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假作真时真亦假

    这样的“牛鬼”生活过了一年多，到了1968年秋天，沈阳市内所谓的“五大
机关”：东北局，省委，省政府，沈阳市委，市政府，遵照“最高指示”，把数
万干部——造人反的革命派，被造反的“走资派”，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被撵到
号称“南大荒”的盘锦地区劳动改造去了，没有幸免者。辽宁作协是省委系统，
按军事编制，编为十二大队，省文联和省作协被编为十三连。

    在盘锦的日子是很苦的。天不亮就得起床，先做“三忠于”活动，然后围着
村子，踏着半尺厚的积雪，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跑步。白天要劳动，晚上的“斗、批、改”常常搞到深夜。造反派为让“走资派”
认罪，深挖思想根子，口号把嗓子都喊哑了。“走资派”为过不了关，逼得真想
上吊。如果哪一天广播了“最新最高指示”，即使在半夜也得起来，站好队从甲
村至乙村再到丙村游行：“庆祝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
万岁！”农民都在睡大觉，一定会想：这帮人黑天半夜的，喊什么？发了神经病？
是真的虔诚也好，做给别人看也好，反正喝着冷风跑得周身大汗却是真的。

    特别是到人们叫做“胜利塘”修坝那一阶段，其艰苦程度，比我在大伙房水
库时的劳改犯人还甚。劳改犯人是八小时劳动，有房子住，有热饭吃。在胜利塘
是天寒地冻，没有房子住，用炸药挖开冻土，修些地窝棚。地下铺一层草，每人
只有半尺之宽。如果晚上你出去小解，别人一翻身，你的铺位连条缝也没有了，
只好硬挤。工地离住地十多里路，从早晨四点到夜晚十点，吃过饭，做了“晚汇
报”，刚刚躺下，又该起床了。午饭送到了工地，窝窝头都冻成冰疙瘩了。大队
人马要修的工程，用炸药崩开冻土块，象垒积木似的叠起来，就是一条挡水坝。
我是修过水库的。这样的冻土块，明年春天一化冻，不要说洪水，泼几桶水就冲
垮了。也不知道是哪位革委会的头头，灵机一动，把原来是党的“财富”变成了
“废渣”的“走资派”和“利用”得“差不多”了而又无法“安插”的造反派们，
用他们的痛苦来修明年注定要报销的废物工程！

    在搞“斗批改”中，有时要解放几个老干部。被解放的干部，一定要痛切检
讨自己所犯的“三反罪行”。为了表示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沉痛，起码检讨时
的声音要颤抖，使革命群众感到你心情沉痛。这些老革命，大多忠心耿耿，有谁
想“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呢？我敢保证，他们的“检讨”、“认罪”，
是百分之百的假话。

    记得，我有一位好友，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闲谈中，偶然谈起喊“毛主
席万岁”这个话题。他说：“毛主席万岁”是尊敬之词，任何人是不可能“万岁”
的。这本来是最简单不能再简单的唯物主义真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
人揭发出来，说他反对毛主席。这可是要命的罪名！在“解放”他时，这个问题
是不能回避的。我一直想看看，对这一正确的唯物主义观点，这位朋友怎么检讨
法？

    我参加解放他的那次大会。特别注意听他讲：“我说过（声音颤抖）……，
人……人，是不能' 万岁' 的。我这是……反对……反对……伟大领袖……毛主
席。我真是罪恶滔天……呜呜呜呜……”于是，一面抹眼泪，泣不成声。这真是
悲剧，喜剧合演的典范之作。

    会后，一位我们河南的老乡、省党校“现任走资派”对我说：“你这位朋友，
哪里来的那么多眼泪？我怎么就哭不出来呀！咱们得向他取取经。”

    到了1969年 6月，在干校的“斗批改”任务好象完成了。本来在来盘锦前，
已经要“解放”我了。当时有一个造反派认为我的路线问题没有解决，不同意解
放，也就拖下来了。去年全国各省、市都建立了革委会，已经是“山河一片红”。
九大之后，从表面看全国形势也算是稳定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解放”问
题，才又提到日程上来。

    有一天一个造反派头头找我谈话：“韶华同志，”（从去年我解放未成那次
起，我有资格被称为“同志”了）“我们早就想解放你，这一点你心里是有数的。
不过当时的条件不成熟，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最近
我们又做了大量地调查取证工作。还反复看了揭发你的材料和你的交待材料。我
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你出身小八路，历史没有疤节，社会关系都是贫下中农，参
加工作以后，也没有犯过什么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你也没有”亮观点
“，所以对于”解放“你，其他派没有阻力。可是专案组在审查你的材料时，发
现你在文革初期，写过一张纸条，交待说，你在62年曾经给党中央、毛主席写过
一封信……”

    我的心头猛烈一震，我以为这个大案件，就那么胡弄过关了呢，没有想到眼
看我要从惊涛骇浪中爬上岸了，这件我最担心的事又被提了出来。我忙做镇定状
以无所谓的态度说：“哦，有那么一回事。”

    “你给中央写的信，没有留底稿吗？”

    “我在那个交待材料中已经说了：我当时只写了个提纲，信是按提纲写的。
写好就寄走了，又不是什么作品，连提纲也没有留。你想，过这么七八年了，我
也搬了几次家，即使有，要找也难……”

    “这一点我能理解。可是你是作协第一个被解放的老干部。有同志提出问号：
这封信会不会是彭德怀' 上书' 那样的性质呀！要我们慎重一些，如果解放错了，
我们是会很被动的。”

    非常感谢他的坦诚，我喃喃说：“那是，那是……”我此时心率跳得起码每
分钟120 次，但装得非常沉静。

    “你提纲真的找不到了？”他进一步问。

    我想，原稿让我烧了，提纲在我心里，因为那信是我多年深思熟虑想过的问
题，如果能说真话，现在我还可以写出来，不能说一字不差，但内容可能和原稿
差不多，但此时我只得说假话：“找不到了，真的！”

    “你既然找不到原稿和提纲，有同志提议，我们只好到中央档案馆查原件了。
要知道，到中央档案馆外调——查原件，得省革委会开介绍信，人家才接待，这
事很麻烦呢。……”

    我无法再说别的了。

    他又说：“解放你的问题只好等一等了。”

    他这次谈话既坦率又友好。但我心中却压下一块石头。他们真的要去北京查
原件？能查到吗？这么多年了，档案不能丢？红卫兵小将冲中央机关和砸档案的
时候，不能给冲没了？我想了好多可能性，但想也没用！

    听天由命吧！这就是我当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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