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一次批斗会
                                  造反派夜访

    辽宁作协是只有七十多人编制的小单位，在不到一个星期内，“打”出来十
六个“牛鬼蛇神”，占机关人数四分之一强。当时大帅府大门两边贴的一幅对联
写道：“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造反派想把谁打成“牛鬼蛇神”，也没有
什么“法定”程序，只要给你戴上一顶“帽子”：“走资派”、“三反分子”、
“黑帮分子”、“大叛徒”、“漏网右派”、“黑作家”、“刘少奇的孝子贤孙”
……一纸“通令”贴在墙上就够了。如果是现在，告他个“诽谤罪”、“诬陷罪”
都可以的。可是当时随便贴张纸，你就变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了。

    把你打入“黑帮队伍”以后，你就开始了“牛鬼生活”。这种生活也很简单。
先是每天按“通令”时间，向造反派报到，接受训斥：“你们这些人，都是犯罪
分子，要向党和人民彻底交待自己的罪行！”“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
严，揭发别人，可以立功……”，“这是一次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只有彻底
认罪，才能脱胎换骨！”久而久之，就是那套话，连训斥人自己也腻味了，训话
次数慢慢少了。墙壁上经常贴有“饬令”：某某必须就某个历史或现实问题，限
时写出交待材料！或者令某某就某个问题揭发别人。为写这类材料，占去不少时
间。“牛鬼蛇神”们的时间大多花在学习“毛著”、当时有关的中央文件、报纸
社论和“反省”自己的“罪行”上。有时某人被单独叫出去，在小会上接受批斗。
到1966年底，就辽宁作协来说，大型批斗会和游街示众的行动，还没有过。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还办了一件没有办成的傻事：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

    “文化大革命”到了1966年十月，全国被打倒的“走资派”已经不知道十、
百万个了。我想，打击面这么大，将来怎么收场呢？虽然也可能象“反右倾”一
样甄别平反，但和党、同志之间伤了感情的心灵创伤，是很难“平反”的。因为
我是“走资派”，我爱人陶书琴算是“贴边沾线”人物，但到底还算革命群众，
有权出去“串联”。有一次她要和同志们一起到北京，我便给“中央文革领导小
组”写了一封“上书”。毛主席不是常常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上
书”的内容是建议中央文革领导制订一个“政策条例”：

    一，什么是走资派？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才能构成走资派？

    二，制订错误路线和执行错误路线的要加以区别；

    三，一贯犯错误和偶然犯错误的要加以区别；

    四，由于各种原因对错误路线没有识别能力，不是有意犯错误，和明知故犯
的，要加以区别。

    提出了五、六条……

    我把“上书”写好，又抄了一遍，打算让陶书琴带到中央文革，以求制订一
个政策。在她临行之前的那天晚上，我突然想：我还犯什么傻呀！原来我的“上
书”还没有抖落清楚呢，不是要给自己增加新的“罪行”吗？况且你把信交上去，
还不知道落到什么人的手里呢，可能那些决定政策的人，根本就看不到。就是看
到了，也不一定认为你说的对……再说，让他们“打倒”吧，打倒的人越多，就
会走向反面。如果作家协会，都打成坏人，也就都成了好人了！

    于是这封“上书”就没有发出去，放在箱底，直到如今。在写此书时，再看
那“上书”底稿，不胜感慨之至！

    有一次，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们正集中一起学习中央文件，一个造反派忽
然神色严厉地走进来向我们宣布：“不准动！有紧急行动！你们哪里也不准去，
等着命令！”

    在此前，我曾经分析过：全国从工厂来说，车间以上干部都被打成了“走资
派”，农村大队以上干部也都打成了“走资派”。不管大小单位，只要你“当权”，
就一定是“走资派”。省委书记的一个保姆，在省委当然可以当造反派。可是她
回到农村当了支部书记，就被打成了“走资派”。我想：全国弄出的“敌人”，
加在一起，有几百万吧？将来怎么处理呀？……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开杀戒
的。但有两种情况，就可能采取“极端措施”了：一种情况是中国内部发生了什
么大事——比如“政变”什么的，军队分成两派，各自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对
“敌人”，有可能采取“非常措施”或“极端措施”；另一种情况是外敌入侵。
为了后方安定，可能一声令下，会把这帮“敌人”秘密干掉。那天，我想起了土
地改革时自己亲历的情况：东北的土改高潮中，有一段时间的政策是“群众要怎
么办就怎么办！”没有什么法制可言的。我那时当记者，下乡采访，曾参加过一
次农村批斗地富分子的大会。农民会几个骨干分子，头一天晚上研究好，第二天
的批斗会要打死人的名单，在大会上先控诉他的罪行，之后主持会议人问：“对
他怎么办呀？”“乱棍打死！”众口一音，于是那人便被拉到一个小树林里打死
了。现在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上面只要暗示一下：开个小“口儿”，全国
就会陷于腥风血雨之中。文革初期，北京来沈阳串联的一帮红卫兵，就在沈河区
打死过一个人。林彪说过：“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
的群众运动”出于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打死个把人是不犯法的！如果发生了
那种情况，联系作协机关的实际，谁会对我先打第一棒，我都分析了。……问题
是现在要把我们往哪里送呢？

    我们不敢问为什么。等了半天，由一群造反派把我们夹在中间，出了“帅府”
大院。我一直想：难道我们到了今天土地改革中的“乱棍打死”那种情况了？

    汽车迎着寒冷的北风，一直往北开。一些早贴的“大字报”破破烂烂，在墙
壁上挣扎颤抖。新“大字报”又不断复盖着，象一层一层的纸饼子。当时，北京
不管有什么“新动向”：比如中央又“揪”出来个大“走资派”呀，谁被揭发出
来是个“大叛徒”、“大特务”呀，毛泽东、副统帅、江“旗手”和文革领导成
员又有什么“新指示”啦……，一有这类事件，当天街上就会贴出“大字报”。

    车一面向前开，我注意扫描街上的“大字报”，丝毫没有北京发生什么大事
的迹象。其次，如果发生了外国（我当时设想的是苏联）入侵，“大字报”也会
马上有反映。如果这两点都不存在。那么我推测的对我们采取“极端”、“非常”
措施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那么这次神秘而突然的行动，要把我们弄到什么地方
去呢？

    汽车继续往北开，过了铁路桥，就是住在北陵的省公安厅。哦！原来是要把
我们送到专政机关押起来呀！可是汽车没有进公安厅的门，一拐弯进了一个小胡
同。原来是省文化厅的一个下属单位辽南剧团。出发前没有让我们回家，连牙具、
洗换衣服也没有带。我们被一群造反派夹着往剧团院里走。正好一个会计徐桂良
走在我身边。他是个老实人，和我们这些当权派关系极深，在当今的情况下，他
之参加“造反”不过是难当“逍遥派”，应应“造反”的“门面”而已。我借机
小声问他：“我家里还有八十老父母，请告诉他们一声，给我捎几十斤粮票来…
…”徐桂良小声说：“明天就回家，用不着的……”我的心放下了一半。

    一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是要在南市场的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开我们这些
“黑帮”的批斗大会。那时辽宁作协的造反派和全省一样，分裂为誓不两立的
“三大派”（“辽联”、“辽革站”和“八三一”，其他省都是两派，这一点辽
宁省特殊一些）。事后我才知道，他们之所以秘密把我们转移出来，在辽南剧团
住这一夜，是怕对立面在他们开批斗会前，把我们“牛鬼蛇神”抢走，开不成这
次“抓大方向”的批斗会。批斗“走资派”是表明革命行动的壮举，各派都要认
真准备，不可等闲视之让中间出任何差错的。

    在批斗会上，对批斗对象搞“喷气式”动作，还没有普遍兴起。所以次日的
批斗会，比较文明。况且作协的造反派也都是知识分子，在整个“文化大革命”
中，对我们没有搞过“触及皮肉”的事，我至今想起来还是感到庆幸的。

    这天的会议程序是：把我们几个主要“走资派”押上舞台，列队亮相。有主
席马加、副主席方冰、评论家思基、剧作家慕柯夫和我。在批斗每个人时，本人
先“自报身份”，交待“罪行”，然后由某几个造反派作揭发批判发言。

    我不记得轮到我时是第几名，我只听一声吆喝：“韶华，出来！”
    
    我赶忙出列。
    
    “你是什么东西？”

    我思想上早有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说别的：“我是' 三反' 分子。”

    “说具体点！”

    “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你都写了些什么玩意儿？”

    “我写的都是大毒草。”

    “看你也不能老实交待，揭发！”

    于是台下响起一阵震天口号：

    “韶华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该万死！”

    “韶华必须彻底交待罪行！”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其实让我们交待是假，造反派上台揭发以“表现”革命性是真。即使我们交
待得“天花乱坠”，他们也要作批判发言，以表现造反精神。

    接着，一个造反派拿着事前准备好的稿子走上台。按照开批斗会早已形成的
“程序”，先敬祝几遍“万寿无疆”。那时，已经时兴“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了。
谁喊得“最”最多，就最忠。那次批斗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老编辑的批
判发言。在喊“敬祝”时，“最红，最红，最红，最最最最红的……红太阳”说
了有十来个“最”！搞文字工作的人不用想就明白：“红太阳”已经“红”了。
加个“最”反而不通：难道还有“比较红”？“次红”？还有“白太阳”？“灰
太阳”不成？但这也不能怪谁的文理不通，当时喊“最”是最主要的！

    批斗会开了三个多小时，“君子动口不动手”，算是很文明的批斗会。开完
会就把我们带回“帅府大院”了。

    从此我才发现：这时的“走资派”，对于造反派是十分重要的：各派都想在
自己手里掌握几个“走资派”。第一，开他们的批斗会，可以表现自己抓了“大
方向”，因而最最革命；第二，有“走资派”在手，现在由“我这一派批斗”，
将来由“我这一派解放”，由“我这一派结合”，可以捞点政治资本。第三，
“走资派”还是劳动力，凡机关里有什么劳动任务，不用去外面顾临时工。不然
各派在武斗中为什么都抢“走资派”并加意保护呢？

    开完这次批斗会的第二天，是在晚上九点多钟吧！忽然有轻轻的敲门声。我
当时有点犯疑：我们这些走资派，为避免搞所谓“反革命串联”的罪名，彼此不
仅不来往，见面连话都不敢说了。“革命群众”呢？对我们躲还怕来不及，除了
批斗会上揭露我们的罪行，追问或要你交待，面孔都是“怒目金刚”式，谁还来
串门呀！我示意我爱人陶书琴去开门。一看来客是某造反派的头头，我立时有些
晕头转向。平常喊“打倒周韶华！”“三反分子周韶华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
“周韶华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见他，我就有点禁若寒蝉。但此时只好“请坐，
请坐。”

    他说：“不客气。”显得很随便的样子。象“文化大革命”前一样，坐下来，
满亲切地说：“韶华同志，我们随便谈谈。”

    这时有人称我一声“同志”，比现在的商品经济中小老板叫一声“老板”价
值要高千百倍。我有些受宠若惊了！

    我说：“有什么话，请讲。”

    他稍微沉思了一下：“韶华同志，你是老革命了。什么政治运动没有经过，
什么事情你不清楚？所以我就不细说了。当前的形势很明白。除了你们这些当权
派，我们作为群众，' 消遥派' 是当不成的。你不造反，就是' 保皇派' ，在社
会上就站不住脚。造谁的反呢？当然是造你们这些人的反。比如你吧，我们认为
你是打不倒的。即使打不倒，也还得打。现在是谁打倒走资派，就表现革命性最
强，将来组织革委会，就可以结合进去。你明白吗？”

    我说：“明白，明白。”

    他接着说：“既然必须打倒你，其他派的' 人马刀枪' ，那帮人你还不了解？
都是一些落后分子，对现实不满的人……于其让他们打倒你，还不如让我们打倒
你。现在打倒了你。总有一天，要落实政策，那时对原领导干部搞' 三结合' 我
们就有了对象。现在我们也不要你表态，等到一定时候，希望你和我们能够' 团
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我又重复一遍。其实我真的现在才明白：原来你们要批判
我是假的，震天的“打倒”口号是假话！是为了自己在社会上' 站住脚' ，是为
了做给对立面看，是为了不担“保皇派”的恶名——一句话，就是演戏给大家看。
我真没想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使年青人“成熟”得这么快。

    “咱们今天是关起门来说话，哪说哪了。对于我，多年在你领导下工作，老
领导……”

    我赶忙纠正他：“哪里哪里，以前我们尽往修正主义道上领了。”我这当然
说假话。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反正将来我们还要共事的呀！你可以讲讲你的想法。
咱们也是哪说哪了。”

    我想了想，十分佩服他的真实态度。但当时的形势非常明白：你如果亮出来
自己的观点，站在甲派，乙派一定会往“死”里整你。你宁肯让各派都打倒你，
也不能亮观点支持某一派。社会上有不少传闻，有些当权派，一听有一派支持他，
象捞到一根救命草似的，“亮”了观点，结果被其对立面打得死去活来。我可不
当这种傻子……

    我已经想好了冠冕堂皇的假话：“我是这样想的：你们造反派之间的不同观
点，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和我们走资派之间是敌我矛盾。对于你们之间的是是
非非，我们没有资格发表任何意见。我就是这个态度。你让我说真话，这就是真
话。”我心想，我是什么走资派，老子才是真正的革命派呢。这本是一套假话。
但我只能对他说“这是真话”。

    就是靠这几句假话、官话，支持着我“文化大革命”全程的行动。那时，任
何一派找我搞什么“亮观点”，要我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胜利在一起”，我都没有改过口，靠这套假话，我得以没有受皮肉之苦。

    谈到此处，他给我“传达信息”的目的达到了，我的目的也达到了。

    他告别时，大声喊：“周韶华，你老实一点，不坦白交待罪行，绝对没有好
下场！”我想，如果隔墙有耳，这话一定会被邻居听到。如果有人知道他到我家
来过，他也有理由可讲。

    这场谈话，对我生活下来的勇气有很大鼓舞作用：我想，原来你们是在演戏
呀！既然大家都是在演戏，无非你演的是《白毛女》中的大春，我演的是“黄世
仁”。演戏吗，就没有丢人不丢人的“面子问题”了。所以以后开批斗会，挂上
写着“周韶华”并且打了红X 的大牌子，作喷气式状等等，我都觉得没有什么羞
耻。

    演戏中的“台词”，主要是你要交待“罪行”或者揭发别的同志。这些台词，
你既不能不交待，不能说真话，也不能胡交待，迎合他们乱编假事，以免给自己
或者给该同志的档案中，留下说不清的“后遗症”。写交待材料，简直是一门艺
术！

    很快我就碰到了这个场合。那就是“阜新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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