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盛出文

    我的文章第一回变成铅字，是1958年，也就是现在“示众”于此的评论《谈
〈第四十一〉》。全文大约1700多字，发表在《读书》杂志该年第16期，《读书
》当时是半月刊，16开本，该文约占一个页码，颇引人注目。那一年我才16岁，
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在那以前，我给若干报刊投过稿，都被退稿，这篇却被
堂而皇之地刊登了出来。现在的读者来读此文，一定会感受到那时中国的文化语
境。我的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是阶级敌人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的人性，这是那个时
代的主流话语，在今天，这样的观点似乎已经边缘化了，但仍不失为一种严肃的
观点。那时《读书》杂志的编辑接到这篇自发投稿，很快就将它编发了出来，记
得封面的提要目录上还用粗黑字体标出，算是那一期的重头文章之一。寄来样刊
时，编辑附信，看样子以为我是个成年人，甚至是个学者，希望我“继续不吝赐
稿”，我当然“不吝”，我写得勤着呢，马上又寄了稿子去，但不得不说明我的
真实身分，结果那稿子被客气地退了回来。我后来在经历了“文革”劫难终得复
刊的《读书》上发表文章，是过了21年，37岁时，那时我已经正式进入文坛。

    以一个16岁的少年，能写出这篇《谈〈第四十一〉》，起码是具备以下三个
条件：一、广泛阅读，涉猎多，视野自然宽；二、掌握了理论以后，能够拿来实
践，那时候文艺理论上的主流工具，是马恩列毛文论，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
件里所提出的“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使用得最多的
评论圭臬，这样的理论是大学课堂里才加以讲授的，高中语文课还涉及不到这样
高深的内容，我是自己课外去读的，读了就结合具体作品思考，思考成熟了就写
成文章；三、16岁少年，写出这样的文章，敢投《读书》杂志，当然是“少年气
盛”的表现，但也正因为气盛，所以文章自我圆满，一气呵成，编辑没作什么修
改，是全文照发。这三点里，气盛尤为重要。写文章最怕畏首畏尾，没有自信，
哆哆嗦嗦，下笔如贼。16岁的我，并不认为自己只能写些“习作”投给报刊上的
“少年园地”。记得17岁时读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哥拉·布勒尼翁》和他的两部《文钞》还有《革命戏剧集》，就居然写了篇一
万多字的《罗曼·罗兰论》，也曾投寄过，被退稿，但毫不气馁，作家文豪，宁
有种乎？想到那时最了不起的大文人，势必每天也要如厕，就不信文章只能是由
他们来写，书也总只能印他们的。后来把这样的“心得”跟一两个也想当作家的
同学说了，他们先是惊诧，后来也哑然失笑，于是大家鼓舞起来，起劲地读，起
劲地写，气盛出文，实际上，也出人——出作家，或者别的什么家。中国儒家学
说教育我们要谦虚，这里面有精华，但往往弄得我们在权威面前无比谦卑，这就
说明其中也有糟粕。我痛感当今的中国，比谦虚更重要的品德是敢为人先，勇于
突破。

    近来常有传媒记者来问我，对如今的少男少女作家怎么看？我羡慕他们。他
们现在不但能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更能出书。我那时候是因为被误会为“非少年”
才能在《读书》发表这篇文章的，一旦真相大白便难以为继。另外你看我那文本，
虽然文通句顺，却只是努力地去进入主流话语，还不大懂得凸现个性以别一般。
我那以后憬悟到以我那么年轻的身分，只能先到报纸副刊上去争取发表“豆腐块”
的机会，写些贴近我自己生活的小文章，积累经验，静候机遇。到“文革”前，
我大约发表出了70篇文章，有散文、杂文、小小说、影评剧评、儿童文学等等。
当然，后来“文革”爆发，只好惊悚地夹起尾巴；“文革”末期，“写瘾”复发，
也曾在当时的准许框架内运笔；到“四人帮”覆灭，一个新时期发端，于是抓住
机遇，写出、发表了《班主任》，总算从此走上了写作的正路，一步步走到今天。

    对于今天的青少年写作者，我要说的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字：要自信。展开来
说，就是：不要被权威吓倒、不要被名家吓倒、不要被头衔吓倒、不要被辈分吓
倒、不要被经典吓倒、不要被理论吓倒、不要被评论吓倒、不要被排行榜吓倒、
不要被奖项吓倒、不要被潮流吓倒、不要被广告吓倒……天生你才必有用，你有
了真实感受，有了灵感勃发，有了妙思佳构，你就气盛为文，一气呵成吧！

　　--------
　　努努书坊
                                   

下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