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

    婴儿在学会语言以前，已经可以辨别和记忆物象，并且形成条件反射，比如他
们渐渐明白奶瓶是个好东西，彩色气球也是个好东西。

    他们进入学校开始识字的时候，有经验的教师也总是借助挂图、模型、表演、
游戏以及实地参观来促进教学，因为他们知道抽象的文字只有与具体的物象建立特
定的联想关系，才能更好地为儿童们记住。

    看图识字，看图识义，这种儿童的学习规律也是人类各种仪式的内在法则。人
们不能用一纸结婚证来证明婚姻，即使这一张纸已经完成了全部法律手续，但人们
还是需要用热热闹闹的婚礼来冲击人们的各种感官，使结婚变成一件可以留下印象
的事情，从而是他们心目中一件真正完成了的事情。人们也不满足于用几篇悼词来
寄托哀思，即使这几篇话语已经表达了对亡人全部的景仰和追念，但人们还是需要
用近乎过于复杂的葬礼来冲击人们的各种感官，使丧葬也变成一件可以留下印象的
事情，从而是他们心目中一件真正完成了的事情。

    仪式就是一种造象活动，就是人们不满足于语言交流之时，用具象符号来申明
意义或者从中解读意义。在漫长的生活实践历史上，人们就是用高耸入云的教堂、
丰富多彩的圣像和壁画、优雅动听的颂曲和钟鸣、庄重素净的服饰和陈设，还有各
种受洗或祈祷的繁复礼仪，把圣书上的宗教变成了活生生的宗教，也就是能够进入
人们想象和情感的宗教。人们同样习惯于用易帜、换装、剪辫子一类外形变革来表
现革命，差不多也就是实施革命；或者用声势浩大的阅兵和集会、惊天动地的礼炮
和鼓号、肃穆宁静的广场和纪念碑，还有必不可少的国旗、国歌和国徽，把概念上
的国家变成了活生生的国家，也就是能够进入人们想象和情感的国家历史学家们普
遍认为，1789年法国在大革命时期首次采用国旗等等，是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形成的
标志，是现代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标志。我们差不多可以把当时的法国公民们看
作是咬着指头的儿童，看作尚存儿童心理特征的人类，把他们对国旗、国歌和国徽
的创造，看作是以象识" 国" 和识" 族" 的需要。

    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也才能理解各种自残型的习俗：纹身、血书、割礼等等，
这些仪式不过是要借助创伤痛感来强化感觉记忆，实现某些重大意义的阐释和宣达，
常常用于一些重要时刻，比如入教之时，誓师之时，成人之时等等。我们也只有从
这个角度才能更多地理解宗教，理解宗教中常见的一些轻度的自残，比如剃度、斋
戒和长途仆拜等等。印度教、伊斯兰教的信徒在重大节日里还往往习惯于绝食，与
中国人在节日里的大吃大喝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产生的饥肠辘辘，当然是为了让
节日的意义更为刻骨铭心。

    中国古人多认为身体受之父母，须小心爱护，为自己的世俗态度找到了根据，
从来拒绝身体自残，当然也就会排斥宗教。但中国仍是个有深厚礼仪传统的国家，
因此也可说是一个善于看图识义的大国，一个善于运用象符的大国。在这个国家，
"宗教是政治化的，政治是伦理化的，伦理是艺术化的"（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也就是礼文仪节化的。《（仪）礼》、《周礼》、《礼记》记录了人们应该
如何站立，如何落座，如何坐车，如何穿衣，如何戴帽，如何吃饭，如何饮酒，如
何祭祀，如何娶亲，如何敬老，如何慈幼，如何尊贤，如何卜占，如何见客，如何
谢恩，如何朝君，如何扫地，如何奏乐等等一切行为成规，把所有社会关系都固定
成相应的外在仪礼。比如子女每天晚上应为父母铺床安枕，早上则须向父母问候请
安。又比如前面若有两人并坐或并立，你不得插身进去或从他们中间穿过。还比如
青年人随长者接受馈赠，如果长者已经表示了感谢，后辈就万万不可再表示感谢，
以免身份越位的无礼造次。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提倡的" 礼治" 和" 礼教" ，就是借
肋这些浩繁得实在让人惊讶的有形礼仪，实现政治管制和伦理教化。

    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候识字的人是很少的，那时候也还没有纸张和印刷的发明，
文字只能载于竹帛，竹重而帛贵，流传极为困难。那个时候也没有现代国家所规定
的普通话，大国之内方言繁多，言语沟通颇为不便，上古之书太多讹字、衍字、异
体字以至版本杂乱难以顺读，其实也可视为各种方言分割的一种书面浮现。文字崇
拜在那种情况下实在缺乏必要的技术条件。因此，那时候的" 文明" 更多地不是表
现为文字，倒是只可能更接近汉字" 文" 的原义，即" 纹" ：纹彩，纹饰，相当于
人为的美化技能，实现于各种造象活动之中。

    当" 文" 与" 用" 相对的时候，" 文" 是广义的形式；当" 文" 与" 野" 相对
的时候，" 文" 是广义的礼乐。《左传》记孔子语："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章
太炎曾解释，这里的文不是指修辞润色，而是指行仪典以助言传（见《国故论衡》）。
太炎先生坚定了我的想象：当时的" 文" 即" 纹" ，主要体现为诸多以象明义的仪
式。

    《礼》称：" 乐者，象成者也。""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周礼》亦称：" 
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 这种对音乐的重视，恐怕是中国古人的
一大执政特色。虽然我们无法得到古代的录音资料，来充分了解当时这种的" 乐" ，
但我们有足够的出土文物来了解当时的" 礼" 的其它方面，比如众多史家无不重墨
详叙的器服。我们惊讶于河南殷墟、陕西秦坑、四川三星堆、长沙马王堆等地出土
文物的辉煌灿烂，不难理解在文字语言的运用尚受到种种极大局限的时候，各种器
服其实就是当时的报纸、刊物、广播和教科书，就是当时诉诸感觉的哲学、宗教以
及政府工作报告，如《孟子》所称：" 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 我们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能理解古人为何在一件日常生活器物那里如此用心之深，
如此用心之精，如此用时之长以及如此用力之巨。这些体现在铜器、石器、银器、
玉器、木器一类之上的精神感染和意识陶冶，这些精美器物对情感和心态的巨大冲
击力和震慑力，还有一切用服装、车马、面容、仪态、建筑以及其它实象所承担的
政治道德功能，不失为当时成熟" 纹治" 的表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器服（物象）和仪典（事象）备受关切的国家，人
们发明了一个重要的词：" 影响"." 影" 为目睹之象，" 响" 为耳闻之象，共同构
成了非语言的伟大感化力量。" 影响" 一词表现了古人对心智变易的深刻经验：" 
教" 外有" 化" ，" 文" 外有" 化" ，均循" 影响" 之途，以声色万象施之于人的
耳濡目染，成就言语教训之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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