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薛绥之先和 真没有想到,我的第一篇哀悼文字,竟是献给薛绥之先生的:他才六十出头; 和我的交谊还正在日益加深的中途。 但是,我忘不了他。 岂止是忘不了!从突然得到他病逝的噩耗起,三个多月来,我常常想起他, 带着一种难以说清的负疚感想起他。 这噩耗是王富仁同志告诉我的。那天我们好几位朋友相约一道去祝贺他的夫 人、孩子迁到北京来了,北师大给了房子,他有了新居。当夜深告辞的时候,他 突然对我说,他第二天要回山东,去参加薛先生的追悼会,我惊呆了。我拜托他 替我献上一个花圈,默默地走了出来,走在冰凉的空气里。 第二天一上班,我把这噩耗告诉潘德延同志,决定用鲁迅博物馆的名义拍个 唁电。几乎在同时,我们也收到了讣告,几个熟人又联名拍发了一副挽联,是李 允经同志的手笔。就这样,在距离薛先生灵堂千里之外,我们向他顶礼拜别了。 但我心里,却从此不停地浮起他和蔼如朋友的面影,和他那忠厚长者的神情。尤 其是那次谈话和不久前给我的那封信。 那是1981年5 月,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和《鲁迅研究》编辑部在大连召开座谈 会,由北片的朋友们交流将于9 月提交全国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的 论文的写作情况,一天在去旅顺的路上,参观日俄战争中遗留下来的一个俄国炮 台,大家吊古战场,指点江山。薛先生悄悄把我叫到一边,问我在学术活动组阅 读各省市推荐的论文的情况,嘱咐我好好给他的论文《鲁迅在反文化“围剿”中 的斗争策略》提提意见。这很打动了我的心。 薛先生是研究鲁迅的前辈。那时候,不仅他主编的几种研究鲁迅的文献资料 是我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他的几种专著给了我许多教益,而他那特别奖掖 后进的风格也早为我所敬佩。过去我们交往不多,见面大多在学术会上。他豪爽, 直率,尤其心口如一,朴素无华。现在他又这样虚怀若谷,这样不耻下问,实在 为我所少见。这在我心里留下了忘不了的形象。使我至今深感负疚的是,我并没 有完成他的嘱托,我实在没有这样的能力。 去年6 月,《鲁迅大辞典》编辑委员会在西安开会,我又一次得见薛先生。 一天傍晚散步,薛先生兴冲冲告诉我,西安有一位业余鲁迅研究工作者,是个学 工的,很有水平,也很有毅力,常常和他通信,他要带我去拜访一下;说他读了 我的《(两地书> 研究》,在给他的信里,提出了看法,我可以同他认识认识, 我也等待着这次会见。可惜,我后来提前离开西安,又一次没有实现薛先生的这 一愿望。 可是,薛先生没有忘记这件事。当我回到北京以后,还是收到了薛先生转来 的那位朋友给他的长信。信写得坦率,尖锐,又有文采。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慨, 甚至对我的挖苦。原因是他认为我站在有利于许广平先生的立场,以“刀笔吏” 的态度,极不公平地对待朱安先生。信里说,他看到“爱的影子”的标题,就忍 受不了。他将写文章予以澄清。并问薛先生,我大概也是一个“幸运儿”吧?因 为他对鲁迅和鲁迅研究怀着热切的感情,因而表示了出奇的失望。我能感知他那 跳动的心,我反复读着这封信。深深感激这位素不相识的朋友。鲁迅说过:“凡 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 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 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鲁迅以这为人生的“寂寞”。(见《呐喊· 自序》) 但我尤其感激薛先生。他爱护我,才要把这样的信转给我;他了解我,才会 把这样的信转给我;他信任我,才肯把这样的信转给我。不是么?这是很可能遭 人非议的行为咽!他不顾忌这些。他不怕有人污蔑他这是“挑拨”。他相信自己。 他转达的是“事实”,而不是自己“捏造的流言”;他目的在告诉我有这样的批 评,提醒我要正视自己,而不在煽动我对谁谁如何如何交恶。我想,对待这样的 信,有的人可以守口如瓶,决不提及;有的人可以当我的面夸奖拙作,背后用它 去透露一些消息,透露时还可以表示表示,缺点错误人所难免,他要对我多加教 育,多多帮助;也有薛先生这样的,直截了当将信转给我,嘱咐我冷静思考。哪 一种做法有益于人我呢?还是像薛先生这样吧!要谈鲁迅的爱和憎,这才是鲁迅 的爱和憎。 我忘不了薛先生。忘不了他魁梧的身躯,忘不了他的这种精神。一位真正的 老师,一位真正的男子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