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又一次微弱的抵抗——“二月逆流”
“谭老板，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我们以前就提出过这个问题：这么一个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有这么多曾经消灭过蒋介石八百万军队的元帅、将军们，对于这么一场自己给自
己“制造敌人”的荒唐的“文化大革命”，难道没有人抵制过？有的，1966年的
“二月提纲”算是一次；罗瑞卿对林彪的个人抵制算是第二次；过了半年出现的
“二月抗争”则是第三次。
实际上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由不理解而逐渐怀疑、抵
制，这种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老一辈革命家是他们的代表和代言人。1967年
“二月抗争”之前，已经有多次公开的表露。1966年11月8 日，在北京发生了军
队内部主要是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冲击国防部的恶性事件。事后，中央军委在13日
和29日，两次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化、体育单位来京人员的几万
人大会。会上，几位老帅尖锐地提出了批评。
陈毅说，“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
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
级的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否认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否认
了解放军的光荣传统”。
他说：“我的讲话是”泼冷水“，泼冷水不好，有时热过了头；泼冷水擦一
擦有好处。”
叶剑英说，“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变成了荒谬。”“有少数人，
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少数人我愤恨！这些人没
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他们把国防部当敌人的堡垒来冲，把解放军战士当成敌人来打：还有哪一
种错误比这更错误的啊！”
徐向前和贺龙也在大会上讲了话。老帅们的这些话，自然很不合造反派的口
味，当场就有人递条子质问，事后又有人告状，使老帅们受到了批评。但这并不
能压住他们心头越烧越旺的怒火。
当天晚上，陈毅又对归国的留学生代表发表了长篇的讲话。
他说：“你们要干革命，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得
正规一些，好一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他指出：“现在有些人，作
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
他又说：“刘少奇的一百条' 罪状' 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
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说朱总司令是军阀，贺龙成了大土
匪，这不是给我们党抹黑嘛！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
理、康生、陈伯达、江青是干净的？承蒙宽大，加上我们五个副总理。这样一个
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
他继续愤怒地说：“如果只有这十一个是干净的，我不愿当这个干净的。我
们已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
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还要看，我还要斗争！”
这些话就是今天听起来，也还格外新鲜。可是这些元帅们只能责备和规劝红
卫兵们，他们谁也不敢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对错，也不敢谈论发动这场运动的
毛泽东。
2 月16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碰头会。江青因病请假，
参加会议的有：康生、李富春、叶剑英、陈毅、谭振林、李先念、徐向前、谢富
治、余秋里、王力、张春桥、姚文元等。
没有等周恩来宣布开会，谭震林就冲着总理说：“研究经济问题不能离开管
生产的干部。现在许多业务干部都被打倒了，我们还怎么抓生产？比如上海的陈
丕显同志，就是一位好同志。我请春桥同志回去保一下丕显同志，把他解放出来。”
张春桥怔了一下，说：“我们回去和群众商量一下，研究研究。”
谭震林火了，说：“又来那老一套了。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
领导呢。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
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张春桥憋了半天，抬出了毛泽东：“你先别发火。依靠群众，这是毛主席教
导。我们搞革命，不依靠群众行吗？”
谭震林拍着桌子：“算了！别来这么多漂亮话。你们的目的就是要包整老干
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陈丕
显是红小鬼出身、四十年的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接着两人越争越凶。
陈毅也憋不住了，把大衣一脱，叫道：“这一次是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不
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
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张春桥也变了脸：“这是翻历史旧账，陈毅同志，你要对这话负责！”
谭震林说：“别来这一套！你们整我，不就是我捕了几条鱼吗？连续逼了我
四次，说我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所以江青要把我整成反
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谢富治批评谭震林：“这就不对了嘛！江青同志多次要保你……”
谭震林挥着手：“你不要和稀泥，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
她一个人工作！”
谢富治上纲了，说：“你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跟不跟毛主席的问题！”
谭震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把泪水一抹，说：“对，我跟毛主席跟了
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藉，
我也要斗争到底！”说着拿起大衣和文件要退出会场。
周恩来批评他：干什么还要走，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并上去夺下他的大衣。
陈毅元帅也叫住了他：“谭老板，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这两次斗争，都是抵制。一次是在京西宾馆，一次是叫做“大闹怀仁堂”，
后来被毛泽东称做“二月逆流”。
抗争、抵制都失败了。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失败的原因：
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抗，是有局限性的：一是他们对上层只是反对江
青、张春桥等人；对下只是说服革命小将要冷静，要讲政策。他们不能也不敢怀
疑和反对“文化大革命”，更不敢反对毛泽东。个人迷信象阴影一样笼罩着他们
的心。
况且，军队、舆论阵地都不在他们手中，他们的呼喊是微弱的。当时有些拥
护、同情这些老帅的观点的人，把他们的讲话，写成大字报，贴在大街上，一阵
风吹，一阵雨淋，就无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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