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薛绥之先和

    真没有想到，我的第一篇哀悼文字，竟是献给薛绥之先生的：他才六十出头；
和我的交谊还正在日益加深的中途。

    但是，我忘不了他。

    岂止是忘不了！从突然得到他病逝的噩耗起，三个多月来，我常常想起他，
带着一种难以说清的负疚感想起他。

    这噩耗是王富仁同志告诉我的。那天我们好几位朋友相约一道去祝贺他的夫
人、孩子迁到北京来了，北师大给了房子，他有了新居。当夜深告辞的时候，他
突然对我说，他第二天要回山东，去参加薛先生的追悼会，我惊呆了。我拜托他
替我献上一个花圈，默默地走了出来，走在冰凉的空气里。

    第二天一上班，我把这噩耗告诉潘德延同志，决定用鲁迅博物馆的名义拍个
唁电。几乎在同时，我们也收到了讣告，几个熟人又联名拍发了一副挽联，是李
允经同志的手笔。就这样，在距离薛先生灵堂千里之外，我们向他顶礼拜别了。
但我心里，却从此不停地浮起他和蔼如朋友的面影，和他那忠厚长者的神情。尤
其是那次谈话和不久前给我的那封信。

    那是1981年5 月，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和《鲁迅研究》编辑部在大连召开座谈
会，由北片的朋友们交流将于9 月提交全国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的
论文的写作情况，一天在去旅顺的路上，参观日俄战争中遗留下来的一个俄国炮
台，大家吊古战场，指点江山。薛先生悄悄把我叫到一边，问我在学术活动组阅
读各省市推荐的论文的情况，嘱咐我好好给他的论文《鲁迅在反文化“围剿”中
的斗争策略》提提意见。这很打动了我的心。

    薛先生是研究鲁迅的前辈。那时候，不仅他主编的几种研究鲁迅的文献资料
是我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他的几种专著给了我许多教益，而他那特别奖掖
后进的风格也早为我所敬佩。过去我们交往不多，见面大多在学术会上。他豪爽，
直率，尤其心口如一，朴素无华。现在他又这样虚怀若谷，这样不耻下问，实在
为我所少见。这在我心里留下了忘不了的形象。使我至今深感负疚的是，我并没
有完成他的嘱托，我实在没有这样的能力。

    去年6 月，《鲁迅大辞典》编辑委员会在西安开会，我又一次得见薛先生。
一天傍晚散步，薛先生兴冲冲告诉我，西安有一位业余鲁迅研究工作者，是个学
工的，很有水平，也很有毅力，常常和他通信，他要带我去拜访一下；说他读了
我的《（两地书> 研究》，在给他的信里，提出了看法，我可以同他认识认识，
我也等待着这次会见。可惜，我后来提前离开西安，又一次没有实现薛先生的这
一愿望。

    可是，薛先生没有忘记这件事。当我回到北京以后，还是收到了薛先生转来
的那位朋友给他的长信。信写得坦率，尖锐，又有文采。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慨，
甚至对我的挖苦。原因是他认为我站在有利于许广平先生的立场，以“刀笔吏”
的态度，极不公平地对待朱安先生。信里说，他看到“爱的影子”的标题，就忍
受不了。他将写文章予以澄清。并问薛先生，我大概也是一个“幸运儿”吧？因
为他对鲁迅和鲁迅研究怀着热切的感情，因而表示了出奇的失望。我能感知他那
跳动的心，我反复读着这封信。深深感激这位素不相识的朋友。鲁迅说过：“凡
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
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
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鲁迅以这为人生的“寂寞”。（见《呐喊·
自序》）

    但我尤其感激薛先生。他爱护我，才要把这样的信转给我；他了解我，才会
把这样的信转给我；他信任我，才肯把这样的信转给我。不是么？这是很可能遭
人非议的行为咽！他不顾忌这些。他不怕有人污蔑他这是“挑拨”。他相信自己。
他转达的是“事实”，而不是自己“捏造的流言”；他目的在告诉我有这样的批
评，提醒我要正视自己，而不在煽动我对谁谁如何如何交恶。我想，对待这样的
信，有的人可以守口如瓶，决不提及；有的人可以当我的面夸奖拙作，背后用它
去透露一些消息，透露时还可以表示表示，缺点错误人所难免，他要对我多加教
育，多多帮助；也有薛先生这样的，直截了当将信转给我，嘱咐我冷静思考。哪
一种做法有益于人我呢？还是像薛先生这样吧！要谈鲁迅的爱和憎，这才是鲁迅
的爱和憎。

    我忘不了薛先生。忘不了他魁梧的身躯，忘不了他的这种精神。一位真正的
老师，一位真正的男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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