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落实干部政策”，我躲开了危险的文艺界

    1972年我爱人陶书琴调县床单厂搞美术设计，我也借光搬到城里。这年我的
二儿子周海星参了军，而且当的是无线电兵。我这个无权无势的“老五七”的儿
子，居然能当上兵，其过程简直可以写一本书。

    1973年，落实干部政策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了。辽宁作协已经被“砸烂”。
省革委会在文化局设立了一个“创作室”。省里要调我当创作员。听到这个消息，
我是喜忧参半。我想：既然让我搞创作，那么就是说我得写作品。当前写什么？
按领导提倡的“主旋律”，肯定得写“”走资派还在走“和歌颂”文化大革命
“之类的题材。写这类作品现在可能一时”走红“，但肯定要受到历史惩罚。我
酝酿多年的一个长篇小说《过渡年代》，是我最想写的。可是如果我在家里写三
个月，保准会有人贴出”大字报“说：韶华又”三脱离“了。回省是肯定的，但
怎么处理这对矛盾呢？

    这时从大庆到大连，正修一条输油管道。这是一个大场合，容易展开故事，
石油工业又是新兴工业。五十年代出版的一本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写的就是管道建设。我何不到输油管道工地体验生活呢？我申明的去体验生活，
和工人阶级结合进行思想改造，是谁也驳不倒的道理。于是我怀揣省革委会的上
调信函，从康平回沈阳，正好路过铁岭。修建输油管道的省指挥部驻铁岭，我没
有去省里报到，就到铁岭指挥部了解情况。见到一些落实政策刚刚调到指挥部的
“老五七”一交谈，他们表示欢迎。我回到省里，就提出了这一要求。我说了谁
也驳不倒的假话：“我们这些人，长期执行文艺黑线，不去深入生活，不和工人
阶级结合，不长期彻底改造思想，是不能创作的。”当时在省宣传组负责文艺领
导的是一个年轻的女造反派，叫宗明兰。这个人爱好文艺，没有造反派的脾气，
为人也忠厚朴实。她同意我的要求。但我觉得这样“离开”文艺界还不够“彻底”，
我想把户口、工资、党的关系，都转到石油系统。宗明兰说：“那你不是就离开
文艺界了吗？”我说：“都是在本省，什么时候我可以写作了，你一纸调令，我
不是就回来了吗！”宗明兰同意了。这样我就算离开文艺这个埋着“地雷”最危
险的地段了。我心想“拜拜”吧！“文化大革命”不收场，我是不会回来的！

    我在省文艺界，有“耳报神”，只要听说省里要开什么关于文艺问题的会议，
我提着牙具袋就下去了。从大庆到大连千多里路，到处都是工地，他们是没有办
法找到我的。离他们远远的，叫他们找不到我。他们忘记我，我就安全了。

    我在石油战线一呆就是十年，得以躲过“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
案风”和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这几场劫难。

下一节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