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雄姿英发

                              作者：罗达成

    这是我的第九个集子，可以说是一个“自选集”。20万字里，除了一部分散文
是近年写的，主打的八篇报告文学却全是从我之前出的八个集子中精选出来的。翻
看着这些自己写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盛年时朝气蓬勃的作品，很有种“遥想
公瑾当年，雄姿英发”的感触，每篇东西的采写过程都历历在目。

    80年代初，我已经在文汇报《笔会》，在很有名气的老编辑、老作家徐开垒手
下工作了近十年，年纪三十郎当，又被梅朵挖去，分管《文汇月刊》的报告文学专
栏。这位梅老板平时一派长者风度，和颜悦色，体恤部下，但逼起稿子来却是雷霆
万钧，限时限刻，容不得你讨价还价。京城的那些大名家几乎没有一个见他不怕，
惊呼“梅朵、梅朵，没法躲！”而我和肖关鸿作为他的副手，更是被他逼得没有喘
息的时间。我们在对外“轰炸”那些大牌作家的同时，在内部却被他老人家猛烈
“轰炸”。

    《文汇月刊》每期的封面要登一个文学家或是艺术家的照片，正文里则要配一
篇与之相关的报告文学。而有好几次付印期在即，应允写这篇不可或缺文字的作家
却因故交不了稿。梅朵的办法很简单，“你自己去写！马上买机票出发！”《你好，
李谷一！》那篇东西，就是被这老头儿逼着，让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赶往北京的。
当时李谷一唱的《乡恋》受到非议，她这人也充满争议。这篇文章赶得艰难而又匆
忙，“尾声”是在飞机上的小餐桌上完成的，这是1980年的12月末。

    在北京崇文门东大街文汇报办事处的那个简陋宿舍里，我完成过好几篇这样的
急就章，《蒋大为与张佩君》也是其中之一。一个金秋九月阳光灿烂的日子，为了
进行高效率、不受干扰的采访，我早晨八点半就驱车赶到蒋大为家里，把他接到办
事处，整整采访了12个小时。蒋大为谈自己的成长，谈他与张佩君的恋爱，讲着讲
着有时又唱了起来，唱“牡丹”，唱“桃花”，唱“北国之春”、“乌苏里船歌”，
采访非常成功，也非常愉快。

    最不可思议的是，1981年10月，梅朵在北京组稿，而我在武汉抓祖慰的稿子。
那天我扑了个空，祖慰的儿子很懂事，让我跟他一起看世界杯外围赛的一场足球实
况转播，结果中国队以3 ：0 大胜科威特队。谁知我一到北京，先期回沪的梅朵已
来过几个紧急电话，要“北办”转告我：放下所有的事，立即去采访中国足球队，
“这是最大的卖点，这一期刊物上就要用，留15000 字地位，标题就叫《中国足球
队，我为你写诗！》”没奈何，我这绝对球盲，疯狂地没日没夜地投入了采访。不
讲理的梅朵这一逼，不光逼出了一篇稿子，还让我迅速成了一个球迷，而且有了后
来许多关于足球的文字———我大概算是国内最早用报告文学来写足球的作家之一。

    在《文汇月刊》的十年里，我成了报告文学沃土上的“两栖动物”，既是编辑，
又是写手，日子过得忙忙碌碌，风风火火。然而，上世纪90年代初，我却像高速旋
转中的陀螺突然停顿下来———在《文汇月刊》停刊后，报社让我牵头去搞一个与
文学很少沾边的周末特刊。虽然内心很是失落，但责任心依旧，作为一个职业编辑，
如同职业球员，任是放到哪个岗位上，都应该全力以赴。不过，写作上却开始武功
荒废，豪情不再———一是编务缠身，我已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有整块时间，动
辄远出；再则，人有惰性，我耳边再也没有梅朵逼命般的吆喝，他已退休了———
我有将近五年没有动笔。直至1995年，我被从“足球王国”巴西留学归来的健力宝
小将的事迹所感动，为朱广沪教练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才为作家出版社写了一本20
来万字的《中国足球青年近卫军》。

    之后这许多年，除了偶尔写点千字文，写作又重归于山林般静寂。唯一可资自
我安慰的，我还算得上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好编辑，还拿到个上海韬奋新闻奖；而且，
我还推动着、催逼着手下的一帮年轻人全身心地投入办报，永远不让他们有消停日
子———在他们眼里，我无疑是又一个“暴风雨”般的梅朵，这也算代代相传吧。
今年九月间，我的30多年编辑生涯划上句号了，而这本集子，恐怕也是我写作生涯
上的一个句号———还会有新著吗？我自己也解答不了这个问号。

    （本文系作者新著《与大海签约》后记，该书近日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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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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