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起了宋襄公

    年轻的时候读毛选，学到“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可谓铭心刻骨，迄今几十年没有忘记。

    周襄王十四年宋襄公十三年的泓水之战，似乎不像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滑
铁卢之战那么重大，虽然宋襄公本人负伤，七个月后死了。但它却入了儒家的经
典，一传再传，后人也引以为戒，为什么呢？忽然想到这次战争的文化意义。
《左传》说：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
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
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
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

    宋襄公为自己辩护的话，《毂梁传》上还记有：“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
之类。

    子鱼所批评的“君未知战”，其实没有抓住要害。要害在“战争文化”发生
了根本变化，而宋襄公还死守“古之为军”的一套老皇历。子鱼“请击之”的道
理和事后详细申述的道理，是变化了的新的“战争文化”，而宋襄公“不可”于
前，辩护于后的，是逐渐为军事家抛弃的旧文化，不幸宋襄公恰恰处在这历史的
转型期，不知因应变化，以至于身败名裂。

    这种文化转型的过渡状态，只要看看一百年后的“武经”之首的“兵学圣典”、
“百世兵家之师”的《孙子》就清楚了。宋襄公所拒绝的，恰恰是兵家的要道，
如“客绝水而来，勿迎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如“无邀正正之旗，勿击
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尤其值得深思的，是战争观的根本变化。宋襄公执着
的“古之为军”的战争观，是“君子”的战争观，儒家的战争观；而《孙子》则
公开宣言：“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针锋相对地要“推人危”，
“攻人厄”。世有所谓“儒将”，是怎样的呢？

    古人看似比今人淳厚，和宋襄公一类的，还有如“君子死，冠不免”。宁愿
“结缨而死”的子路。这也不独中国人讲“仁义”才这样，外国也一样的。试看
贵族决斗，无论用剑，以及后来的用枪，也讲究个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不用诈，
不用阴谋。其实这是文化还处在浑沌一统没有分科区别对待的落后状态，把待人
处世的一般原则普及于各各特殊方面包括敌对的战争之中了。

    今人却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公然把《孙子》普及于日常人际交往，当作人生
处世的经典，《三国志演义》也成了经商的宝贝。坑蒙拐骗变成行为的规范；假
冒伪劣竟是工商的正品。《孙子》的“兵以诈立”泛化为“人”以诈立了。不亦
悲乎！

    人世如长江大河，流水不腐，不会有“止于至善”的东西，想用几千年前儒
家的“仁义”来作现在中国人的做人准则，甚至想推广到全世界，推广到二十一
世纪，恐怕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行“仁义”的基础“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
天经地义，已经崩溃了，不过宋襄公的错误，只在用“仁义”打仗，也是不可忽
视，一概而论的。

    文化的继承发展，在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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