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到北京，在“天子脚下”，我将面临考验，第三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冷
冷清清


    从总体上说，1979年到1986年，经过“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在文艺
界是创作和学术思想上是比较活跃的七年。1979年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同
时召开第三次作代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祝词。其中一句对“文艺不要横加干
涉”，赢得了作家、艺术家们长时间最热烈的鼓掌。1984年年底，中国作家协会
召开第四次作代会，胡耀邦代表党中央的祝词，提出要给作家以“创作自由”，
又赢得了作家的长时间热烈鼓掌。可见多么得人心！

    就在四次“作代会”上，我被新的一届主席团，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书记。

    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我是有些顾虑的。我1949年调到沈阳，在辽宁工作三
十多年，从上层到基层，天时、地利、人和都占有优势，即使工作中有个“三长
两短”，“保驾”的都不少。而北京去，一切都很生疏。特别是在“天子脚下”
一行一动，一言一语都会触及敏感问题。现在虽然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但还会有复杂的“路线斗争”，难免常常面临站在哪个方面的问题，以及面临和
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

    按“文化大革命”中的说法，党的历史上有过十次“路线斗争”，也就是说
中央有过十次“不一致”。新中国建立之后，毛和刘、邓，“八大”精神和八届
十中全会精神，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毛泽东和林彪，粉碎“四人帮”以后
“两个凡是”和“完整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也就是说，中央都曾不一致
过。当形势还不明朗的时候，都是中央下来的文件，都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你
知道哪个声音“代表正确路线”？你不是都得执行吗？谁会想到：考试中交白卷
的张铁生成为英雄呢？而这些荒唐事，却常常代表“正确路线”（大跃进、文革
都是如此），这增加了我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的顾虑。我想：可别“光荣”地来
到北京，背着个处分包袱低着头回沈阳。好歹这个“书记”只干一届，即使干不
好，“打回老家去，就地干革命”吧。我的户口、工资都在辽宁，连党的关系我
只转了个临时关系（按组织原则，超过三个月，就要转党的正式关系，不过这方
面现在没有人认真了）。

    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我分管创作、评论这一块。所谓“分管”，我的基
本思想是：创作、评论用不着你去多管，研究一些问题而已。因此那几年，我操
办了几次有关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方面的会议：长篇小说学术讨论会，中篇小说
学术讨论会，中外文学信息交流会，历史题材讨论会，革命历史题材讨论会，文
学期刊讨论会，通俗文学讨论会……在我操办的这些会议中，都有一个特点：所
讨论的问题，会议闭幕时都没有做结论。我在闭会词中只讲：这些文艺问题都比
较复杂，不是开一两次会能弄清楚的。有些问题争论了几百年，可能还要争论下
去。这次会议主要是大家互相提供一些情况、思路，交换一些意见，由大家回去
在创作和评论实践中去探索、研究吧……

    值得细细一说的是，1976我参与操办的第三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

    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已经开过两次了。第一次是1956年；第二次是1965
年。这是第三次。前两次都是中国作家协会和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三家共同
召开的。这次也是三家联合召开。

    第三次青年作家创作会，虽然由我操办，但好多事情都是由我先向主席团和
书记处提出建议，然后大家讨论决策。首先是起草总报告问题：前两次会议只有
一个总报告。考虑到在文学艺术这么一个复杂的领域内，受到多年“文艺从属政
治”的影响，中国作家协会要和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三家写一个“总报告”，统
一意见是很困难的，即使意见统一了，经过争论，彼此迁就，也会是磨光了楞角
的大杂烩。所以我提出：三家分别作自己的报告，各有侧重点，实际上让三家各
讲各的∶中国作家协会的报告，主要讲文学创作方面的问题，全国总工会的报告
主要讲工人作家的历史使命以及总工会对工人作家的企望；团中央主要讲培养青
年作家和青年作家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作用和地位。这样三家谁讲的什么内容，
互不“干涉”。青年作家接受多少，接受谁的什么思想，都是自己的事，因而避
免了起草报告中的矛盾。

    其次是会议的经费，规模，会议的地点，代表名额的分配等具体问题，虽然
复杂，繁琐，但经过几个月的筹备，都一一解决了。

    会议在1986年12月31日开幕。原来前两次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中央领导接见、
照相，以周恩来总理为首，还有很多中央领导人出面参加。这次作协会前写了报
告，邀请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但到底都是谁出面，也可能为了保卫工作“安全”，
作协一直没有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31日上午要开幕了，30日夜12点左右，会议
秘书组才告诉我：办公厅来电话了：明天邓立群和习仲勋代表中央出席青年作家
创作会议。我一听，心中就有些发愣。原来我就知道，上边对这几年出现的青年
作家和他们的创作倾向，是有看法或者说是不满意的。我们邀请的大部分中央领
导不出席，派这么两位接见，显然是一种冷淡的表示。青年作家会有意见的。

    也就是在青年作家开会同时，北京各大学学生们正游行示威。在这种情况下，
我当然得为青年作家负责，同时就我当时所处的地位和一个老党员多年形成的习
惯，也得对上级负责。而这两个“负责”是很难统一起来的。比如邓立群吧：在
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是差额选举，从中央委员会把他“差”下来了。
把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差”下来，何等“了得”！于是中央决定让他进“中顾委”。
因为“中顾委”选举比中央委员会选举晚一天，连夜把邓的名额增加给“中顾委”，
选举结果，邓得票倒数第二。在领导层的“老人”中尚且如此，何况在青年中呢。

    明天就要开幕了。原来规定的仪程是：先举行开幕式，然后和中央领导一起
合影留念。我估计，如果先举行开幕式，青年作家们看到来了这么两位再去照相
时，大部分人是要“溜号”的。所以我马上决定改变程序：先照相，后举行开幕
式。

    次日九点钟，在人民大会堂，我陪同中央两位领导和一些文学界的著名人士，
走进大家站好了队的大厅，青年作家们一见，掌声了了。但是人摞人的站好了队，
马上照相，谁也动不了。就这样，几个青年作家当转着的镜头摇到他那里时，还
是把身子蹲了下去。如果先开幕，后照相，发生了多数人“溜号”的尴尬局面，
就是一次“政治事故”。

    照过相，大家纷纷走进会议大厅。有一项议程是由我宣读巴金老的祝词。祝
词写得很动情。他回忆1956年，第一次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刚刚开始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结果是形势一转，来了个反右派斗争，许多青年作家遭到了劫难，蒙
受二十多年的不白之冤；巴老又讲到1965年第二次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不久，压过
来一次更大的劫难──“文化大革命”，许多有才能的作家又遭到了厄运，我们
一定要记住这些历史教训，不让悲剧重演……我读着这篇祝词，喉头有些哽咽，
但还是强忍感情读完了。巴金老哪里知道，在我读他的“祝词”的时候，内部已
经传达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件了！（我是在会议开幕的第三天听到
这些文件传达的）。

    开幕式那天下午，是大会报告。作协常务书记唐达成代表作协作报告；还有
总工会和团中央的两个报告。按原来定的日程，是分两个半天讲的：这天下午由
唐达成讲，第二天上午半天，由总工会和团中央两家讲。我分析青年作家们的心
态，在特别强调“自我”时，他们才不管什么大局呢。如果他们对你讲的不感兴
趣，肯定要退场。会议是三家联合召开的，经费是三家分摊的，如果在总工会和
团中央报告时，会场人员了了，我怎么向他们交待呢？这又是一次事故。所以，
这三个报告安排在一个下午讲。唐达成讲完，没有让休息，（怕大家溜号不回来）
来了场三个报告一气讲完的“瓢泼大雨”，听不听在你，反正保证会场基本上是
满满的人。

    会议期间，好几个大学的学生们来电话：有的要来对青年作家发表讲演，有
的邀请青年作家去参加游行。我想，在这种形势下，会议肯定是开不好了，把青
年作家稳定住，“平安无事就是胜利”。我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了这类事件的
发生。

    原来会议预定七天，因为大会发言报名的很少，许多青年作家看到目前形势，
心情比较沉闷。会议开六天就结束了。日程完结，我赶紧宣布散会，让大家快回
去。我担心的是：如果中央哪位领导一句话：“让青年作家学习学习反自由化文
件再散会嘛！”，而青年作家们又另有所想，我这个操办人，就很难办了。

    “平安无事就是胜利”的目的是达到了，但会议开得不好，我也没有自责心
情。青年作家们在会议期间互相打电话，说了一些不很严肃的玩笑话，被宾馆的
总机录了音，成了青年作家自由化的话柄，我就管不了那么多啦。

    会议一闭幕，我就到深圳“创作之家”去了。我不想在反自由化中出头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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