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曹禺

    夜晚。在北京的灯市口，首都剧场的舞台上，灯火辉煌，一出戏正在演出；台
下肃静，台上一个演员正在全神贯注地念着台词：( 独白）这半天，我忍不下心在
发抖。

    寂寞、白发的孙美人。

    还在我的心头。

    可眼前，忽然管弦笙歌，金碧辉煌，一霎时，人间天上。

    歌台舞榭，复道回廊。

    一路上，站满了文臣武将，九州的侯王……

    可六官都羡慕我，一天便见到了一位单于，一位皇上！

    管它是什么！

    我淡淡装，天然样，就是这样一个汉家姑娘。

    我款款地行，我从容地走。

    把定前程，我一人敢承当。

    怕什么！

    难道皇帝不也是要百姓们供养。

    ……

    这是话剧《王昭君》的第二幕。王昭君仪态万千，顾盼神飞，正在庄肃沉静的
一朝文武的目光下，出场朝见皇帝。整个戏光彩照人，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是一
个有才干，有抱负，有胆识的，勇于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汉代姑娘。剧情紧凑，
语言生动，舞台上洋溢着诗情画意，观众屏息静气地看着它的演出。

    这时，一个六十九岁的老人，正在台下细心地注视着每一个演员的台词；同时，
他还留意着观众的情绪，从他们的脸上和偶然的相互对话里，找寻群众对这出戏的
反应。这就是《王昭君》的编剧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长、我国著名的戏剧家曹禺
同志。他从一九六○年起就酝酿写这个剧本，并且在当时已开始动笔，为此曾两次
去内蒙，一次去新疆。但由于林彪、“四人帮”

    一伙的干扰，鼓噪什么“大写十三年”，把历史剧的创作一律划入“禁区”，
使这个戏的写作搁了下来，到去年才把它写成。这是曹禹在欢庆粉碎“四人帮”之
后，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解脱思想上的束缚，奋发有为，为迎接建国三十周年而写
成的一部献礼作品。



    像母亲关怀孩子一样，曹禺十分关心着《王昭君》的演出效果。他不顾自己年
迈，又有心脏病，经常在晚上到剧场前台和后台倾听观众对这出戏的意见。他在十
五六岁从中学读书时代开始，就养成这个习惯：每演一次戏，就要听听观众的意见。
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他觉得观众的意见，是对自己创作成果的最好评价。

    我从上海到北京访问曹禺，在第一次交谈时就听到他这样的意见。他说：“剧
本与小说不一样，除了供给阅读之外，他还要供给演出，而演出是它的生命。因此，
观众意见特别重要。我从前看郭沫若同志的历史剧，总觉得他用的台词都是白话体，
不大像古人说话；后来，我写《胆剑篇》，人物对话用了些文言，演出后，观众说
听不懂；我才明白历史剧人物对话还是用白话好。仔细想想。文言也不见得全能代
替古代人当时的讲话。所以，这次写《王昭君》，台词就一律改用白话体了。”

    他住在北京东郊两间像上海工房那样的房子里，一间是卧室和书房，一间是会
客室，看来每间还不到十二个平方。曹禺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写了这个新的历
史剧《王昭君》。

    跳出历代戏剧家、小说家、诗人创作王昭君这个人物形象的思想窠臼，把一个
凄凄惨惨，含着无限哀怨，哭别祖国的少女，还原归真，改写成为一个神采清明、
勇敢坚强的姑娘，作者本人显然也需要巨大的气魄。周总理在十七年以前，对在京
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曾说：“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自信
心的作家”，这些话在这里得到了证实。曹禺认为历史剧要忠于历史事实，忠于历
史唯物主义，但历史剧究竟不是历史，它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总是通过作家的头
脑写成的，因此它总是需要体现作家本人所处的时代精神。元代关汉卿写《关大王
独赴单刀会》，通过写三国时代的关云长，写出了关汉卿自己的抱负。同样，关汉
卿写《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也是通过歌颂包拯，寄托了自己的悲愤的。郭沫若更
是如此，许多人都说他写屈原，写的正是他自己。曹禺虽然没有说《王昭君》里的
王昭君有他自己影子，但他承认《王昭君》作为历史剧，是体现了作者所处的时代
精神的。

    他对国外有些人把历史剧《王昭君》称作“填词文学”，表示愤慨。他认为这
是很不公平的。他说，他写《王昭君》，确是周总理交给的任务，但这里所说的
“任务”，并不是指行政上的命令。周总理在文艺工作上一向尊重作家的自由劳动，
从来不给人规定写什么题材，当时他完全是用商量的口吻，给曹禺提供一些线索，
提些建议，写不写完全由曹禺自己决定。据曹禺回忆，在当时，他按照领导上号召，
也曾考虑写对资本家改造的题材，曾到上海看了许多资料，开了许多座谈会，但这
些材料并没有激起他的创作欲望，结果没有动笔，后来他又考虑写商业方面的先进
人物，也花了一些年月，最后还是觉得不了解这方面情况，人物在他的思想上站不
起来，也就没有写。

    对王昭君，他在搜集材料过程中，包括阅读史料和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了解生
活，他都是从不熟悉到逐步熟悉，从没有感情，到逐步有感情。这才酝酿写出一个
历史剧来。

    “我们要写熟悉的生活，这话并没有错。”他说：“但有些不熟悉的生活，作
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熟悉它，了解它。当熟悉了之后，写出来的作品，就不能
仅仅因为它是结合政治任务写成，而轻易地加以否定。”

    他认为，解放以来，我们文艺界出现了不少好作品，成绩是主要的。但按理说
来，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成绩应该远比解放前为大，但事实并非
如此。这主要是林彪、“四人帮”在文艺战线上搞法西斯统治，使我们十年一片空
白；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也由于有“左”的和右的干扰，特别是十七年中
的后九年，“左”的干扰占了主要地位，致使文艺园地禁区遍布，有的作家歉收。
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了我们这些缺点和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开缺口，
搞篡党夺权。联系曹禺本人情况，他在解放前二十多年中，写了《雷雨》、《日出
》、《原野》、《蜕变》、《北京人》、《家》等剧本，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生活，
正如周总理提到《雷雨》时所说的，是“合乎那个时代，这作品保留下来了。这样
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它们在艺术上都有巨大成就。由于这些剧本
的发表，中国话剧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在解放后，他只写了《明朗的天》和
《胆剑篇》，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又写成《王昭君》，这是什么原因呢？

    正如周总理在一九六二年讲话中所说：“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
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
就写不出好东西来。”看来正是“左”的干扰使我们的作家顾虑重重吧。事实上，
以后“四人帮”逼得他搁笔十多年。

    曹禹谦虚地把主观原因首先归结为自己这三十年来“没有很好抓紧时间，浪费
了许多年月”，叹息“一晃三十年就过去了”。同时，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行政
上兼职大多，是不适宜的；他希望他今后能减少一些社会活动。他相信创作盛世已
经到来，他的《王昭君》决不是他最后一个剧本，他还要继续写别的东西。

    当我们谈到他怎样写第一个剧本《雷雨》时，他显露出激动的眼光，说：“我
十八岁就酝酿写《雷雨》，构思了五年，花了半年时间，五易其稿，到二十三岁才
把它写成，交给了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把它搁在抽屉里，搁了一个时期，有个人发
现了这篇稿件，读了一遍，就拿去发表了。”这个人，就是众所周知的巴金。当时
他正在北平帮郑振铎、章靳以编辑《文学季刊》。

    他把作品推荐给郑、章两位。曹禺说：“巴金是个宽厚长者，他胸怀坦荡，貌
如其心，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正是他，把我和我的第一部作品介绍给人民群众。”

    他写第二个剧本《日出》，也是通过巴金、靳以编的刊物发表的。那次是用连
载形式刊出的，写一幕就发表一幕，这是他所写的剧本中写得最快的一个，因为他
对这类生活太熟悉了。他出身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不少类似金八、潘月亭、
李石清、顾八奶奶的人物，他描写这些人和事，正是“如数家珍”，他看透了这些
人的心肠，相信旧的总要灭亡，新的总要诞生。剧中主角陈白露在自杀前最后的独
白：“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和打
夯的工人们合唱的号子：“日出东来，满天的大红！要想吃饭，可得做工！”成了
个鲜明的对比，在今天，它们已是历史的见证。但正是《日出》和《雷雨》，在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四人帮”一伙的批判，他被迫搁笔十年，而他那个陪伴
他半生，一直鼓励他创作，关心他的事业的夫人方瑞，也于一九七四年他还没被宣
布“解放”前，在缠绵的病痛和阴郁的气氛里去世了。

    曹禺认为《日出》是他一生中比较满意的一个剧本，而那是他二十五岁时写的。
他觉得青年时代对一个人来说，确是非常宝贵的。而这需要前辈作家的扶植。他谈
了巴金，也谈到叶圣陶。他说：“叶圣老八十四岁了，在人大常委会上，和我坐在
一起开会，还对我说，看了你的《王昭君》。他的眼力衰退，是用了放大镜，一个
字一个字看的。叶老又说，最近还重读了《雷雨》和《日出》，也是一个字一个字，
用放大镜看的。”他感谢这些老同志，虽然他自己也快七十岁了，但总觉得不能忘
记这些同志对自己的鼓励和帮助。

    我在第二次见到曹禺的时候，已经看了他的《王昭君》演出。他问我有什么想
法，我笑着说：“我感到非常满足”，并问他王昭君的形象是怎样在他的思想上形
成的。他说他看了不少有关王昭君的史书，主要是《汉书·元帝纪》和《汉书·匈
奴传》以及《后汉书·南匈奴传》。从这些史书中，可以看出当时汉朝与匈奴之间
的关系。史书中有王昭君自“请掖庭令求行”之句，又有有关昭君临行时，“昭君
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的记载，这都启发他塑造一个勇于民
族团结的古代少女形象。他在不辞辛劳，到内蒙、新疆等地生活以后，不仅听了不
少有关王昭君的生动美好的传说，同时还看到一些汉族姑娘在那边落户，她们学骑
学射，睡帐篷，吃马奶，饮羊乳，与少数民族如同一家；他就想到当年王昭君嫁单
于，在生活习惯上，也许有某种程度相类似，但所遇到的困难一定比现代这些汉族
姑娘更多。而史书上记载着王昭君是“良家子”，传说她经常在河边洗衣，那么可
以肯定，她显然不是贵族出身，至多也只是小康人家的女儿，而且她父亲死在边塞，
从这些因缘看来，她“自愿请行”是有可能的。他在研究汉代历史时，了解到当时
汉朝已走向下坡路，内部阶级压迫深重，经济困窘；实际上已无力打仗，最好的政
策只有“和亲”。王昭君完全有可能是一个在汉宫中受到冷遇，热情于民族团结，
勇于到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姑娘；而不是像杜甫诗句中所说的那样：“一去紫台连
朔漠，独留青家向黄昏”；也不像过去的一些戏曲如《汉宫秋》、《昭君怨》、《
昭君出塞》、《昭君和番》等所描写的那样，是流着眼泪出宫被逼远嫁的。而且，
这些在正史中都没有根据。

    曹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敢于向旧的思想作斗争的革命精神，塑造王昭君形
象，是为了提倡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交流。这也是周总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在充分肯定王昭君的历史功绩后，向曹禺作出的建议。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
的干扰，周总理当时没有能够看到曹禺把这个戏写出来。现在周总理已经看不到它
的演出了，曹禺感到非常难过。在他的房间里，挂着周总理接见他时的照片。十多
年前，周总理说他写作上“好像受了某种束缚”。现在，他觉得他不该在写作上再
有什么“束缚”了，特别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更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写出
比《王昭君》更好的作品来。

    作为读者，作为观众，我们祝愿他健康。

    曹禺对粉碎“四人帮”后的文艺界一片繁荣景象，特别感到自豪。他不仅注意
到《王昭君》的演出，还跑到其他剧院看参加纪念建国三十周年会演的其他剧团的
演出。他向我推荐歌剧《星光啊星光》，我看了，喷喷称赞；他也非常高兴，说：
“这三年来新人新作不少啊！前一时期，还有《丹心谱》、《于无声处》、《未来
的召唤》……相信我们的创作盛世就要到来了，只有按照三中全会精神，真正贯彻
‘双百’，方针，实现艺术民主，按照艺术规律办事，不要太多的清规戒律，那我
们的文艺界一定会像开元、天宝年间，盛唐诗人一样，开一代文风。而我们呢，三
十年代的一些老人，不过是一些铺路的石子罢了，主要是迎接新生力量的到来。”
当然，他也称赞了陈白尘的《大风歌》，这是老将新作，同样使人感到鼓舞。

    曹禺已于九月十二日去瑞士，然后到英国，最后还要到他阔别三十多年的美国
讲学去。这在一般人说来，远离祖国，该有一些人地生疏之感吧。但对他说来，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他将在国外获得更多的友谊。在前进道路
上，他将继续开拓他的思想和生活境界，必将有助于他继续取得在文艺创作上的巨
大胜利。

    ( 原载《文汇报》1979  年9 月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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