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暴露阴暗面”──文字狱的理论基础，和“三放”一“开”


    解放后的四十多年，文艺作品中最尖锐的问题，莫过于“暴露阴暗面”了。
纵观横看受批判的作品，都和“暴露阴暗面”有关系。五十年代有“本质”说、
“主流”说、“典型”说等，成为批判揭露“阴暗面”的理论武器：新中国是光
明的，这是“本质”、“主流”、“典型”，所以凡写作与此相悖者，都是“少
数”、“非本质”，“非主流”的，因而也是不“典型”的。所以作家只好写
“好人好事”文学，写“表扬文学”。到了90年代，则提出了“主旋律”。我看
和“本质”、“主流”、“典型”说的基本思想是一样的。从而文艺界出现了一
种“怪现象”：凡是领导提倡的，给奖的，群众并不买帐；倒是那些领导不得意
的作品，要加以批判的作品，却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有些作品，你越批，它的
读者越多；有些作品，禁了一个时期，因为各种原因又让发行或者放映，把文艺
家得罪了，又替他作了宣传，这实在不是聪明的办法！

    要说有文字狱的话，“文化大革命”表现得最典型了。诗中有一句“水流千
里归大海”，可以上纲为“向往台湾”或者是歌颂“海瑞”，“太阳落山了”，
可以分析为“攻击毛主席”，连“社会主义好”中有一句“反动派被打倒”（上
纲“难道没有阶级斗争了吗？”），“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上纲“麻脾
人民斗志”）也成了“大毒草”。我写过一篇《风雨三人行》，描写三个人在风
雨中走路，遇到洪水，往东、往西、往南都有洪水，往北走，走通了，批判我是
“向往苏修”！平常说闲话，聊大天，得要加倍小心。有人说：“我家的烟筒刮
西风好烧”，也成了“反对毛主席' 东风压倒西风' 的伟大论断”！

    有权有势的人，以作品“对号入座”，也给作家带来不少麻烦。这使我想起
了白居易。他在唐宪宗年代写了《长恨歌》，如果现在来定白居易对唐玄宗的
“恶攻罪”，他是逃不脱的。可是，唐宪宗并没有定白居易的罪，这首叙事诗一
直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流传下来。最近美国出了一部电影，描写1992年
美国大选，揭露了在这次大选中营私舞弊行为。1992年大选克林顿当了总统。揭
露1992年大选，是攻击谁？克林顿不去“对号入座”整作者，也没有进行调查。
在我国，但凡有一点揭露阴暗面的内容，就会有人“对号入座”。这么比较起来，
我们实在是还没有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开明。他们并不那么重视文艺的功能。认
为要巩固国家政权，必须提高人民生活和人民的文化素质。

    凡是社会上出现了不良现象，不去从社会、历史上找根源，有人总是怪罪文
艺界如何如何，好象文艺作品是罪魁祸首。不能否定文艺的教化功能，，但很多
犯罪分子是不看书，不看报，连电影都不看的。反倒是文艺作品揭露社会弊端，
为某些在位的人所不容。岂非咄咄怪事！

    要说以文艺作品反腐败的话，刘宾雁是全国第一人。1979年，刘宾雁写了报
告文学《人妖之间》，揭露了一个大贪污犯王守信。结果引起黑龙江省领导人到
中央告状，说他写的不真实。那时中央宣传部是胡耀邦当政，派了个调查组去调
查。调查组长是中国作协的唐达成，是一位开明人士。他们调查的结果是：刘写
的不仅是真实的而且还“回避”了许多事实。调查组认为黑龙江省在领导文艺方
面，贯彻“双百”方针不力。调查组路过辽宁，一般认为辽宁省在任仲夷领导下，
文艺工作还比较活跃。开了一个座谈会，让文艺界谈谈辽宁是怎么领导文艺的。
我在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总结辽宁文艺之所以比较活跃，归功于省委的“三放”
一“开”：一是“放心”──信任我们这支文艺队伍；二是“放手”──不干涉
他们的创作；三是“放架子”──“党的领导平等对待文艺界，不搞行政命令”
式；一“开”是“开明”──文艺界有个“三长两短”，不整他们，采取宽容态
度，眼睛里能“揉得沙子”。辽宁是不是这么好？我是借坡上岗而已。调查组回
到北京，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版文章，还附了一
篇评论“三放精神赞”。以后这十多年反反复复，怎么领导文艺问题还是没有从
根本上得到解决。

    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文艺界是活跃多了。我特别爱看电视台“焦点访谈”，
“焦点时刻”，“打假曝光”这类的节目。我佩服这些节目的制作人。他们在
“反腐倡廉”是冲锋陷阵的勇士。可见文艺、新闻、理论界有正义感的人还是大
大的！文艺界的腐败分子比起其他界，占多大比例呢？算算看吧！可是写了《天
网》和《法撼汾西》的作者，却遇到了许多麻烦。这是欠公平的。如果陈希同事
件发生在文艺界，早就吵破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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