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灵魂的说话声

    深处的暗与光

    我相信我是个迟熟的人，而且执拗，在我开始尝试写作之后，我总对那些看起
来似乎早已解决的问题苦思再三，比如缘何写作，写什么。我承认我至今仍未想透，
但结果却已经有些不妙了，我陷进了一个坑，我跟人类生命和人性本体的一些问题
纠缠不休。我期望回答这些东西，它们太让我着迷，且几年来一直给我以莫名的惊
颤。在某种时候，我发现我竟然相似于往日不无幼稚的“问题小说家”，面对这个
嘈杂的时代，我现在说我要解决问题了，我明白这很狂妄也很天真，我的言说可能
不过是一个溺水者的呼喊，它将随风飘走，而我则将沉入水底。但我没有选择，因
为对我来说那都是致命的问题啊！换言之，亦未尝不是人类必须直面的问题。

    大约从小学到初中，也即１９６７—７５年这段时间，我坐在一间窗户没有玻
璃的教室上课。玻璃原本应该有的，都被我的同学敲破了，他们喜欢听它碎裂的声
音，几近爱好。冬日来临，寒风刺骨，我的周围响彻着清水鼻涕的抽吸声，始终不
绝如缕。后来，学校在窗上又蒙上尼龙薄膜，它同样短命，先是出现几个大洞，没
过几天它也干脆消失了，遗留下来很少一点残骸挂在窗架子上，成了瑟瑟飘扬的旗。
校外响着游行和批斗会的叫喊，势如惊雷，迟钝的我在冻得发抖的不解中，竟也有
了莫名的兴奋。人是多么奇怪的动物，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其实是并不憎恨那
些怀有小小破坏欲的同学的，对于施加于美丽的玻璃们和尼龙膜们身上本能的暴行，
我既是受害者，也是心理参与者。若干年后，它最终又成为我观望世界的第一道风
景。

    作为隐喻性的记忆，这段童年往事留给我一道切入心灵的伤口，让我久久不敢
触摸。上大学时我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简直被吓坏了，伤痛重新
笼罩了我，那段时间我虚弱得像个病人。此后我一直不敢去碰陀氏的作品，过了将
近十余年，我才恢复勇气。我敢说我现在真正读懂了陀氏，这个病贫交迫的人忧伤
的目光，既是人间又非人间的，爱与恨、罪与悲悯，他的所有声音都是人的挣扎，
一边是茫茫黑暗，一边则通向光明。

    大江健三郎曾用一句话作为他一本书的书名：洪水涌上我的灵魂。劫难也许是
永久的，人的肉体可以逃避，灵魂却无法远离灭顶之灾，作家更是如此，他面临的
挑战，永远来自人类的内心。

    ——还是看看深处的那些东西它们的存在，它们的冲突，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尖
锐复杂。只要想想人的脆弱有时比人的勇敢还要强大，我们就没有理由感到轻松，
人的本能，人性的缺陷从另一意义上造就了人类历史，它真切得让谁摸上去都为之
颤栗。

    当然，对许多人来说，这不是什么新东西，我仍然关注它的理由，实在是因为
它太重要了，重要得让我感到无法绕过去。我只能继续开劈通往那个深处的路径，
生、死、病、性，在一段时间里，它们是我作品里游荡不去的幽魂，我像《病孩》、
《在屋顶飞翔》、《哀歌》里那个畏畏葸葸的小男孩一样，猝不及防地承担它们给
予的苦难，我似乎要陷身其中，丝毫没有洞悉人类隐秘的快感，我所有的只是福克
纳所说的“怜悯”，还有属于我自己的无奈与不尽的哀婉。我不知道那个小男孩长
大后会怎样，《欲望》与《致命的模仿》或许是某种程度的承接，结果却越来越缠
进原先的那个“结”里了。

    从内心而言，我还没有绝望。我至今仍十分喜欢《大鲸上岸》中用磷光涂满自
己小小身子的孩子。耶和华说，要有光。他就是我的光，我由此获得了自信并且向
远处眺望的勇气，这个如鱼一样亮闪闪游走的孩子，多么像人类古老的荣耀啊！可
能在现在这个时代，面对电影与电视文化的侵入，小说的功能被人大大漠视了，这
不是什么好事，但反过来，小说的“声音”却显得越来越重要。大江健三郎反覆说
过，因为小说的虚构本质、想象能力和陌生化方法，使它可以于貌似绝对真理的主
流意识形态之外，于人们机械麻木的惯常感知与思维模式之外，发出另一种声音，
从而提供另一条探索人的存在的可能途径。在我看来，大江健三郎是个惯于单刀直
入的人物，他也是东方的异端，人为人与人的存在，最终被他赤裸裸的“声音”托
出海面。



    早在几年之前，余华就建立了我们这一代写作者的“真实性原则”，即内心真
实。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它仍将继续有效，作为新文学时代的宣言，余华还相应
构筑了精神内心的深度，从而使“先锋”穿越其文本的意义。

    对我来说，我更感兴趣的是人心灵的可能性，它变幻出的五颜六色的光彩。人
决不是奔向唯一目标的机器，在人性的根源上，正如保罗·蒂里希指出的“人是具
有可能性的存在物。”现实世界中，人可以什么也没发生，但他的心灵可能已经有
什么发生了。心灵的可能就是人的存在，也就是人所经历的实在。“可能”在某种
时候才是本质。如果这个假设一旦成立，我会感到我事实上将站在人性本源的某个
窗口向外了望，并轻而易举地把握人类像云层一样四散和聚合的隐秘。

    把可能的人变为存在的人，这正是我所看到的小说的力量，虚幻的真实叫出了
声音，它高居于米兰·昆德拉所抱怨的“喧嚣不已的当代世界”之上，成为人走向
人自身存在的通道。

    从《复眼》、《致命的模仿》到《隐秘》，“可能”某种程度已成为我的现实，
面向虚幻写作实际上是面向已存的实在写作。跟“白日梦”迥然不同，它不是梦中
现实，而是“可能”等于现实，由此，我们才有希望逼视真正的人的存在。

    小说的故事外壳给了“可能”以可能性，这是足够的自由，我们分不清什么是
内心的，什么外表的，人自身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小场景，故事不过演绎了人本体秘
不可示的冲动，让它成为实在，这是小说注定的目标，而没有别的什么。作家之所
以是胆大妄为之徒，他的魅力与使命也在这里。

    佛语曰：树动？风动？答曰：心动。心动才是根源，它的所有态势指向人之本
质，据此，我们可以从内心的可能性窥见人的存在的可能性——一种形而上学的描
述——我相信，没有这种描述，人类将不能俯瞰和找到自己。

    灵魂

    对内心写作不一定就是对灵魂写作，两者的差别在今天显而易见。有人说，这
是个展示行尸走肉的时代。疼痛犹如恍若隔世的烟云，遥远得让人无法追及。

    没有灵魂的人，或者不用灵魂写作的人，我们确实见得太多了，他们是物质性
而非精神性的，用余华的话说，两者的差异是“我想”和“我希望”之间的区别。
谁都知道这世界出了毛病，但也仅仅归咎于是世界出了毛病，而不是“我”，不是
灵魂，不是人之为人的本性。这是种软弱的态度，即使作出拥抱现实的姿势，同样
是虚伪和矫饰的，它最终将背叛文学本身。

    海德格尔说过：“时代的贫乏在于痛苦、死亡和爱情的本性没有显现。贫乏是
自身贫乏。”几十年的小说制作，带来了大堆人物，但其中可能没有一个真正的灵
魂。我们在忠于现实这条路上反反覆覆、搏搏杀杀这么久，客观真实已属了不起的
胜绩，无暇也畏惧于直面另一种更巨大持久的伤痛，这自然是我们的不幸，但并不
应该成为我们辩解的理由，在任何意义上说，作家的贫乏都是不可饶恕的。

    我由衷地敬佩着张伟，为了他的《九月寓言》。那是土地的魂，也是人类饱经
沧桑的魂，它教会我们受难与欢乐。一切都在艰难的生存中溶铸，沉重，因而更可
怕，没有勇气我们是无法接近的。之后，还有余华的《活着》，还有北村的《卓玛
的爱情》、《水土不服》，它们都是有灵魂的作品，都是超越肉体痛苦和庸常生活
的作品，都是面向时代与人类存在必须作出回答的作品。它们的力量足以致命，不
容任何人躲避。

    死还是生？真正的灵魂从来对此作出选择，而且它永远处于这种高度紧张的极
端，这才是人的意义。否则，生不如死。

    但我不能不说，我现在的力量也许还难以承担，在《欲望》里，我曾试图肩负
起两个因绝望挣扎着的灵魂给予我的重负，我甚至在某种程度做到了，可是很快浅
尝辄止。这是件异常艰辛备受煎熬的工作，我只能寄希望于将来，像《欲望》中那
对少年男女最终看见了磷光一样，那一刻，灵魂于是真的被命名，世界从此也开启
了。

    依然感触的伤痛

    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远在福州的小说家北村和评论家谢有顺，透过话筒不断
向我重复同一句话：“解决几个问题，哪怕毕生只一个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就
足够了。”我感激他们的提示，在许多时候，在一些最重大的命题上，我知道我们
的心是相通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老托尔斯泰，也不过用尽心力就对付这么一两个问题。没有
人会怀疑他们的能力，如果可能，他们可以解答成千上万的疑难，但他们宁愿作唯
一抉择：即罪与拯救。我想这足以说明问题，除非我们自己害怕了，我们在恐惧中
颤栗。据福克纳认为，恐惧从来不是人的美好品德，它简直算得上“最卑劣的情操”，
作家应该“告诫自己：永远忘掉恐惧。”

    然而，像命中注定的那样，“问题”或许是永世难以解决的，伤痛会依然存在，
且触手可摸。劫难一旦开始，隐痛就无法消失。正如童年时代我在自己生长的一家
乡村医院里感受到的那样，肉体的病会成为心灵的病，肉体的痛也会变为灵魂的痛。
对人类来说，痊愈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改变的是它确实患了痼疾。

    时至今日，现代人身上早已千疮百孔，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帝死了是他的
第一道伤口，人死了是他的另一道伤口，而知识分子也死了则是他身上最深的伤口。
很难想象，他的血会一直这样流下去，直至到死。人杀了他自己，除此之外，没有
别的可能了。

    应该让小说的“隐痛”和“声音”走向人，能救人自己的，也只能是人自己。

    事实上，有一个人已经这样做了。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冬夜，８３岁高龄
的列夫·托尔斯泰弃家出走，他要在风雪茫茫的俄罗斯大地寻找他灵魂的安息，几
天之后，他孤零零地死在一个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小车站，寒冷把他冻僵了，守护着
他并为他哭泣的是他所不认识的人。但这无关紧要，最根本的是他真的找到了，他
用生命与最后的决绝作了有关“人”的伟大注释。

    这是他写的最好的作品，更是一则寓言，上帝死了，可是人还有这样的灵魂，
所以人有生存下去的可能与必要。他因此而不死，列夫·托尔斯泰。

    可以记住这个日子，现在。并以此开始我们的写作：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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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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