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的优美姿势-评高行健的获奖演说——茉莉 无论人们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目的去评价高行健获奖事件,批评也好,赞扬也好, 历史终将不搀杂个人恩怨、不囿于意识形态、不以敌我为畛域、不为国别所左右, 公正无私地去追问一些根本的问题,如:百年来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 其创作是否真的为中国文学「开辟了道路」?高行健在其作品中所体现的人格理想 与社会理想,是否符合诺贝尔遗嘱中关于授奖「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人」这一宗 旨? 诺奖史上鲜见的,是一个作家如高行健,自己在获奖演说中宣布:他能够「登 上这举世瞩目的讲坛」,「这大抵正是这诺贝尔文学奖的宗旨」。不过,高行健先 生没有论证他是如何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这一点连最称赞高的人也说不出个 所以然),而是谈了一番「文学的理由」。在他的意识流式表述的「理由」中,有 几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即:逃避与承担、文学与政治、个体与群体、价值关怀 与名利市场。 一,逃: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意义区分 在灯火辉煌的瑞典文学院大厅里,笔者惊讶地看到,我们中国的「百年第一人」 从容地走向讲坛,侃侃而谈他由逃亡带来的成功,从而把一个「逃」字,画成 了一个举世最优美动人的姿势。 高行健的逃,不但是地理意义上的逃,更是精神意义上的逃。他在演讲中断言: 「还要发出自己个人声音的作家不能不逃亡」。如果这个逃只是指地理意义上的, 那么只是「去留肝胆两昆仑」的问题而已。然而,高行健的逃却有着更广泛的精神 意义,他既要逃出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也要逃出对人群、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用 他演讲中自己的话来说:「文学对大众不负有什么义务。」 这样一个消极自保的姿态,这样一曲只求自适的「逃」字谣,居然被一些理论 家们誉为「反抗」——将文学彻底从政治中解放出来。然而,如果我们细察「逃」 的踪迹,就可发现,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逃,其意义截然不同。 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逃」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当政治无孔不入,专制 者强迫每个人都讲政治,一切都政治挂帅的时候,文学的逃避的确是一种勇敢的反 叛;第二,当专制稍有松动,有人在进行真正的反叛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的反 抗才是货真价实的反抗,逃避只是单纯的逃避而已;第三,当极权统治把政治视为 它的专利,明令「不争论」,不准他人涉足政治(例如最近国内一批自由派学者被 剥夺发表权)的时候,那么,逃避文学在此时不仅没有了反叛的意义,还等于是自 愿接受专制者的意志控制,正中了统治者的下怀。 就地域而言,谈逃避不能脱离语言环境。在民主国家逃离政治可以视为清高, 因为那个政治是欢迎你加入的;在专制国家逃离政治只能说是懦怯,因为那个政治 是不容你置喙的。懦怯本是人性普遍弱点无可指责,但如果硬要将懦怯披上优雅的 外衣,将逃避唱成清越的高调,这就形成了美学上的反讽。 在高行健先生画出的这个「逃」的优美姿势下,所有坚持不「逃」——坚持承 担责任、关怀他人的作家,秉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信念的斗士,甚至荷 马史诗里的英雄,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全都成了一大群该被轻蔑嘲笑的傻子和笨 蛋。 幸好这个世界还有人不以逃亡为唯一出路,还有作家愿与无路可逃者共命运。 宁可身陷囹圄也不逃的捷克作家哈维尔,在与妻子的通信中一再讨论身为作家 的责任承担问题。哈维尔问自己:道德责任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要求自己承担「为 了这个世界」的责任的命令来自何方?最后,他终于找到理由:「由于认识到我们 自己是这条河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承担起了对整个河流的责任(在大坝和特殊地 平线经营者看来,这当然是愚蠢的)。」 二,「非政治」的共识与矫情 当中共外交部指责诺贝尔文学奖「已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时,高行健 在演讲中也同样痛斥政治是文学的最大敌人,表面上看来针锋相对的对立双方,其 立论前提却是惊人的一致。他们一致的共识是:文学与政治没有关系。 这里我们有必要阐述一下政治的定义。简单地说,政治就狭义而言,是指专门 的政治,如国体的确定与政体的运作;而广义或文化形态的政治,则是指社会个领 域活动中的政治因素,包括人们对政治的观念意识、认同方式和价值观。后者几乎 没有人敢说他完全与之绝缘。 除了上述广义狭义的区分,政治还有善恶之别。共产党一党政治是恶,造福人 民的民主政治是善。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政治全算成共产党的,借反对恶的政治,排 斥对社会的关怀与责任,这是高行健的一贯言论留给给笔者的印象。 一个热爱生活、直面人生的作家,必然和政治相遇。在中国的现实里,政治意 味着自由的展开,意味着对自己出生的那块土地的责任与义务。我们常讲生活是大 海,那么,无处不在的政治可以比喻为海水中的盐分,只要你不是空中飞鱼,你就 没法摆脱海水中的盐分。我们参与政治,并不是我们对政治有什么特殊的兴趣,而 是因为,我们要「从生活出发」(哈维尔语 杂诮裉烊栽谡?胃哐瓜轮泄?骷依此 担 ?尾皇切床恍吹奈侍猓 ?潜匦胙纤?面对的一个课题,是要不要真实反应生 活情感的问题——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无法逃避这样的宿命。 1991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南非女作家戈迪默,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说,她最感兴 趣的是人,是使人不幸或使人幸福的事件,正因为对人的命运的关注,才迫使她去 探索政治的主题,她把自己视为一个「在政治上有说服力的艺术家」。处在南非那 种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中,尽管戈迪默的创作采取一种独奏的形式,但她的作品却 是对生活的一种介入,甚至是一种力求改变生活的抗争姿态。 关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戈迪默认为,应该「在小说中给予政治以一个自然而 然的地位」。文学不能做政治工具,但也不应成为逃避政治的工具。刻意排斥政治 的作家,仿佛是一直在蒸馏过的空气中生存的天外来客,俨然是全权代表文学的「 超人」,其姿态是矫情与不自然的。戈迪默肯定地承认「人是政治动物」,她解释 她的作品中为什么有那么多政治色彩的情节,「因为现实本身就是如此」。她唯一 要避免的,就是在小说中进行政治宣传。 人们常说文学是有情者的事业,其实,真正善的政治更是有情于天下,大气的 文学往往因为容纳政治才有容乃大。对于许多像戈迪默一样来自第三世界的作家, 政治和艺术绝对不是两个极端,而是自然融于一体的「政治美学」。政治与文学, 在现代民主国家不过是一个理论问题,而在中国等专制国家,却是一个道德实践问 题,1989年之后,中国那么多学生市民被镇压,农民抗议,工人下岗卧轨,知识分 子被噤声,连法轮功成员举举手伸伸腿也被监禁致死……,在这种时候说文学不应 与政治有关系的人,我们能说他什么呢? 今天有许多西方人标榜自己脱离政治,以反对一切政治为时髦,那是有他们的 前辈在上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民主制度为前提的。一些西方文人毕生没有经历过 暴政,因而也就不能理解专制下人民的文学需要,读不懂暴政高压下的文学,不能 欣赏有力度的美。就像早就享受婚姻恋爱自由的人,觉得自由婚姻也不过是那么一 回事,因此,对于仍处在封建社会的年轻人要死要活地追求自由恋爱,也就不再倾 注援手的热情。「六四」之后,流亡海外的一些中国作家远离了国内受迫害的场景, 失去了受压制的痛感,他们也学会了以西方人的时髦为时髦,声言追求不问政治的 纯文学,高行健就是令这些人艳羡的成功典型。 瑞典评论家彼德。路德松因此批评高行健说:「他的确讨厌一切关于文学如何 表现政治的言论。至于中国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从来没有 感到一点同谋犯罪感在脑子里闪过。」(> 2000年10月26日) 三,是「开辟道路」还是追逐潮流? 「个人的声音」是高行健在演讲中反复诵读的经典名句。他似乎想要说明,他 被瑞典文学院新闻公报高度评价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就 是因为他让中国文学从政治的工具「回到个人的声音」。 其实,一部中国文学史充满了个人浅唱低吟的声音,这条个人之路源远流长, 绝非自高行健始。如高行健所说,在毛泽东实施全面专政的那些年代里,除了毛泽 东本人「个人的声音」——一个独夫的声音响彻云霄之外,其他个人的声音都曾被 封杀。到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坛开始了一场「文体革命」,文学重新回归于它的艺 术本性,语言、结构、技法、叙述方式开始受到优先考虑,作家重新发出他们「个 人的声音」。高行健在这个时候卷入浪潮中。 每一个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音,不同的「个人的声音」,有其美丑、高下、善恶、 贵贱之分,我们不能不分内容地,凡将「个人的声音」都奉为至尊。只有仔细考察 高行健个人声音中的具体内容,我们才能断定:他的声音到底是开辟了新道路,还 是追逐潮流、人云亦云? 就高行健获奖的主要小说> 的内容看来,它和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文学所表 现出对荒蛮、原始、神秘和宗教的极大关注是一致的。从那时开始,中国作家不约 而同地对西藏等边疆,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们热衷于在笔下描绘雪山、草原、 森林、荒俗与宗教朝圣的体验。这股浪潮,既是对二十世纪西方蛮荒探险文学的效 法,也是一些作家在不再愿意涉及现实问题之后,想要唤起人们的注意与重视所使 用的特殊手段。 文学不再神圣。失去精神栖居与归依之所的现代派作家,把艺术形式当成精神 的归依之所,「写什么」让位于「怎么写」,形式因此获得了本体的意义。他们以 万花筒般变幻的形式来吸引人们的目光。然而,在形式上玩花样,总有玩厌的时候, 于是,先是走现代前卫之路,后被封为「极端现实主义」的高行健,又开始热衷于 探索道家玄学,描绘性幻想等原始赤裸的人生本相,由末世心态导致玩世不恭的犬 儒主义。与此同时,中国的痞子作家、宝贝作家们大拾西方现代派的牙慧,大写消 极、颓废、色情,玩得「一点正经也没有」,无「性」不成书,只求「过一把瘾就 死」。 最近有人指出,中国当代文学90年代以来,由于一味地模仿西方20世纪文学潮 流,特别是游戏性写作的大量出现,使得文学创作泡沫现象严重,中国文学丧失了 质朴的感情和真实的力度。其实,九十年代的这股泡沫潮,还可以溯源到中国传统 文学的支流。包括高行健在内的玩山水、玩女人、玩民俗的现代派作家,并非是真 正的新新人类,他们其实就是晚明颓废文人的再生与传人,面对专制的黑暗,他们 脸上吊着晚明文人纵欲无度的虚肿眼袋。 这一类文学在「六四」后的中国大量出现,既填补了人心的空虚,也有意无意 地缓和了专制政权与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活跃并轻松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 化市场。 这些现代作家在消解政治的同时,并未忘记名利市场,相反,这类回避社会矛 盾的悠闲文学,同时受到东方与西方的欢迎,因为没有人再愿意去提诸如人权之类 的沉重话题了。 当高行健在演讲中一再强调他的作品「只为自己而写」,他的「自言自语」不 须顾及社会效应时,我们只须稍加考察:他的> 什么时候还是手稿就摆上诺贝尔奖 评委的案头?为他的书做推销如何使得台湾作家马森勉为其难?没有人逼着高行健 把手稿交出来,高行健显然是自愿、主动地到处托人帮忙出版。由此看来,他其实 也像所有的作家一样,愿意与读者分享他的创作,愿意让自己的书成为公共的东西, 因此,他最好还是真诚一点,不要把「非功利的文学」说得那么绝对和漂亮。 刻意把个人与群体对立起来,把人民抽象化、概念化,使之成为自我的他者, 高行健的个人主义高调里充满了孤芳自赏的傲气。在人道主义者眼里是与自我血肉 相关的群体,被高行健看作是一种敌意、对抗的因素。同样是旅行手记之类的文学, 中国作家艾芜的> 和高行健的> 相比就大有不同。> 的作者是真正沉浸在苦难之中, 个体与群体一起受苦,并一起寻找希望与意义。 总之,我们不能一听见「个人的声音」、「审美判断」就急急忙忙去赞美,就 以为是反集体主义了,要紧的是,深入了解他是哪一家个人的声音、哪一种审美判 断。一个人从自身的痛苦出发,进而为群体请命,不能被视为是罪该万死的集体主 义。从逻辑上看,「个人的声音」不意味着就只能写个人,它也可以是以个人的感 同身受,去关注和描绘他人,其声音也同样可以是非常真实的,也同样具有审美价 值。 四,一个嘲讽价值关怀的后退者 在笔者读过的许多肯定高行健成就的文章中,马建的文章算是能说出几分道理 的。基于老朋友之间的长期了解,马建诚实地称高行健为「一个后退者」。然而, 这样一个在价值关怀面前后退的人,却利用诺贝尔奖演说的机会,对那些坚持价值 关怀的作家进行刻薄的嘲讽。所有以笔为旗、为弱者代言的「代言人」,所有在极 权制度下被迫反抗的「斗士」、「英雄」,都被高行健挖苦为「自我膨胀」。以为 获奖就代表路线正确的高行健,实际上是在借审美的名义,干预一切承担责任的文 学;以狭隘自封的「文学立场」,来取代文学本应具有的丰富多样性。 不知高行健是无知还是故意,他在演说中贬损和嘲讽了一大群他的前任——- 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瑞典文学院历年来的新闻公报与颁奖辞中,有不少获奖 者被誉为「斗士」、「代表」、「代言人」,笔者在此信手拈来几位:1906年获奖 的意大利诗人吉奥修。卡尔杜齐,被称为争取自由的「革命斗士」;1915年获奖的 罗曼罗兰,被介绍为「全世界和平运动的杰出代表」;1921年获奖的法国作家法朗 士,被称赞为:「投身理想主义的奋斗行列」;1923年获奖的爱尔兰诗人叶芝,瑞 典文学院称他「成为自己祖国爱尔兰的代言人和阐释者」;1930年获奖的美国小说 家刘易斯,被认为是「代表了新移民的风格」;1946年瑞士获奖作家海塞,颁奖辞 称他「从梦想家变成斗士」;1948年英国诗人爱略特获奖时表示,他要「作为一位 代言人去努力」;1953年获奖的英国作家丘吉尔,被瑞典文学院比喻为「著名的沙 漠战士」;1964年拒绝领奖的法国作家萨特,曾赢得过「20世纪人类良心」的声誉 ;1967年获奖的阿斯图里亚斯,颁奖辞称之为「拉美精神与未来的代表」;1972年 获奖的德国作家伯尔,被称为「代表德国文学及其革新——从废墟中新生」……。 享受着西方斗士用生命换来的自由,高行健有权对斗士、英雄们如此轻蔑如此 挖苦么? 自古以来,无论东方西方,文学历来有「载道」的功能、教化和参与的传统, 它曾经长期充当过「精神导师」。不管今天人们怎样评价这种导师作用,它至少是 以某种价值标准做依准的。「红脯鸟」这个形象,即是瑞典著名汉学家罗多弼先生 和其他学者研究后,提炼出来的一个文学价值标准——对人的关怀。古往今来一切 优秀作家都在叩问:个体的有限生命如何寻找自身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在最近几年 的诺奖得主中,大江健三郎在文学中建立的价值,是「与弱者共生」;格拉斯成了 西方启蒙主义、和平主义的隔代传人;戈迪默在南非发展了甘地主义倾向。 然而我们中国的诺奖得主给予我们什么呢?他没有在其文本中建立人类基本的 值层面,而只是一番怀疑与坼解。思想贫乏的高行健再三说教的高论,其实套用中 国民间的一句俗语就可以基本概括:「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他拒 绝继承中国佛教「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而是把社会承担当作笑料,其对 救赎精神的蔑视来自小市民智力的冷嘲。他以麻木的情感,漠视人生各种价值,只 是身体力行道家的「我不成仙谁成仙」,「将写作与性交化为一体」。 前面已经 谈到,在中国当代文学丧失价值关注、彻底消闲隐逸之后,它并没有隐逸于市场, 它甚至以其消闲隐逸的功能开辟更大的、世界性的名利市场,而诺贝尔文学奖,也 就成了吸引「隐士」们勇于前来瑞典占领的一个最大的名利场。对此,目睹这一切 的笔者只有无限的悲哀。 并不是每一个老外看中国文学都会看花眼、看走神。对高行健的个人享乐主义 价值观,瑞典评论家彼德。路德松就心明眼亮,在> 一文里,他这样评价说:「在 极端集体主义的同谋犯罪中,高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从而转向一种极端的个人主 义信仰。他瞄准了这个目标,并且以明晰的叙述晓之世人,他如何日益赢得这种信 仰。他希望过他自己的生活,在最大可能的自由中过他自己的生活,仅仅盯着他自 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舒服。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目的,只要把自己一天天流逝的生 活尽可能过得美满些就行了。投身于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秩序,对他来说,无异于 把自己的生命消耗在幻想中。……」 综上所述,众人期待的高行健获奖演说,既没有激情也没有信念,其社会理想 一片空白,其人格理想萎缩矫情,通篇老生常谈,重复文学常识也重复自己,不少 地方甚至自相矛盾。拿去年的诺奖得主君特。格拉斯激动人心的演讲来比,高的演 说几乎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尽管高行健在演说中也批评了中共对文学的迫害,但他 对「斗士」、「英雄」的刻意贬损,表明他是不赞成对专制进行勇敢抗争的,不认 为享有自由的人有义务为他人争取自由。国内文学评论界的一位朋友沉痛地说;「 当高行健被人们赞美时,大多数中国人陷入了更加可悲的孤独状态(马尔克斯意义 上的「百年孤独」),只能说明我们的处境更不为人所了解。」这正是笔者撰写本 文的心情写照。 2000,12,20 -------- 文学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