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整顿”刚刚有了点头绪，又开始折腾了，周总理去世成为一次民意测验，
奇妙的偶然性


    邓小平在1973年复出，到1975年秋天，经过两年时间的整顿，解放了大批老
干部，工农业生产走上了规道。我经常在这两千多公里的管道工地跑，通过参加
工作体验生活，也算如鱼得水。但原“走资派”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隐伏着。毛
泽东曾经说过：他的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解放了中国，把蒋介石赶到海岛
上去了；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第二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老人家在这一点上还很清醒）。他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完，
他不知道该怎么结束，“无非腥风血雨罢了”。看来毛泽东不怕死人。“文化大
革命”是老人家当作他发展马列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生
的第二件大事来衡量的，这是他晚年的一个“创举”。他要维护他一生的在历史
上的地位，最怕在他“身后”有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做“秘密报告”。有不少
在造反中一步登天而得到了特权的人物，抓住了这一点，常常给老人家打小报告。
在批邓前，还在沈阳军区当政委的毛远新，就下令省革委会，检查邓复出以后所
发的中央文件，以便找到邓否定“文化大革命”和“翻案”的证据。后来，毛远
新当了毛泽东的联络员，老人家耳聋眼花，毛远新怎么向老人家汇报的，可能永
远是一个谜。但到了1975年年末，先是“打招呼会议”，接着是“批邓反击右倾
翻案风”。刚刚稳定了二年的日子，从崩溃边缘拉回来的国民经济，又开始向悬
崖折腾了。

    中央开“打招呼会议”的时候，我正在“鲁宁”线（从胜利油田到南京的一
条输油管道）工地蹲点。年底我刚回到沈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搞得
“轰轰烈烈”了。我很担心运动发展下去，工厂如果再陷于瘫痪，就不堪设想了。
象“文化大革命”中期一样，我又开始“备荒”。首先我想到会断煤气，所以准
备了几百斤煤，接着走后门买了不少黄豆，还买了一些干菜。如果自来水厂瘫痪，
那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东北管道建成，许多部队的领导撤回去了。此时管道局
的一把手张瀛洲和二把手张福录，都是地方干部，又是我的好朋友，可以无话不
谈的。我们三个私下商量过：如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发展下去，国民经
济可能再度瘫痪甚至彻底崩溃。停水停电的事有可能发生。为了预防万一，我建
议在南院（办公大院）北院（家属大院）各打一口井，趁现在抚顺的煤炭运不出
去，我们买几千顿煤，用工程汽车运过来，以防不测。……这只是私下商量，并
没有付诸实施。

    从1975年年末开始的“批邓”，到1976年一月周总理去世，在九百六十万平
方公里土地上的中国，地下火在涌动，“于无声处听惊雷”了！

    1976年一月八日周总理去世，六月唐山大地震，朱老总去世，吉林下陨石雨。
我并不迷信，但觉得老天爷愤怒，要惩罚中国了。

    这年的清明节，我在管道局的绥中泵站蹲点。发生天安门事件，我是在那天
晚上从广播中听到的。把几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定性为“反革命事
件”，无论如何也不能叫人理解。第二天，我乘火车从绥中泵站到铁岭泵站，在
列车上，喇叭一遍一遍地广播新华社的消息和“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乘客都
默然地听着，没有人说话，更没有人议论。人民以沉默对待所谓的“反革命事件”。

    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搞得很凶，报纸、电台，几乎是连篇累牍。
什么脏水都往邓身上泼，什么帽子都往他头上戴，最厉害的莫过于“邓纳吉”这
顶帽子了。按照我们一贯的说法，纳吉是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的罪魁祸首，
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纳吉在匈牙利失败后，在南斯拉夫驻匈大使馆躲
了很长时间，后来在匈牙利政府保证他的安全的前提下，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
但还是被匈牙利政府枪毙了。按中国当时报纸的舆论声势，真要枪毙邓小平吗？
但这时毛泽东网开一面，只是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还保留了党藉。但“批邓反
击右倾翻案风”在各单位或松或紧，或真或假地持续着。

    当时毛泽东和周总理，都到了垂暮之年，谁先去世，具有某种偶然性。而某
些偶然事件，常常推进或者延迟历史的进程。历史的发展是很奇妙的。

    在周总理去世的时候，全国全民都处于极端悲痛之中。我们设想一下：如果
周总理去世在毛泽东之后，周总理肯定也会改变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路线的。
但是江青等人还在，以周总理忠贞、仁厚、宽容的性格，还会给老人家留点面子，
不会对江青等人采取极端措施。那样就会有许多拖泥带水的问题，彻底否定“文
化大革命”和“拨乱反正”都不能那么痛快。同时，由于周总理的崇高威望，他
可以控制局势，没有谁能够代替他。抓“四人帮”的事可能不会发生。可是周总
理去世了，两派力量没有一派能够控制局势。这就为历史提供了“只有一种选择”：
采取“抓”的“政变”一手了。周总理的去世，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和“拨乱
反正”提供了不可改变的条件，这是一；其次，我们猜测周总理去世时的心情，
对中国的将来，他不会是很乐观的，甚至对他自己的“身后事”，从“批周公”
看，未知数也很多。可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去世和人民的悼念活动，
成了一次极好的民心测验，并为粉碎“四人帮”作了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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