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开始醒悟了，承认做了许多“蠢事”

    到了61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好像从自己制造的灾难中苏醒过来了。1961年1 
月，党中央召开了九中全会，接着是各行各业的“工作会议”，像“文化大革命”
以后的“整顿”和“拨乱反正”一样，在各条战线上纠“左”。因为那条路子实
在走不下去了，再走下去，“亡党、亡国、亡头”！这决不是扩张之词。首先
“肚子”就不答应。所以工业、农业、手工业、教育、卫生等战线，都在制定
“条例”：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手工业“三十条”等等。这些条
例等同于党的政策方针，或者是这条战线上的“小宪法”。在农业方面退到“三
级所有，队为基础”，农民可以看见自己的劳动成果了。也部分地开放了集市贸
易，市场开始有点生气了。

    那年夏天中宣部也公布了“文艺八条”。总精神是纠“左”。辽宁省文艺界
在东北旅社开会，贯彻“文艺八条”精神，继续提倡双百方针，给定了“反党分
子”的慕柯夫平反。有关领导还向他赔礼道歉。这次会议开得大家心情很舒畅，
创作积极性有所提高。

    这次文艺会议上，慕柯夫、谢挺宇和蔡天心的关系闹得很紧张。慕、谢两人
挨批判的时候，蔡天心是最积极的，“反党分子”、“汉奸文学”的帽子，都是
蔡的版权。但他拒绝向两人道歉。

    我和谢挺宇爱开玩笑，一天晚上看评戏“人面桃花”，其中有四句唱词：去
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会议开得
沉闷时，我仿此唱词，也写了四句：“去年今日此门中，作协开会大斗争，整人
英雄何处去，老谢依旧笑春风”。我把写的小纸条递给谢挺宇，他看后朝我笑了
笑，夹在笔记本中了。我没有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抄家，从老谢
的笔记本中抄出来这首顺口溜，给我留下隐患。

    61年夏天党中央发下“工业七十条”征求意见草稿，要大家提意见。根据我
这几年在基层和上层的体验，我觉得对各级党委来说，第一书记即一把手的工作
作风尤其重要。本来党一直提倡民主集中制，但在这几年，实际上都是一把手说
了算。不管党委内部有多少争论，只要一把手说了，就是党委意见，一把手成了
党的化身。谁反对一把手，往往是“反党”的同义语。我查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历史文献和马克思著作，在第一国际决定一个重要问题时，还进行投票呢，怎么
到了我们这个时期，一把手个人就代表党呢？所以在看过“工业七十条”后，我
给中央写了一个意见，建议增加一条：“关于第一书记的工作”，讲到一把手的
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如何对待不同意见，如何贯彻民主集中制，以投票方式少
数服从多数等等，写了一千多字。

    这是我的第三次“上书”。我指的是“各级党委”，并没有说包括党中央和
毛主席。我的“上书”送上去后，缈无音信。后来正式公布的“工业七十条”，
也没有增加这一条。我以为上边真的征求意见呢，我也太过高估计自己了。

    要说中国共产党真正的从“极左”路线上苏醒，其标志是1962年在北京召开
的“七千人大会”。大会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刘少奇在报告中，用了许多
事例，说明这几年我们犯了“极左”错误，做了许多“蠢事”：“同志们，我们
是很蠢的呀！”毛泽东在会议上也作了检讨（大多数省、市委为照顾老人家的威
信，都没有传达毛泽东的检讨）。林彪的大会发言说，我们这几年的错误，是没
有认真领会毛泽东思想，没有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我们还要高举毛泽东的思想的
伟大红旗继续前进。在极端困难的时候，林彪帮了毛主席一把，这和后来林彪成
为“接班人”不无关系。

    其实认真想一想，造成这几年的“五风”，哪一条和毛泽东没有关系？大炼
钢铁的“高指标”不是毛泽东定下来的吗？谁完不成任务要给纪律处分不是毛泽
东讲的吗？“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一下打破了原来的所有制，不是他老
人家在视察七里营时轰起来的吗？怎么能说是我们这几年犯的错误是没有按毛泽
东的指示办事呢？这类“明白的糊涂问题”，是不会有谁提出来的。如果有民主
的话，责任人起码应该辞职吧？果然如此，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就不会发
生了。因此，上面所说的：从“极左”路线上醒悟，并不包括毛泽东。他的检讨
是暂时“退却”，安定了不到四年，老人家反攻过来了。

    表面上看，“七千人大会”开得很好，如毛泽东所说：白天出气（因为大跃
进以来，各级干部都憋着气，这次会议毛泽东策略地让大家出气），晚上看戏，
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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