女同学给我的信。这位党支部书记在我离校之前是我的
好友，还是我担任的社会工作的助手，也跟才女谊如兄妹。我对此人充满信任，更
对党满怀忠诚，便把才女写给的信全部交出送审。

    才女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发配边疆教书。

    一别22  年，我并不知道她因受我的株连而遭罪，心中毫无愧疚。

    1979  年1 月，我的冤案彻底平反，应邀到她执教的大学讲学，才知道她为我
所殃及而饱尝辛酸。平反后她出任党总支书记，但是却不愿出面接待我。

    她视我为卖友乞怜的小人，高昂起骄傲的头颅，对我不屑一顾。过了两年，我
又应邀到她所在的城市参观访问。也许我两年来政治和创作上的表现使这位党的工
作者感到满意，她带着儿子到宾馆来看我，并请我到她家吃饭。我跟她已经从昔日
的无话不说变成无话可谈。吃过饭，我还有另外安排的活动，客气地道声再见便告
辞而去，至今又已十几年不见。我已中风左瘫，丧失行走能力，也无外出的兴致，
今生跟她恐怕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每年岁尾除夕，都会接到她的一张贺年卡，投桃报李，有来有往，我必寄赠我
出版的新书。不通信，不问候，不来往；误会虽已消除，但创伤并未愈合。

    她现在是知名教授、研究唐宋词和明清小说很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偏是我的小
说常从唐宋诗词和明清小说中“偷艺”（汲取精华和吸收营养）。我把小说送她
“阅正”，提心吊胆，忐忑不安；有如“李鬼”生怕碰见“李逵”，那就露了怯。

    我是北京大学出身，曾在名师门下受业。如要刊登广告，挂起招牌，左侧写道
：“鲁迅亲授弟子（魏建功）传人”，右侧题曰：“胡适得意门生（游国恩）之徒”。
走遍江湖卖假药，比那些狗戴嚼子胡勒的“学者化作家”靠谱多了。

    然而，一想到我写出的作品要送呈我的这位女同学慧眼一览，我可就不敢装神
弄鬼乌烟瘴气了。这不仅由于她是货真价实的教授学者，而且因为当年在魏、游等
大家门下同学时，她的功课就比我强得多。弗如也，弗如也，我还是别对她头上那
顶学者帽子垂涎三尺，必欲巧取豪夺而后快。即便我利用自己的虚名，出版几本
“学术专著”，也不过是假冒伪劣产品。

    我最为心惊胆怵的还是被这位大龄才女指斥为“卖友小人”。就像鲁迅先生封
赏某些人为“才子+ 流氓”、“四条汉子”、“洋场恶少”、“革命小贩”……因
而，我虽不是每日三省吾身，至少也每月吾身三省。不然，就要感到心理不平衡，
如坐针毡，芒刺在背，起卧不宁，心律失调。

    我的老伴，跟我共同生活了40  年，积40  年共同生活之经验，深知我的大男
子主义思想作风不可救药。见我对这位女性如此自惭形秽，不免觉得解了“恨”，
出了气。但是，一看我心理矢衡而自寻烦恼，便又忿忿不平起来，说：“你一辈子
只有一篇小说不写乡土，那是特意为她写的，怎么还认为对不起她呀？”老伴指的
就是我所写的小说《西苑草》，新中国反映大学生活小说的开卷之作。小说中有一
位才貌双全的女大学生，一多半是以我这位女同学为原型。

    我已衰老，虽未途穷却也日暮，大学生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霞夕照
不同时，我今生不会再写大学生生活了。因而，《西苑草》便具有了空前绝后的特
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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