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连锁反映式的出现动乱

    首先是1956年6 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发生了工人的罢工和游行示威。以“帝
国主义的特务和挑衅分子”制造的动乱为名，被平息下去了。到了这年10月，波
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八中全会。其间，华沙百万群众上大街游行示威。向“全会”
提出了多项要求，要求之一是苏联撤军，并等待中央全会答复。不答复，群众不
散。原来南斯拉夫共产党和苏共发生冲突之后，铁托被斯大林戴上了“帝国主义
的特务，走狗”等帽子，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此后，东欧各社
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一个“肃清铁托分子”运动。几乎每个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都“揪出”了“铁托分子”，大多是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总理、副总理一级高
级共产党人或高级将领。（后来证明都是冤假错案）有的被杀了，有的送进牢狱。
被斯大林打成“铁托分子”的，其中就有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先是
开除了党籍，后来被投入监狱。斯大林去世，哥穆尔卡才得释放。华沙的示威群
众要求哥穆尔卡出来主持中央工作。驻扎在华沙附近的苏军，差一点没有动武。
俄国大国沙文主义的衣钵，也传到了赫鲁晓夫手中。他也不能允许波兰“反苏”。
他带着苏联党政代表团要参加波兰党的中央全会。哥穆尔卡正在主持会议，赫鲁
晓夫没有征得波共中央同意，坐着飞机到了华沙。哥穆尔卡考虑波苏关系的大局，
和苏联党政代表团举行了会谈。

    这次会谈结果，是苏联承认有大国主义倾向，并答应给当时很困难的波兰以
经济援助，波兰则同意苏军继续留驻波兰，承认波兰仍然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
员。这些会谈内容都以公报、联合声明等形式，在报纸上发表了。《人民日报》
也都转戴了。

    接着动乱“反射”到匈牙利。

    匈牙利是被苏联红军解放的，那里住有几万苏联红军。

    1953年匈牙利工人党（共产党）中央，有六个中央委员，由纳吉领头，给匈
共中央上了一份十万言书。从工业、农业、文化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
纳吉等人提出：农业合作化运动，搞得农业减产，要改变苏联集体农庄那样的模
式；工业要实行南斯拉夫式的“自治委员会”，使工厂企业有自主权；文化、新
闻统得太死，不能用专政的手段对待文学艺术，要开放，给他们自由。总之，社
会主义要坚持，但要搞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就惹恼了当时掌权的拉科西
和格罗。于是把“上书”的六个中央委员，定为“反党集团”，撤职，下放。比
较“开明”的是，他们没有被杀头。

    一些知识分子以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为名，组织了个俱乐部。到了56年10
月23日，布达佩斯百万群众上街游行。要求民主、自由，要求苏联撤军。党的总
书记在电台发表讲话，要求群众保持安定，群众反而喊出：“要纳吉，不要格罗！”
的口号。百万群众在布达佩斯浩浩荡荡。于是出动了公安部队镇压。民兵便拿起
了武器抵抗。接着出动了国防军。国防军的坦克开到群众中，群众登上坦克说服
国防军：我们不是反革命，我们也不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要求的是仁道的民主的
社会主义。……国防军被说服了，坦克车调转炮口，向公安部队开火，一场内战
开始了。在这种混乱情况下，百万群众的潮流把因十万言“上书”而闻名的纳吉
推到前台。群众要求纳吉出来“组阁”。纳吉一上台，首先要求苏联撤军，接着
开放向西方的边界，并要求西方援助。情况的发展对政府越来越不利。苏联不能
眼看着匈牙利倒向西方一边。这将会引起连锁反应。驻在布达佩斯附近的苏联红
军出动了。匈牙利国防军当然不是苏军的对手，失败了。在这中间，从纳吉刚刚
建立起来的政府中，逃出来四位部长，建立了新的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
这时他们以“合法政府”的名义请求苏联出兵，“平定反革命叛乱”，挽救匈牙
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命运。而纳吉则逃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
纳吉匈牙利政府中有一位叫卡达尔的原部长，当了匈共总书记。卡达尔在东欧的
社会主义国家中，是致力改革的，他执政三十多年，匈牙利的经济比东欧其他国
家要好一些。

    因匈牙利离我国很远，除了特别关心政治的人，对“匈牙利事件”没有切肤
之感。我当时除了听我国的广播，为了了解全局，也听西方广播。但我当时还是
一个纯粹共产党人的立场。我坚信匈牙利事件是西方帝国主义策划的反革命暴乱。
到了1958年，在匈牙利政府保证纳吉安全的前提下，被引渡给匈牙利政府，但纳
吉还是被枪毙了。

    人们称之为“布拉格之春”的捷克斯拉伐克事件，是1968年发生的，比波兰
和匈牙利事件整整晚了12年。这些事件彼此相似的程度──群众游行示威中所提
出的口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联出兵镇压的方式，和群众站在一起的
共产党领导人的下场等等情节，几乎是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像是一部戏剧的重
演。但在捷克斯拉伐克事件中，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就很微妙了：那时是僵化的勃
列日涅夫掌权。中国和苏联刚刚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关系非常紧张。从捷克
斯拉伐克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这一点，正中中国下怀，中国是站在捷克斯拉伐
克一边的。但从中国当时的观点看：捷克斯拉伐克在国内又是搞“资产阶级自由
化”的。即：他们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复辟”。这
就和“文化大革命”“满拧”了。所以中国的新闻媒介，只报道他们反对苏联大
国沙文主义一点，而对他们国内的改革口号、动态却只字不提，处于新闻报道中
的“左右为难”的尴尬地位。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来说，最富有戏剧性变化的要算南斯拉夫问题了。世
界共产主义运动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第三国际”从
“第二国际”分裂出来之后，在俄罗斯分为“孟塞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布
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国家──苏联。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者的共同理想，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第三国际”总部设
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各国共产党都得听
命于莫斯科。因为各国共产党都要搞社会主义革命，推翻本国政府。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斯大林为了和英美搞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法西斯德国，共产国际在1943
年宣布解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铁托作为南斯拉夫的代表，住在莫斯科。南斯拉夫人
民打起了游击战争，反对德国法西斯。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在莫斯科是不能指挥
国内战争的。所以南斯拉夫党中央搬到了奥地利。在奥地利仍然离战场太远。于
是南斯拉夫党中央回到国内，和人民一起战斗。他们在抗德战争中的艰苦生活，
英雄事迹，后来我们从南斯拉夫电影中，都有非常形象的感受。因东欧各国都是
苏联红军解放的，只有南斯拉夫是人民自己解放了自己。1947年又成立了“共产
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其任务当然还是要搞世界革命。那时，苏联向东欧各国都
派了专家。连波兰的国防部部长罗科索夫斯基都是苏联人。铁托原来就是南共驻
莫斯科“第三国际”的代表，他又是个从少年就参加了共产党，愿终身为共产主
义奋斗的人。他在南共作为动员口号，也提出过“苏联的今天就是南斯拉夫的明
天”。苏联虽然没有派部队去南斯拉夫，但在南斯拉夫各党政机关和军队派了许
多专家。这些专家，也不乏大国沙文主义作风。南斯拉夫人民是自己解放自己的，
和“被解放”的东欧其他国家迥然不同。他们常常和苏联专家发生矛盾。有的专
家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不用苏联模式，要
搞自己的一套，各级政府、企业、团体，成立了“自治委员会”。这和苏联“无
产阶级专政”有许多差别。这些问题从苏联专家和其他方面，以情报形式，不断
送到斯大林的办公桌上。由于南斯拉夫各个方面，对许多苏联专家采取了抵制态
度，“报告”中一致提出南斯拉夫有“反苏情绪”。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是有
历史传统的，斯大林也深深地打上了这个烙印。面对南斯拉夫的情况，斯大林经
过几番周折，以苏联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对南斯拉夫发了公开信。两党展开了激
烈的论战。在论战中，斯大林说铁托是“共产主义的叛徒”，“帝国主义的走狗”，
南斯拉夫正在“复辟资本主义”等等。

    按道理两个兄弟党之间，有什么意见，应该事先互相通报商量。苏联却以
“苏共对南共”的“公开信”形式，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突然袭击，并且向全世界
公布了。南共当仁不让。经过南共中央讨论，也向苏共中央回了一封向全世界公
布的“公开信”，一一反驳了苏共中央对南共和铁托的诬蔑。结果是南斯拉夫被
开除出“情报局”。这是1948年的事。中国共产党当时是站在苏联一方的。刘少
奇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作的。此文批判了南斯拉
夫共产党和铁托，给南斯拉夫戴上了一顶“民族主义”的帽子。“民族主义”和
我们一贯提倡的国际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

    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对南斯拉夫问题的态度上，翻了多次“烙饼”∶在1948
年，苏共和南共的斗争，中共站在苏联一方。1954年鉴于斯大林在南斯拉夫问题
上犯了错误（代表我党意见的“两论”，也是这么说的），我们又跟苏联转弯子。
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问贝尔格来德，一下飞机就称迎接他的南共领导人为
“同志们！”我们当时都不理解：怎么称“共产主义的叛徒”为“同志”呢？1956
年中国共产党开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作为兄弟党也邀请了南共的代表，他们还在
“八大”大会上致了贺词。

    60年代，中苏关于共产主义发生了大论战，中共发表了“九评”。其中有一
评，题目就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中国又“转向”，把南斯拉夫
又推到“复辟资本主义”的“叛徒”地位。“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搞建设，
因为南斯拉夫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搞得算是比较好的。我国派多批代表
团，考察南斯拉夫的经验。89年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垮台，那时苏联国内动乱不
止，处于“自身难保”再没有力量管东欧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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