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扬长避短，小中见大一—我写第一个长篇《地火》

    50  年代，我就有写作多卷体长篇小说的主观愿望；其志可嘉，但是实属自不
量力。我那个由于1957  年问题而从印刷厂被退回，一悲之下又被我埋葬于院中枣
树下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当初动笔时，就曾想突破100 万字大关。然而写
来写去，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写了50  多万字便告结束。

    年轻人好胜，难免虚荣心，总觉得作品写得长，篇幅大，脸上才放光。

    而社会俗见，也把大本书与大才华和大成就等量齐观，相提并论，好像没有写
过长篇小说，就算不得有成就的作家，而不写出几卷或几部的大长篇小说，就算不
得大作家。年轻人为这种俗见所左右，便大写特写，以求一鸣惊人。

    我也未能脱俗。不过，我是在出版了四本短篇小说集和两本中篇小说以后，才
写长篇的，多少还算是循序渐进。然而，一支笔写起长篇来，社会俗见便像鬼祟附
体，好大喜功。由于不再好高骛远，我把我所反映的故事，限定发生在一个很小的
区域，实际上就是北京东南郊，北运河两岸方圆百里的区域；我所描写的人物，也
主要是普通劳动人民群众的觉醒和斗争。

    京东地区和这些人物的战斗历程和革命故事，我是熟悉的；因为我虽年幼，但
是抗日战争中期就上了小学，解放战争后期上了中学，经历了那个时代，感受很深，
印象很深。后来，我又从农村进入小城市通州，从小城市通州进入大城市北京，不
但喜欢博览书报，而且当上了报童，更扩大了我的知识面，使我对当时国民党统治
区的状况颇有了解。我没有当过兵，没有上过战场，不会写正规部队作战。然而对
于县大队、区小队和村民兵队的打游击，我是见识过无数次的，所以写得了。

    特别是进入70  年代我经历了许多的人生磨难，在先后粉碎了林彪、“四人帮”
两个祸国殃民的反革命集团后，创作的热情得到鼓舞，我进入了我的文学创作的旺
盛期颠峰期。

    1971  年10  月一开始我就量力而为写长篇小说《地火》。

    我一口气写出了六七万字。我誊写得工工整整，装订成册，交给几位青年传看。
由于这六七万字主要写的是乡土人情，所以很引起他们的兴趣。

    写这种题材的小说，我与那些在战争年代有过丰富的斗争生活的年长作家相比，
是先天不足的。而要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得一立足之地，必须在人物、情节和故事上，
力求写人之所未写过，同时也必须在风土、情趣和色彩的描写上，力求尽量多表现
一些个人所有的特点。既避人之所长，也避自己之所短，设法与众不同，至少颇有
所异，虽未必就形成独特的风格，却可算是有此一家，我一向是如此实行，当然还
远没有实现。

    于是，我对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态度庄严起来。

    然而，没有完整的创作时间，创作的兴致更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心情不能始
终如一；所以这部小说的写作便因农时的忙闲而时断时续，更因政情的变化而忽冷
忽热，拖延了4 个年头，才把初稿写完。

    我摆脱追求表现大主题的心理。只写一个小小的地区和这个小小地区的斗争生
活，以小见大，反映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风貌。

    我决心一不贪大，二不求全。

    大而全人物必然多，每个人物都不能不有一点故事，每一点故事都不能不有一
点来龙去脉的叙述和描写，于是越写越散，越散也就人物越多，形成恶性循环；有
如官僚体制，机构臃肿。打消了大而全的念头，就精简了机构，裁汰了冗员，故事
也就比较紧凑了。紧凑，便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越是认识到有所不为之必要，也
就越要把那些可有可无的人物删掉。

    大而全，便要横生枝节，多而散，更是节外生枝；横生枝节和节外生枝就必然
乱而长。反之，打消了大而全，精简了人物和紧凑了故事，去芜存精，也就剪裁得
不乱不长了。

    我有个习惯，作品越改越短，一方面是出于在艺术上力求简洁明快，一方面也
是为了减轻体力劳动。抄稿子是个苦差事，少抄一个字都是减少一点负担，而为了
减少负担就不得不斟字酌句。所以，抄稿子这个差事虽苦，我却从不请人代劳。

    47  万字删掉17  万，好像春暖花开脱掉了沉重的棉裤棉袄，换上了单衣，直
觉得一身轻松，神清气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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