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我的日子没有别名

    刚写下题目，自己就和自己抬杠：日子怎么没有别名？报纸的眉头上，便至少
标着公历、农历两个名字；要是一张台湾《联合报》那它又有一个说法；何况世界
如此之大，人类如此之杂，不同的宗教还有不同的起算法。比如按“佛历”，那我
要记载的这个日子所在年份，就应叫作2540  年，而不是1996  年……但到头来我
还是觉得日子就是日子，至少对于我来说，日子无需别名。

    1993  年3 月21  日，上午9 点50  分左右，家里人把我从床上叫醒，说是有
位女士来访。近3 年来，凌晨4 点至中午11  点半是我睡觉的时间，凡与我相熟的
人都知道我这口“生物钟”的“规律”，没有要紧事绝不来打扰。虽说我有“不见
未预先约定好的客人”的“规定”，但人家既已按响门铃并被家人迎进室内，少不
得挣扎着穿上睡衣，蓬头垢面地走到厅里先致歉意，后问来意。

    女士是来约稿的。照例谢谢。照例告知我若觉得他们那园地与我脾性大体相容
我会寄稿子去。不照例的是，聊了几个回合后，终于问他们的稿酬多少，按篇计酬？
还是仍按千字一单元计酬？多少？更不照例的，是举出目前我们所得的最高稿酬数
额，及发放速度，以供他们“参考”。

    把女士送走。懒得再睡。洗脸漱口作几下操，收拾房间。给所养的几种观叶植
物浇水。心想该去买花肥了。这想法至少浮出过几十遍了，总没去买。

    今天当然也不去。今天有许多比买花肥重要的事——似乎。

    喝咖啡，吃面包干，外加一碟花生米，然后吃一只富士苹果。早、午餐一次完
成。妻从外面回来，从楼下传达室拿上来一堆报纸杂志信函及几张汇款单。报纸上
有条新闻跳入眼里——某影星一次性投入房地产金额为1 亿美元；眼睛一瞥案头那
张汇款单，只是一个2 位数——而且头一位今年才提升到那个数码。一笑。细翻报
纸杂志。同时有3 张报纸上有关于我的文章。有两张报纸一种杂志上刊出了我的文
章……

    电话铃响。是张洁。说不为别的，只为《南方周末》“芳草地”上我那篇《分
享》，读的时候“眼泪都涌上来了”。放下电话久倚沙发，任窗外阳光斜照身上。
有一人分享写那文章时心弦振颤的快感，亦称幸福。

    但这一天的别名不是“幸福”。也无需其它别名，例如“不幸”什么的；当然
更不必用味道如“醇厚”或“平淡”，用色彩如“明朗”或“灰暗”以及诸如此类
的办法，来使我的这一天凸现出什么特别的“意义”。

    忽然想起昨天把自行车推到楼前那位修车师傅的摊上让他修理，忘去取了。穿
上外套，下楼取车。我那辆旧车如推到跳蚤市场去卖，至多能卖到50元，但修车师
傅问我要18  元，18  元就18  元，很豪爽地打开钱夹把18  元递给了他。这车一
年没骑了，骑上有种息演多年的老伶重凳红氍毹的兴奋感。

    沿着护城河骑。在一片仍是枯灰的树林中，忽有两株碧桃举出满枝粉蕾，不禁
眼亮心甜，下车绕观一时。

    越过护城河，拐了两个弯儿，见到我的朋友富哥。

    朋友就是朋友，朋友的概念本不用如列计算机目录似的先列根目录再列子目录。
但今天报上那篇介绍我“继续笔耕”的文章里，就把“文化界朋友”和“市井朋友”
列为两个概念。文化这一界，不在市井中？抑或是大市井中涵指小文化？不去管他！
且同富哥有一搭没一搭地闲侃。

    想到《当代作家评论》上，为我的长篇小说《风过耳》一次发出了5 篇评论—
—是1992  年第6 期——有一篇青年评论家的文章，谈及“劳动人民”和“底层”
的“情结”，我心底里也许确有这样一个“结”，但面对着富哥，我确实没办法给
他定位——“劳动人民”么？不错，他一边跟我侃还一边干着活——他修理汽车，
自己动手，也指挥着雇工更多地动手；“底层”么？



    也许，别看富哥拥有的财产比许许多多如我辈尚未“下海”的文化人多不知若
干倍，但他仍算得是北京的“胡同串子”之一。要说明的是，“富哥”这个称呼是
邻里人打小儿叫惯的。他名字里原有个“富”字，并非现在赚了不少钱才这么叫他
的；此外，他比我小，但我和一些比我更老的老头儿老太太都管他叫“富哥”。富
哥如今也并没有富到哪里去。他自己没有汽车，也没有在亚运村或别的什么地方置
楼房。他从未去过北京已经多达十数座的三星、四星级宾馆，连低档的卡拉OK  也
不去，不进戏院不看电影也很少耐心地看电视。比如《戏说乾隆》他觉得不错，也
没从头到尾地看过。他养许多的鸟，他那修理作坊里挂满了鸟笼。我问过好多次，
这叫什么那叫什么，但一回到家就忘掉大半，下回去了再问，再忘。也曾想用笔用
纸记下来，便终于也只是那么一想，没那么行动。富哥不知道我是个写小说的。他
不看小说。

    离他那作坊30  米远就有个书摊，摊上时下就卖我的《风过耳》，还有《献给
命运的紫罗兰——刘心武谈生存智慧》，他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去买，我当然不
会把那两本书签上我的名字拿去送给他请他“指正”或“留念”，因为那显然太败
兴——既败他的兴也败我的兴。富哥知道我是属于什么单位的，也知道我叫什么，
称我为“大刘”，但哪家刊物批判我哪家报纸赞扬我他都不知道也无须知道。前些
日子我跟他闲侃时，隔壁店铺有人正在收听电台的长篇小说连播，播的是《风过耳
》，他从不听小说连播，不在意。我一心二用，望着他和他的那些鸟，对耳边飘过
的那些《风过耳》里的语句，有种奇异的感觉——难道那真是我写出来的吗？

    和富哥在一起侃侃，很快活。我会从他那里引发出新的小说来吗？不知道。反
正我不是为那个结交他的。

    从富哥那里骑车回家。一路上哼着曲子。开头好像是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里
的华彩乐段，后来怎么变成了通俗歌曲《只要你活得比我好》……

    回到家以后，见儿子已在他那房中，坐在书桌前，照例耳朵里塞着小耳机，头
还微微摆动着——他即使演算着高等数学的习题，也总要用沃克曼造成一个“背景”
方能“人轨”；还好，这一段他那些“重金属”的摇滚曲都不再通过书桌上的老式
“四喇叭”收录机公开播放，否则我所受到的熏陶，就绝不仅止于钟镇涛、林子祥、
鲍勃·迪伦……

    晚餐很丰富。点燃了我那年冬天从瑞典带回的银烛台上的白蜡烛。烛焰给人一
种比电光更熨贴更温馨的感觉。妻提及头两天去医院作脊椎穿刺的事，下周三看结
果。想说许多安慰和吉佑的话，照例只是想说而终于没怎么说。只觉得妻在烛光下
比在日光和电光下都美。

    不看电视。用音响听北京音乐台的广播。在儿子推荐下听这个广播才一周，已
坚信电视不仅不能淘汰掉广播，而且大有被这类广播打入“冷宫”之势。联想到文
学，联想到小说，联想到所谓“严肃创作”……自信世并无被淘汰的天理，只欠更
多地发挥其特性优势与不懈地创新。

    接几个电话。打出几个电话。有一个电话，线那边的陌生女士称来自海南岛，
目前身份是香港一家什么公司驻内地分公司的白领，亟欲见我一面“详谈”，为什
么？“因为已决定今年春天正式出家……”婉拒。这类“奇人”以前沾过，一挂上
钩便极难脱钩。只默祝她果然慈航普渡，功德圆满。

    家人都上床后，坐到书桌前，真喜欢工作灯下那一圈光晕。我的日子才刚刚开
始。没有别名的日子。

    打开便携式电脑上盖，面对盖内的液晶屏，先调出“工作计划”浏览……

    呀，病毒！用防毒卡消……仍有一项程序紊乱，想起下午儿子一同学来过，他
两人曾用电脑玩过《三国演义》游戏，气冲冲跑到儿子房内，床头灯亮着，而他已
入睡——手里还提着看至一半的巴尔扎克的《幻灭》。忽然很内疚。

    儿子有权利荒唐。何况给电脑程序造成一点小破坏又算得了什么？想起王朔的
小说——仅仅想起小说的名字——《我是你爸爸》，王朔的小说名字里，我觉得这
一个其实最有味道，谁是我们各自的爸爸和我们各自的儿子是谁，这一层命运链节
关系竟如此之无可遁逃难以更移……在宿命的宰制中，个体生命的困境怎样才能化
解……? 回到书桌前，重温手写的快感。过日子，写日子，体味日子，迎接日子…
…

    直到最后一日。觉得自己的日子还是满干净满滋润的。心安理得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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