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电台二十问
一、我在今年初看了《世纪末》及《孩子你慢慢来》两本书，我很想告诉你我
好喜欢这两本书的内容，让我有一种贴近生命的感觉。过去，我还看了《美丽的权
利》及《野火集》，那时最欣赏你清晰的思考与批判的能力，但比起来，我更喜欢
在《世纪末》与《孩子》中你所呈现出来的包客与智慧。我是一个老师，一直盼望
用宽容的心对待孩子，但在我现在所处的环境中，我常会有很深的疲倦。如果你也
必须在台湾养育安安与飞飞，你会怎么去面对周遭的环境呢？（民雄，樊冰欣）
答： 和你一样， 《孩子》及《世纪末》也正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书；如果
《世纪末》是用脑和心写的书，那么《孩子》是我用身体和感情写的。喜欢这本书
的人真是我的知心。
不必假设“如果”我必须在台湾带孩子——我每年带他们回台湾就已有足够的
烦恼：哪里有大片青草地让他们奔跑？能不能让他们单独上马路？电视里他们看见
些什么？如果我真住台湾，我想我就迫不得已必须成立或者加入各种教育改革运动，
耗尽力气去为下一代改变环境；说迫不得已，因为我事实上是个极懒散的人，愿意
写文章，不适合搞运动的。但是作为台湾的父母和老师，你真的别无选择，你必须
是个激进者，行动者，为了下一代的幸福。而行动者是得付出代价的。我理解你的
疲倦，可是你一点一滴的努力，相信我，都是值得的。
二、当初不晓得你是先生或小姐，但却无损对你《野火集》的迷恋。那时学生
的我，到手的《野火》是圆神第五版，读起来血脉贲张。多年后《野火》仍立在书
架上，不过当时的激情已荡然无存。想知道的是，究竟是自己已麻木或是本身成长，
还是台湾这个社会已改善，或是你的观点已不新鲜呢？（宜兰，陈柏州）
答：你是第五版的拥有者，那算《野火》的元老级了。去年我回国，发现高中
生在买《野火集》，大概是第一百六七十版，做第一次的接触。一个社会的共同知
识的传承就是这样接下去的，让我想起当年我们这一代大家都读罗家伦的《新人生
观》的情形。
你对《野火》已无“激情”，应该说是你和台湾社会共同成长，共同超越一个
阶段的显示。《野火》针对80年代的台湾状况发声，要的是你当时的“激情”；你
的“激情”也共同塑造了台湾今天的面貌。而今天的高中大学生还在《野火》里发
现一些东西，表示台湾的改善也是有限的。
至于《野火》观点的“新鲜”，我想即使是十年前我也没说过《野火》的观点
是新鲜的。《野火》其实承继了自由主义的传统。《野火》之所以鼓励风潮，不在
它观点之新，而在它文字的魅力；否则你要问，为什么《自由中国》杂志和《文星》
杂志里的作者不曾煽起火来？李敖不久前说，他是木材商，写《野火》的人只是个
卖牙签的！他也没看清楚，《野火》的意义就在它文字的魅力，像牙签一样人手一
支正是它的目的呢！
三、朦胧眉间，几分清醒几分醉。难得片刻缘逢，或许便是生命迷人处……不
善浪漫，却落得一身尘埋。感性的您，是否将泛黄的情事掀起，让心灵有铭心的您
的他的心跳时分，入戏入味似梦，此刻此处留点心。另一种创作，与之分享。（嘉
义，远星）
答：远星，你的文字太“文艺”，我看不懂，你究竟真心想说什么？
四、从“忠党爱国”的我，到如今心中有一把“野火”，想把这个政府烧掉。
国家愈来愈烂，怎么办？（台中，赖彦呈）
答：本来“忠党爱国”的我，在发现自己被党和国用政治神话欺骗，愚弄了之
后，我写了《野火》去烧掉它的神话。你对谁生气，就去对付它吧，用正面的，光
明磊落的方式。我觉得奇怪的是，第一，国家并没有愈来愈烂，整体来说，今天的
台湾比从前的台湾公平。第二，即使如你说“愈来愈烂”，那也绝对不再是“政府”
一家的事。民进党不是政府，民意代表也不是政府，他们算不算你“烂”的一部分？
还有老百姓自己——卫尔康事件只是政府的错吗？公共安全的严重缺失反映我们整
体文化及民族性的弱点，绝不只是政治问题。你同意吗？
五、拉丁氏族迁徙至拉丁美洲就完全走了样，懒散成性不求精进，国民所得瞠
乎北美之后，难不成真是“橘逾淮则枳”乎？（同样是欧裔，人家美加两国就令人
刮目相看，关键安在？）（台中，朱廷章）
答：一个民族的前进或后退（让我们先暂且接受这个词的用法），有极复杂的
因素。气候，地理，历史和文化交纵错杂，形成一个大环境。通常，海外移民社会
和母国性格本来就有所差异，原因之一，会选择飘洋过海的移民在其母国内就是一
个特殊的阶层（日子过得好好的，谁要走呢？），也就是说，他原来就不是母国固
有文化的代表人。到了海外又要适应新环境，他的变是必然，而他变的方向，就难
免要受制于他的环境。美加的地大物博是得天独厚的。
我倒觉得您的价值观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经济力量是衡量一个民族或国家
唯一的标准吗？南美人当然比北美人穷，但是您敢断言他们因此比北美人不快乐吗？
努力精进的德国人就一定比“懒散成性”的西西里人幸福吗？我觉得不见得。橘逾
淮确实变成枳，但是，也许有人更喜欢枳的味道，也许枳比橘更有助健康，不是不
可能，对不对？
六、您“毅然”下嫁白种的日尔曼氏族，可见是毫无种族歧视而天下一家来看。
反观吾辈之省籍意识，地域观念，真教人汗颜。究竟是哪根筋不对？毕竟优越感和
自卑感都不足为训呀。（台中，龙斌）
答：我嫁给他的时候，只想到我在跟一个男人恋爱，没想到我在跟一个白种的
日尔曼人恋爱，所以也没有什么“毅然”的美德。我还可以偷偷地告诉您，上大学
时我不曾有过本省籍的男朋友，原因呢——我嫌他们的国语不好听。您说这是不是
歧视？所以说，如果下一代的台湾女孩子一定要找闽南语说得地道的才肯恋爱，那
也是历史的公平吧。
地域观念其实是人的本性，他寻求同类来加深自己的安全感，优越感。日尔曼
人瞧不起俄罗斯人，俄罗斯人瞧不起波兰人，波兰人瞧不起阿尔巴尼亚人……每个
人都需要一个被他轻视的目标来巩固自己容易受伤的自我感觉， 像阿Q一样。地域
观念其实只是人类普遍的弱点，并不严重，但是当这种弱点和政治斗争结合，当族
群歧视被赋予政治势力而组织化，合理化，它就变成一个吃人怪兽。
台湾的省籍冲突有它的历史成因，它的破坏力我们也很清楚。一方面，历史郁
积的情感发泄出来其实最自然不过；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团体要利用它而使矛盾加
剧。头脑清醒的人民就要知道事情的先后缓急。民进党的邱义仁就是一个头脑清楚
的人，当他说，已经出头天的本省人应该学习退让，使充满危机感的少数外省族群
放松下来，指出的就是事情的轻重。与台湾人有真正矛盾的，不是同属台湾的自己
人。受过压迫的本省人应该更清楚被压迫的痛苦，更宽以待人。他的宽厚只会给他
带来更大的收获。
七、看“外遇”时，从一开始的笔触，气氛，心理描写，都注重妻子的惊疑不
安以及悬疑，我暗暗期待一个“全然令人意外”的结局，怎样意外呢？比如说，完
全是妻子的幻想，先生并没有外遇。当然您的结局也满“意外”的——意外的惊怵。
您这样的安排，是基于一种什么动机？是纯戏剧效果，还是有什么心理成长认知上
的转变？和您本……（高雄，林纯瑛）
可惜您的传真只有一半，第二张不知怎么了。
答：您的问题好厉害，马上就要问出究竟这是一篇理论的虚构的“戏剧”，还
是我自己的经验与心理的投射，是不是？
这样回答吧！这篇小说当然是“戏剧”，虚构的。我的先生有没有过外遇，我
自己有没有当过被背弃的妻子或背弃别人的情人，哈，我当然不会告诉您。但是您
说“认知上的转变”，却相当地击中要害，对，我有经过认知上的转变。我想说，
女人不见得都是所谓弱者，被害者不见得都值得同情，我想说，女人和男人都有能
力做所谓坏人，我们不要在解构的过程中同时不自觉地另构神话……
让我反问您：被背叛的妻子眉香为什么不去杀她的丈夫，却杀了他的情妇？
八、我想和你做个朋友，无所不谈的朋友，吾虽不属知识分子，却还有基本的
是非观念，喜怒哀乐愿与你分享，诚意是向你表明友谊的基础。（高雄，张进光）
答：你以为凡知识分子都有“基本的是非观念”吗？你太高估知识分子了。许
多知识分子没有是非观念，有是非观念的又不见得能言行一致。
谢谢你的友谊，但是欣赏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是透过文字，而不是实际的接触。
文字是作家的精华，他其他的部分，很可能是糟粕，还是敬而远之为妙。
九、我觉得你非常寂寞。最近，你一直在呼告读者爱你。当一个人视野逐渐辽
阔，便不客易再去欣赏谁、崇拜谁。你曾教给台湾人民勇气与胸襟，然而羽翼丰满
的鸟儿渐飞渐远，无视你期待的目光。你太强了，让人感觉压迫。我已经离开你。
（台北，陈玫玲）
答：你之“离开”我，如果是因为你开始欣赏另一种作家、另一类作品，开始
关心另一个课题——我祝福你。
你之“离开”我，如果是由于你到达了某一个年龄，根本不再买书、看书，不
再有探索心灵的时刻（我们知道，台湾的主要读书人口不超过三十岁），如果是这
样的话——我说什么好呢？
十、泛政治化虽迭遭诟病，不过，却也伴随不少正面效应。女性亟思争取平权，
若非透过政治力实难克竟其功。诸如前一阵有前卫人士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
骚扰”；或许龙应台登高一呼远比多少平和的女性团体声嘶力竭还够瞧的。嗣因政
坛的一席之地影响力，是耶非耶？
答：非耶！龙应台一个人的登高一呼绝对不如许多女性团体的声嘶力竭，更何
况龙应台已经少做“登高一呼”的事。
我与个别的女性主义者当然在看法上有许多差异，而且向来不加入任何团体，
那是因为钟鼎山林，各人性情不同，但我绝对支持像何春蕤、张小虹、李元贞等人
所做的努力。在一个保守的社会里，你往往要向前追十步才能达到一步真正前进。
她们很棒。
十一、因为也是母亲的身份，我特别喜欢您的《孩子，你慢慢来》这本书，尤
其是“野心”和“你的名字叫做人”这两篇。在做“母亲”和“个人”之间，您已
经“被迫”选择另一个平衡点了吗？还是像我们一般职业妇女一样，永远在两极间
徘徊？
还有，“一个男人公务繁忙是成功的表现，女人公务繁忙则是野心太大，抛弃
母职”，您现在看法如何？
答：我在“母亲”和“个人”两个角色之间挣扎了很久，到现在，九年了，也
还不曾找到一个真正令我满意的平衡点。尤其西蒙·波娃早在几十年前就发出警告：
母亲这个角色，是社会为女性布下的陷阱，你往下跳之前，要搞清楚自己在于什么。
这个陷阱就是： 社会以种种方法将女人锁在养儿育女这个工作上， 迫使她在
“母亲”和“个人”之间做二选一的抉择。这个陷阱形成的前因后果都不必去提了，
我反正已经跳下去，重要的是如何在那个大蛛网里找到生路，有些女人找到生路的
办法是让孩子去自生自灭，而追求女性一己的解放与发展——这不合我的哲学。我
将人生分阶段：孩子七岁以前，我愿意牺牲自己的许多自由，让他们得到最充分的
爱；七岁以后，孩子逐渐独立了，我自己的比重就相对增加。
事实上，他们需要你的，也就那么短短的甜蜜的几年，对吧？社会结构的不合
理，使女人无法发挥自我，也剥夺了男人体验养儿育女的幸福。男人只管在外“打
拼”，其实也是一个不幸的大陷阱，他们的寿命都比女人短，不是吗？
十二、去年您于三本新书的发表会上提及，期望落于“历史谷底”的台湾，亦
应有一批具理想主义的良知者再重于未来使力，然而，如何避免如您在专栏中所描
述“李昂症候群”的关怀，无奈、厌倦？
三少四壮集中，您和南方朔皆有勇于面对历史的深思与批判。期望看到您们的
对话。（台中，柯应平）
答：理想主义的波峰是一定会再来的，人的颓废和他的激昂总是此起彼落的。
我其实比许多住在台湾的人要乐观；在外面看世界，你看看俄罗斯和车臣，看看民
不聊生的波士尼亚，看看动荡不安的南美，其实台湾的发展还真不错。在80年代与
90年代的交接之际，我们其实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没有政变，没有暗
杀，没有恐怖分子的兴起，这种成就不能等闲视之。
至于理想主义者的疲倦感，其实也很正常。台湾社会急剧变型，其中的人卯足
了力气，不像已开放国家中的知识分子可以轻轻松松慢吞吞地来。力气用得多，当
然容易疲倦。可是一点一滴使制度渐渐形成，下一代人就不必像这一代人那样拼命。
（现在的理想主义者仅止于疲倦而已，想想看，他的上一代，努力一点就可能会坐
牢，得精神分裂呢！）
南方朔嘛……您不觉得我的文章比他的好看吗？他太多学问了，我怕他。
十三、《野火》十年后的你，是否对台湾的关心层次提高？或是容忍性随年龄
改变了？例如小学生在马路上与车争道而人行道上早被占满了。清洁队员用太多的
人力替广告公司拆除看板。这些老百姓基本生活的乱象，似乎已不是你关心的话题
了，但对我们却有切肤之痛。而您的野火一点，比投诉任何政府或民意代表都要有
效多了。台湾的国际地位、统独问题对我们而言似乎并不是天天要去面对的。（土
城，吕荣乐）
答：对，我前两个星期的专栏“每天要过的日子”写的就是这个意思：政治的
终极目的是使老百姓宽宽松松的去过他“每天要过的日子”。偏偏这是政治人物最
容易忘记的东西！
台湾已经变了，“有效”的改革力量不再来自一枝独秀的野火式文化英雄。台
湾现在有百分之百出自民选的政府官吏和民意代表，这些人，人在其位，应该是推
动改革的那双手。为什么您还如此不满意？因为这些政治人物花很多的心力去搞权
力的明争暗斗，较少的心力用在你最有“切肤之痛”的公共政策上。
好，那么真正关心公共政策的人在哪里？对不起，他们往往选不上。选得上的
多半是那有钱的、有地方势力的、有桩脚的、有政商关系的——这些和公共政策两
回事呢！
谁把这些人选出来做事呢？谁，在选举期间，专心去听公共政策的发表？选民
将票投给那有钱有势有关系的，然后惊讶怎么没人搞公共政策——您看出其中的矛
盾吗？
十四、《在海德堡》您有惊悚的安排，它的Moral lesson是什么？无力挣脱桎
梏的宿命悲哀？不可“轻信陌生人”？在德国那样优良的社会秩序的背后却有极端
不可思议的恐怖威胁（起码台湾很少见）……（高雄，林纯瑛）
答：真抱歉，限于篇幅，您的三张传真只能缩为两三行。
能碰到具高度鉴赏力的读者，真是作家的幸福，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小说的评论。
有惊慷的安排，可能是因为我对犯罪心理感兴趣。至于它背后的讯息，应该是那篇
小说最值得争议的一点，譬如说，我认为王德威教授就看错了（或者我写“错”了）！
台湾的生存空间对女性较有保障吗？我不相信。你可记得那个把女孩奸了、杀
了，还把脸皮剥下的恐怖报导？
十五、我个人十分敬佩您的见解，想请教您：您移居德国，除了个人因素外，
是否您曾觉得在海外更能客观透析台湾两岸的问题与情势，并凭藉自己对中国及德
国不同民族性的理解，而试做谏言，其次可否谈谈您觉得德国人最有趣的地方在哪
里？（中和，董倩瑜）
答：我移居德国，纯粹是个人因素，而且离开台湾觉得非常不得已。一方面它
是孕我育我的唯一的家乡，我对它深怀感情；另一方面，台湾的发展光怪陆离，可
塑性极高，对一个关心文化和社会的作者来说，是个难得的实验室，可以亲身参与，
甚至影响它的发展，我却失去了这个机会，不，我不是为了写作而去国的。至于说，
来到欧洲而扩大我的视角，那是塞翁失马，试图转失为得罢了。对您所说的“谏言”，
我的兴趣也在锐减中——您看，我不是开始写小说了吗？
德国人，基本上是非常没趣的，或许他们的没趣正是他们最有趣的地方。您比
较美国和德国的电视节目吧！夸张一点的说，在美国一打开电视就可以看见人们在
无聊逗闹——女人在布丁池里摔跤或是比赛谁吃得下三百条香蕉；德国的电视一打
开就是严肃深沉的人生问题大探讨——穿深色西装的男人彼此苦着脸讨论历史的罪
愆，国家的认同，族群的和谐，正义与公理……每次我从德国一到美国就觉得全身
轻松起来；啊！美国有这么多愚笨的、无聊的、幼稚的、可笑的、天真的，天塌下
来都无所谓的人！美国人的天真简单是日尔曼人所没有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个
有历史包袱的民族，可是他们比我们更沉重，更没趣，因为——这是我的理论——
我们虽有包袱，但忘记得也快。德国人记忆力又好，所以有趣不起来，您说康德有
趣吗？黑格尔、马丁路德、希特勒、马克思有趣吗？托玛斯曼有趣吗？
可是观察这个没趣的民族可有趣极了！
十六、在您的近作中，提到德国的种种，无非在展现不同面貌之同时，给我们
带来一些省思，而我困惑的是，中国人和德国人，在民族性上是否有根本的差弄？
（虽然西德的状况的确令人向往）（北投，马惠文）
答：您记得在《看世纪末向你走来》里提到我开车被警察开超速罚单，因为我
在限制时速七公里的地方开着时速十公里？记得吗？然后您再想想曾振农那个把直
升机降在市中心的事件，还有咱们民航局的反应，您说这两个社会差别不大？
您的问题大得足够写一本厚厚的学术论著（像许烺光写《中国人与美国人》一
样），中德民族性的差异好像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做事讲究彻底完美，我们马马虎
虎，他们干净整齐，我们比较将就。这种基本人生态度的不同不只表现在生活细节，
还表现在民族对历史，对问题的大事上，我在《世纪末》里多所指涉。可以说，中
国人是比较“有趣”、可亲的民族，德国人的认真使他们比较不可爱，但是坐德航
要比搭华航或中国民航安全。
您知不知道，德国妈妈在孩子泻肚子的时候要他吃什么？香蕉！奇怪吧？
可是如果和移民社会美国人比，我倒觉得德国人和中国人比较相近，两者同样
尊重权威，崇尚知识；同样的重男轻女（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该上大学，那么就是儿
子，不是女儿；作家事洗碗洗衣的，却是女儿）；同样的男主外女主内（丈夫会每
月拨一笔钱让太太支配家用，超过用度就得解释）；同样的注重家庭（上大学的孩
子还由父母供给，放了假就回家，男孩子还不忘带一包脏衣服丢给妈妈！男人下了
班就回家陪小孩，看电视，睡觉，没有人去什么卡拉OK酒廊的），同样的以自己的
历史文化为荣（动不动背上一段歌德语录），两个民族相似的地方可能和差异一样
的多。
我这当然是以偏概全，一个复杂的社会可能有很多个彼此矛盾的面貌，但是这
样的综合观也有它的意义。事实上，将来的世界可能不必再去区分，而以“阶级性”
去重新组合，就是说，中国和德国和印度等等的知识阶级是一国，拥有相近的价值
观与生活内容；各国的蓝领阶级又成一国，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同越来越
小，真正的差异反在阶级之间，其实现在您就可以看见：一个台北的律师或电脑工
程师，他的生活内容和所关心的题目可能与他在德国美国的同行相差不大，他与一
个台湾布袋乡的盐民反而南辕北辙，不是吗？
十七、我一直很怀念您那篇《从泰国来的》，类似的文章在近年来很少见。德
国生活当然很美好， 但这个国家也有很多问题， 不客否认， Die Zeit到Bild-
zeitung这方面报导随处可见， 就是不见于大作中，您真的认为到法院去听一次审
判——即使对德国人而言也穷极无聊——就能窥见司法清明吗？您在德国的人际关
系其实是个可发挥的题目，恐怕不只是“坠入情网”而已。
当一个专栏作家只能以刘姥姥的观点去写作时，他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散布种族
主义，加深自己同胞的自卑感。（台北，黄瑞明）
答：嘿，慢一点！德国这个国家的许多“问题”不见于我作品中吗？您大概没
读《看世纪末向你走来》这本书吧？里头“问题”多得很，尤其着重日尔曼人面对
问题，处理问题的态度，您不妨看看。
如果您不满意的是我对德国人的批判不够尖锐，那我倒欣然承认，是的，我对
德国我不喜欢的现象，下笔还是温和些，远不如我对自己同胞的严厉，您要问为什
么，这样说吧，如果有一个住在台湾的德国作家给德国的媒体写文章，文章里经常
“尖锐严厉”地批评台湾的一切，给德国的读者看——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那不是光明磊落的君子作法，他有批评，为什么不直接说给当事人听？
我的考虑也在这里：对德国人有所批评，我应该用德文写给德国的媒体，让德国读
者看见，而不是用他们不懂的中文写给中国读者看，背着人说他的话语，有什么意
思？ 譬如您欣赏的《从泰国来的人》就是在柏林Die TAZ以德文发表的，德文版还
在中文版之先。我还准备写一篇关于德国知识分子的偏狭傲慢的文章，用德文，给
德国媒体，让德国读者看。
到法院去听审判，您觉得是“穷极无聊”的事？我却觉得每一场庭审都是最鲜
活的人生悲喜剧，可能悲剧多于喜剧。人在法网里挣扎，像一只被缠住的小虫。您
精通德文，读过卡夫卡的《审判》吗？相信我，听审判绝不是“穷极无聊”的。
我并没有说，从一两场审判就看出德国司法“清明”，您别把我没说过的话算
到我头上。《仲裁者还是审判者》一文的主题应该很清楚，从德国法庭上法官和善
礼貌的态度，从法庭口字形的桌位布置，从法庭平高的地板，可以看出，德国法官
的角色比较是一个仲裁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青天大人审判者。这也恰巧是台湾司
法界正要进行的改革项目之一。
至于您说我“只能以刘姥姥的观点去写作”，对不起，第一，我观点不仅只于
刘姥姥观点，大概有足够的读者可以反驳您，我就不必了；第二，您不知道，刘姥
姥观点可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她的眼光清新，任何在别人眼中早已见怪
不怪的现象，她却能用洪荒初始的眼睛看出其中的新奇、惊讶。黄先生，一个作家
若是失去了这种新奇、惊讶的能力，他也就失去了创造的可能，我希望永远保有刘
姥姥的眼睛呢！
我的文章加深了自己同胞的自卑感？
不会吧！中国人的自卑感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成为民族的负担，已经快两百年了，
您别把我说得太重要。我们且先不说中国人，只说台湾人吧。台湾人自己可以出国
旅游，打开电视有几十个国际频道，他有自己的眼睛看外面的世界。我想今天台湾
的读者自己可以决定接不接受我文章里的观点，因为他可以将我的观点与他自己的
见闻印证，还可以与许许多多其他作家的观点比较，看了我的文章而决定兴自卑感
或自豪感，其实是他的事，不是我的。
我只能对我自己负责——在我的知识与智慧范围内作最减实的表现——那接收
的一方，各式各样的读者，怎么依他个人的体质消化我的东西，你觉得我管得着吗？
十八、您对《野火》时代的台湾到最近《看世纪末向你走来》的台湾，有何看
法上的转变？劳要经营台湾，你心中可有具体的理想蓝图？（台北，朱小姐）
答：简单地说吧！《野火》时代的台湾需要的是破坏，《世纪末》的台湾需要
的是重建。当年的台湾社会反而比较有社会共识——大家都或多或少体认破坏的必
要，把腐朽的老建筑拆下来。重建比较麻烦，重建的蓝图人手一本，各说各话，缺
少共识，而共识却是社会往前走不可或缺的一种凝聚力，老实说，我很为台湾的缺
乏“敌情意识”忧心，它真的在扮演天真可爱小白兔的角色和老虎去游戏，它以为
卡通老虎是可以有“善意”的，而且吞进去的小白兔可以再吐出来。这种天真我觉
得一点也不好玩，十年前，当然没想到这会是一个问题。
您用了“经营”两个宇，可见得李登辉，或者说，政治人物的影响多大，不知
不觉的影响。前年连战用了“全方位”这个词，马上就变成流行词。这种影响当然
使政治人物暗中欢喜，但是小老百姓如你我，不得不防！
没有，我没有“经营”台湾的具体蓝图，如果有的话，我就和李登辉去竞争当
总统了。我对政治兴趣并不大，只是因为关心，所以对许多事情有些看法；基本上，
我想当作家比总统要好玩得多，怎么“经营”台湾？国事如麻，从小事开始。既然
我自己不会去“经营”台湾，我会把选票给一个将“托儿”问题和老人福利当作国
家大事来讨论的候选人，不论男女，我不相信统独之争比解决托儿问题来得重要。
台湾发展到今天的全面泛政治化，根本就忘记了政治的原始目的：政治为人的福利
存在。
十九、“野火现象”时期的台湾和现今的台湾，在政治、社会、文化诸面相有
何令人悲观与乐观者？
答：悲观或乐观是主观的感受；也许因为我不必天天面对台湾政治的恶俗，从
整体来看，我是乐观的。1995年的台湾社会无论如何都比“野火”时代进步，现在
看起来特别乱，是因为在威权时代，我们连讨论的自由都没有。军中人权，环境污
染，贪污渎职，司法不公，官商勾结……哪一样不是早就存在的问题，只不过在霸
权的覆盖下被消音罢了。现在虽然乱，乱象浮上表面总比隐藏在下面腐烂要好吧。
但是台湾的进步也是有限的。军队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十年前军中死人
不断的事社会根本不知道，十年后社会知道了每一个死者的名字，但也仅此而已，
距离合法，合理，合情的军队还很远，明白地显示，台湾仍旧是一个从独裁到民主
的过渡社会。
过渡，表示它需要时间成熟定型，而我们的社会比较焦躁急切，恨铁不成钢的
心情特重。最近《新新闻》的一个问卷调查说有66.4％的人认为民意代表只谋私利，
不反应民意，42.8％的人认为国家缺少好的报导，记者的结论是，调查勾勒出一个
“暗淡缺乏光明色彩” 的台湾。 我倒觉得不一定。德国的民主体质够结实了吧？
1994年一项问卷提出一个问题：“身为公民面对国家，你觉得只能任它摆布，完全
无力，还是觉得自己有充分参与的力量？”
结果有59％的德国人回答：他们觉得完全无力。
把种种调查和别的国家比一比，解读也许就不那么悲观。台湾人对现状的不满，
不见得表示现状比从前坏，它很可能表示台湾人对现状品质的要求比从前高，而且
高得很多；要求越高，不满越深，从这个角度看来，这是一种健康的不满，不是灰
暗的。
这当然不是说台湾一定有光明的前程，十年前不能讨论的台湾定位问题十年后
可以正视了，一旦正视，问题的困难程度也才浮现出来。在外是统一之声的巨大威
胁，在内是国家认同的四分五裂；国家认同的凝聚像一粒苹果的成熟，需要充分的
雨水和阳光，也就是时间，让它自然变得红艳熟软：我只怕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历
史可以是极残酷的。我的悲观在此。
二十、文化是否可以介入政治、改变社会？
答：用“介入”一辞，指的显然是所谓精英文化，因为要讲文化整体，政治就
是文化的形于外，文化要如何“介入”文化呢？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台湾地方政治的
运作，就会发现：西方公民社会的选举规则一移植到台湾的乡土上，竟然结出怪异
的果实。中国传统文化的血缘，学缘，地缘……种种观念操纵地方选举，选出来的
无可避免的是代表血缘，学缘，地缘利益的偏狭人物，往往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
但他们又确实是参与政治的产品。当我们发现民意代表恶俗不堪时，我们究竟要批
判政治呢？还是自己的文化？
再说精英文化“改造”社会的可能——这本是五四的基本精神，十年前的“野
火”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可是十年后的今天我看见两个不同的地方，佼精英文化
失去发挥的空间。一个是政治人物的嚣张，在威权时代，因为老百姓没有声音，掌
权者心虚之余总还要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现在威权的恶名没有了，政治人物抬头
挺胸，个个理直气壮，对所有的丑事不羞耻也不道歉。好像在西部酒吧里，既然大
家都亮了枪，礼貌也不必了，全凭火力，蛮的干。今天大大小小的掌权者自信满满，
不觉得有接受“改造”的必要。
第二个不同，是精英分子与当道的结合。动机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反正总有些
是利己的，有些是利他的，但是明显的事实是大量的所谓精英加入了看得见或看不
见的“幕僚”的队伍。民主政治本来就是参与政治，精英分子进入政治藉以发挥影
响，理所当然，问题是，在我们的文化氛围里，许多精英一进入政治圈就失去了独
立性——围绕在掌权者身边的种种博士学者的所做所为所言，历历在目。我相信独
立性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英不可缺少的基本品质，90年代的精英大批投入政治的立
即效果就是独立性的消失，也就是我们精英文化的萎缩。
唯一的希望在教育。台湾要生机不死，它必须刻骨铭心地体认教育的重要，做
最巨大、最长远的投资。我们的下一代不曾受到政治的扭曲和贫穷的限制，给予机
会，他们可以海阔天空做世界一流的公民。可是这个机会必须由我们这一代人手中
给出。如果有更多的精英参与教育改革，而不是充满泡沫的政治权力斗争，台湾会
更有希望。可惜政治的诱惑太大了。
1995年
亦凡书库扫校
下一篇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