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大众文学要通俗而不流俗——我写长篇小说《敬柳亭说书》

    我写长篇小说《敬柳亭说书》的时候，大众文学正走背字儿，仿洋牌作品仗洋
欺土，把大众文学挤兑得直不起腰，抬不起头，出不来气。我一向自认，乡土文学
本是大众文学的一种，乡土文学主要写农村的风土人情。大众文学的创作题材，以
社会伦理、爱情婚姻、法案侦破、惊险传奇为主，二者本来就有交叉点。乡土文学
与大众文学互补互惠，正如“南水北调”，并非损不足以奉有余。

    大众文学背靠人民大众，乡土文学扎根丰沃的土壤，何所惧哉。

    于是，我一气之下，动笔创作《敬柳亭说书》。

    对于大众文学，我有深厚的“童子功”。我的家乡京东北运河东岸，说评书的
艺人很多；我从刚一懂事就听评书，四五岁就成了书迷。给我开蒙的头一部评书是
《彭公案》。《彭公案》前二十一回所写的故事，都发生在当时的通州地界，书中
写到的马驹桥、张家湾、武家疃、和合站，至今仍是通县著名的村镇。本乡本土的
评书艺人，讲说本乡本土的武林故事，听着亲切动心，不知不觉如醉如痴。此后，
我又听了《三侠剑》和《施公案》。《三侠剑》开《彭公案》的先河，《施公案》
是《彭公案》的续篇。三部评书有如系列长篇小说。

    在书场上，我最真切地亲历目睹口头文学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状况，这对我
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深有影响。书场上的见闻使我知道，人物要有个性，故事要有
扣子，语言要生动活泼，情节细节要不洒汤漏水，即不出漏洞，才能被广大听众乐
意接受。落在纸面上的文学作品，当然也理应如此。努力研读了鲁迅先生的《中国
小说史略》之后，我更坚定了这个观点。于是，我给自己确定了一个严守的准则：
“小说创作，不但使识字的人看得懂，爱看；而且要使不识字的人听得懂，爱听。”
我的早期作品学生腔就少。坎坷岁月中所写的《地火》《春草》《狼烟》可说已经
完全大众化了：人物对话口语化，情节开展口头文学化，审美情趣农民化。

    有些人评论我的小说是现代“三言”“二拍”，艺术手法是“改造章回体”，
他们对我的评说，实在是对我的抬举。

    在我正式发表作品以前，我曾写过一些练笔的习作，诱发我第一次动笔冲动的
是对武侠评书和武侠小说的不满足。我讨厌武侠评书和小说中陈腐的封建观念，例
如对于男女之爱的歪曲和敌视；编织故事常常脱离生活，脱离实际。我几岁时就产
生一个疑问：“绿林好汉靠打家劫舍为生，义士、侠客、剑客谁养活呢？”“王子
犯法与庶民同罪，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义士、侠客、剑客杀人难道就没人管吗？”
等等。这其实是自发的儒家思想。侠家是市井游民、流氓的代表，并不代表先进的
生产力。儒家说侠家乱法和乱伦，为了一己之议便杀生舍命，置父母、纲常于不顾，
是对社会的极不负责任，也是极大的不孝。所以，我练习写武侠小说时写到侠客之
流，一要有职业，二要对歹人只拿获不杀死。

    读著名历史学家谢国桢教授的《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史料》，得知武侠小说《三
侠剑》中的第二大剑客红衣女道姑张茂，正是京郊三河县一支农民起义军首领红衣
张茂。于是，便以张茂为中心人物，写武侠小说以自娱。康熙年间，彭朋奉命出京，
就任三河县令，主要任务是搜捕农民起义军和反清势力。因此，我这部小说反《彭
公案》之道而行之。小说开了个头，由于身处政治高压之下心情不佳，半途而废。
1984—1985  年我创作的长篇小说《豆棚瓜架雨如丝》，使用了这部未完成的武侠
小说的某些情节。

    因此，当我决心投入大众文学创作时，便自然而然地想写武侠小说。除了我当
年的一些认识外，我又给自己规定“武戏文唱，长篇短写”的艺术追求。在总体构
思上，我的原则是“中国气派，时代精神。民族风格，开放意识。地域特色，全景
视角。雅俗共赏，曲高和众”。这些想法，来源于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对《
水浒》和《七侠五义》的艺术分析，也结合了我几十年的创作心得和新时期对文学
创作的个人思考。

    中国的优秀武侠小说、古典的战争文学作品在描写打斗和战争时，讲究在运筹
帷幄、渲染气氛上浓墨重彩，真正写到打和战仅用寥寥数语。《三国演义》写官渡
之战和赤壁之战，便是如此。关公温酒斩华雄，《水浒》里写武松醉打蒋门神，都
是气氛炽烈，声势宏大，斩则虚写，打则三拳两脚。



    我写《敬柳亭说书》时，首先回忆我自幼听书的感受和受到评书的熏陶。

    明末评书艺人柳敬亭是评书艺术的一代宗师，为我所崇敬。我在我写的中篇小
说《青藤巷插曲》中写过一个造诣很高的评书艺人，艺名就叫小柳敬亭。

    因而，我在《敬柳亭说书》中，将和我合作的业余评书艺人，写成小柳敬亭的
门徒。书场题名敬柳亭，尊崇柳敬亭之意也。

    我笔下的这个小柳敬亭的门徒，原型取自三个真实的人：一个是我念小学时的
姓杨的工友，一个是扛长工的李大舅，一个是姓韩的地主儿子。这三个人都酷爱评
书，可算业余评书演员。姓杨的工友爱说《彭公案》，我以他为主体，写起来亲切。
冬闲3 月，扛长工的李大舅在村中空地撂场子说《三侠剑》，声音洪亮，神完气足。
姓韩的地主儿子跟李大舅唱对台，在自家的跨院摆书场说《施公案》，免费招待一
顿饭。这三个人的趣事很多，我将他们进行了“三合一”的艺术加工，跟原型已经
似是而非。

    中国的拟话本小说，有个从说话（评书）继承下来的手法，即书归正传之前，
有个题外话的闲篇，称为“得胜头回”。正文之前说一两个与正文稍有关连的小故
事，然后导入正题，这是说话人（评书艺人）与听众进行感情和情绪交流的好方法。
拟话本的书面小说，把这个方法保存下来，也是为了和读者保持亲近感。我觉得现
在仍可利用（我半身不遂之后的小说《黄花闺女池塘》又使用了这个手法）。

    于是，我在写《敬柳亭悦书》时，便首先在“得胜头回”上推陈出新。

    《敬柳亭说书》虽然写的是30  年代的武林故事，但与今天的读者相距五六十
年，总有隔世之感。为了实践我的“中国气派，时代精神”，我便利用“得胜头回”
这个手法作“时代精神”文章，使30  年代的故事与80  年代的读者更加贴近。

    我一向认为《水浒》是系列中篇小说的有机组合。鲁（智深）四回、林（冲）
六回、武（松）十回、宋（江）十回以及三打祝家庄等，都是中篇。

    我的文债多，大型文学丛刊都向我索要中篇小说。写《敬柳亭说书》时，几家
大型文学丛刊“等米下锅”；我便“古为今用”，学习继承《水浒》，将这部长篇
小说分解成5 个各自独立而又互相制约的中篇，分开来看是5 部中篇小说，组装起
来便是一部长篇小说。

    我投入大众文学创作，不但没有降格而求的“二流子思想”，而且义愤填膺，
要跟所谓的高雅文学或仿洋牌作品比个高低上下。因此，我在格调、情趣、意境上
都严格要求通俗而不能流俗，更不能庸俗。

    一个作家，必须自尊、自爱、自重、自强，只要时刻想着广大人民群众，想着
精神文明、社会效果，想着中国特色、民族风格，想着人品和文品不可卑劣，便能
曲高而和众，取得雅俗共赏的艺术效应。

    《敬柳亭说书》得了个首届中国大众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写它时哪想过这个？
我不是为得奖写小说的。得不得奖无所谓，我一向是这个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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