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再分析

    写在这里，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我们觉得还有进一步分析下去
的必要：对毛泽东在“建国十年”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决议”用
了“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两个词语。因为，“个人迷信”也好，“个人崇
拜”也好，如果它不和“个人专断”结合，也造不成那么大的危害。比如我们拜
佛，拜菩萨，是迷信和崇拜。可是你不信他，他也无可如何。如果它们和个人专
断结合起来，那么其危害性就难于估量了。

    同时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要作具体解剖：

    党中央领导人，在60年代初期，排列次序是：毛（泽东）、刘（少奇）、周
（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七个人除去毛外，
其余六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这五位领导人，对毛泽东都不
存在“个人迷信”或“个人崇拜”，因为在许多建国的政策和策略方面，他们和
毛泽东都有争论或分歧。至于林彪的造神运动是另有阴谋，他当然不在崇拜、迷
信之列（看看“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清楚了）。这就是说，在政治局常委这一层，
不存在“个人崇拜”问题。

    再看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先是定了反党集团的“彭（德怀）、
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他们也不存在“个人崇拜”或“个人
迷信”问题。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
杨（尚昆）”，“二月逆流”中反对“文革”的老将、老帅们，也不存在这个问
题。至于整人专家康生、陈伯达、柯庆施等人制造个人迷信，是另有所图。这样
一分析，在中央领导上层，即在政治局范围内存在“个人迷信”或“个人崇拜”
的层面是非常之小的。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各省、市、自治区的一、二把手，大多是
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批评他们“很不理
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各级地方党委即使想开一次研究如何开展“文
化大革命”的会，也会被造反派冲击。即使找到一个很秘密的地方，造反派消息
很灵，会议还没有开始，红卫兵就冲进来了。有的被绑架，有的被殴打，有的被
戴高帽游街。有个省委书记在一次会议上，流着眼泪说：“同志们，在这种特殊
情况下，我是无能为力了。你们作为共产党员，个自为战吧！”接着他们一个个
地被打倒、被专政了。有的作为“叛徒”、“特务”被隔离审查。他们比较一般
群众更了解内情。这一层人虽然不敢象陈毅元帅那样叫着：“谭老板，不要走，
和他们干！”但是如果说即使有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其成员比例应该是很小的。

    我们这样一层一层地剥离下来，在党中央委员会一级，个人迷信的比例是相
当小的。

    我们再分析下层群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许多青年学生，由于舆论
的煽动，对毛泽东有一种狂热的崇拜，他们诚心诚意地要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的
革命路线，他们是虔诚的牺牲者，不久他们也就觉悟了。就是在“个人迷信”的
高峰时期，也不乏象张志新、遇罗克那样的勇于独立思考的精英人物。有更多的
人，是心中清楚而不敢说话。这样说来，真正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者
并不多。

    迷信是出于愚昧，个人迷信层面较广者，都是一些文化层次低和不了解内情
者。

    从总体讲，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由于“个
人迷信”倒不如说是由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而造成的“毛泽东的个人专断”。
这样讲更为准确。

    1980年 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的改革》为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个人专断”的危害性：“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
进，一九五九年' 反右倾' 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
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

    他进一步指出：“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
使个人凌驾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上非常悠久的一种陈
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危害。”

    接着，邓小平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
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很少”并指出，必须“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
的残余影响”！

    他沉重地说：“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

    “封建历史很长”，“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容易肃清”，
“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是“文化大
革命”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而且延续十年久的根源！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如果再从社会发展史认真分析一下：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下
“跳到”社会主义的。在解放之前，旧中国的资本主义很弱小，是在“三座大山”
的夹缝中生长的嫩芽；封建主义却是有着深厚传统的强大力量。从进北京之前，
毛泽东就以“糖衣炮弹”为比喻，来反对“资产阶级”了。但那时所指的是因骄
傲自满而接受资产阶级的“捧场”和反对党内的腐败作风，并没有包括后来才提
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可是1951年从批判《武训传》，1954年批《红楼梦研
究》，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一口气
反了二十多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大革命”提出的防止复
辟资本主义。中国还没有到达资本主义，复辟什么？如果说“复辟”的话，只能
复辟封建主义。这是理论上的极大混乱！如果我们用这二十多年，用反对资产阶
级思想这样长的时间，这样大的规模，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反一反封
建主义，中国可能不会是目前这个样子。

    当然，我们有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也曾经反过封建
主义。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传统，时间很短的“五四”运动，很难获得
“反封建”的真正胜利。“五四”运动可以看得见的重大成果，是推行了白话文。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二十八年之间，因为忙于以革命战争来夺取政权，
根本没有时间反一反封建主义。土地改革算是一次反封建，但只是经济基础上的
封建，而在上层建筑、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来没有反过封建主义。由于“文化大革
命”发生和发展起来的造神运动，封建主义反而盛行起来。个人专断和指定“接
班人”就是其集中表现。直至今日摆在我们目前的重要任务仍然是反对封建主义。

    制造和接受个人迷信，是一种政治上的大腐败。实践证明这种腐败比经济上
的腐败，造成的恶果更为可怕。个人迷信和权力的过分集中，权力失去监督，正
是经济腐败的温床。从目前我国反腐败的实践看，经济上的腐败，无一不是从权
力过分集中又失去监督开始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自上而下——从中央文革到各级革委会，都是金字塔
式的权力结构，任何地方、单位都是一把手说了算。绝对的权力，绝对的个人专
断，没有民主，没有监督，正是封建主义的典型表现……我们目前的反腐败斗争，
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实际上是一场反封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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