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多数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

                        ——九五年所见电影漫议

    九五年生产的电影，故事片最后的数字，不知有多少？去年比前年还略有增
加，往年都在一百二三十左右。取其平均数，我大约只看一半稍弱，只能就所见
略为漫议。好在全面的总结，有在位者；深入的评析，有专门家，放言无忌，智
者明察。

    人实在敏感，好几年前就嚷嚷“世纪末”起来了：“五年计划”谈何容易，
二十一世纪如何如何，连既非星相家，也非赛神仙的学者，也大谈特谈，大有重
刊新《推背图》的劲头。其实已逝去和在逝去的不足百年的事实，人们何尝参透
了？

    事实是，二十世纪依然是人类谋求解决根本的生存问题的世纪。一在生存，
二在温饱，发展固然在其中，却确远未独立成为什么中心或主题。

    九五年令人荡气回肠的两部电影，恰恰是演映中国人生存与温饱状况的，就
艺术创作的源泉——生活来说，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就艺术创作的成
功——编导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我一直以为，杰出，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
作者对人和人的生存状况有独到的感悟和认识，又能艺术地加以展现的结果。
《红樱桃》和《吴二哥请神》再次提供了实证。

    二十世纪，人类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是史无前例的。邻国之间的地区战争
和一国之内民族的和政治的国内战争，更是不计其数。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至
少死亡一亿六千万人，其中军人才二千七百五十万，不过零头的零头，数以亿计
的是手无寸铁的和平的人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二战，在全世界我国的伤亡最
大，高达三千五百万人。只有牢记这样的事实，才可望在惊心动魄的感动之余，
洞察《红樱桃》的卓异的成就。

    对于战争，不得不加以具体分析：正义战争与反正义战争；侵略战争与反侵
略战争；革命战争与反革命战争。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人民大众为了生存，忍无可忍不得不流血牺牲进行自我保护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然而战争是残酷的。它不能控制杀伤，不能区别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不能区
别成人与儿童。二战胜利结束已经五十年。二十一世纪还会不会有“三战”，精
通《周易》恐怕也算不准，但地区战争，我敢说，肯定此起彼伏，绵绵不绝。因
此，孔夫子的教诲也就还有价值：“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老子的元想就更
启人觉悟了：“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
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
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
以丧礼处之。”

    《红樱桃》卓异的成就，就在展示了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这一精辟而宝贵
却为众多后世子孙忘得一千二净的思想。编导的构思很巧妙：一男一女两个由革
命圣地延安二战前夕到苏联去“学习”的少年，在苏联经历二战的全过程；少女
陷入法西斯魔掌；少男流落莫斯科街头。编导又想出了两个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
故事，关于少女楚楚在法西斯魔掌中的命运和少男罗小蛮在莫斯科的命运的故事；
胜利前夕罗小蛮的复仇牺牲，胜利后楚楚凄凉悲惨的消逝。在这场震惊世界的战
争中，编导生动地演映了敌我双方有血有肉的人物做了什么？怎么做的？为什么
这样做，于是观众看到一系列生动的对比：战前、战争中和战后的对比；军人和
平民的对比；成人和儿童的对比；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对比；人
性和兽性的对比；人性和非人性的对比。而儿童，从法律从道义从人情人类必须
保护的儿童，被抛入战争，无可奈何的遭遇，多么发人深省啊1 整个影片“恬淡
为上，胜而不美”，“以丧礼处之”的基调，这就是“长歌可以当哭”吧！

    二十一世纪又依然是人类饥饿的世纪，求温饱的世纪。报载，全世界目前有
八亿人缺粮。世界贫困人数每分钟增加约47人，每天大增67680 人。这都是联合
国有关组织公布的数字，大概不会是“虚增”吧？早有良知良能的学者写出了
《饥饿的世界》一书，幸有“内部发行”，也曾在我们中国流布。书中记载神州
大地饥饿的状况、情景，也许浅吧，却不能不令人叹息。

    这是真的，“肺腑而能言，医师面如土”。中国人的贫穷，受冻挨饿，是有
深厚的文化传统理论基础的。孔夫子的教导就是“居无求安，食无求饱”，“谋
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后来又有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以鲁迅有言：“劝人安贫道乐是古
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根源
就在人不能不吃饭，人不吃饭是会饿死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
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
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也是从这简单事实出发阐述马克思的伟大发现的。

    范元导演不仅“一鸣惊人”，以其《被告山杠爷》的深厚的政治文化意蕴，
赢得了观众，感动了专家，1996年又拍出7 《吴二哥请神》，演映出一个贫困村
“安贫乐道”与追赶改革开放的潮流，磕磕碰碰务实去贫的动人故事。在更根本
的生存问题上触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由这种文化教化成型的民心。影片再次塑造
了一个模范村长的形象吴二哥，山杠爷的“同志加兄弟”。刻苦勤劳，廉洁白守，
克己奉公，唯上是从。演员的表演更清纯自在，毫无矫饰。他在任十几年，村子
依旧贫困不堪。村里稍好一点的衣服，是得到的城市的捐赠。他有心领导村民去
贫，遇到“原教旨”的“道德纯洁论”的抵抗，左右为难。一再请示乡长，幸遇
乡长有“日本鬼子国民党的投资都行，你怕什么”的指示支持，打保票，才彳亍
踞跻，踽踽前行。他可以去请昔日被错整的对象回村投资，却并未自觉理应平反
冤假错案，承担应负的责任。影片巧妙地编织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村里脱贫
唯一可望得到投资的人却是戴着“强奸犯”罪名逃往重庆的贫苦孤儿，以打工而
被一位土公主相中，靠丈人的权势成了百万富翁的总经理。无论如何都是无辜却
仍被牵连的少女水水从此堕入深渊，不但要养活一个废人，而且要忍受他的性蹂
躏，这是一位合法的公然的无耻强奸犯。吴二哥竟然还要她陪同出面去请回同案
的“案犯”，其实是昔日的恋人。影片也有一个含蓄的结尾。祖祖辈辈贫困的山
村，原来蕴藏着珍贵而丰富的“中国红”建筑材料资源。在开山修路的炮声中，
宣布一个公司成立，把富起来以后的景象留给观众去想像。

    自然，一年两部佳作太少了一点，然而艺术创作本非易事，有两部也堪欣慰
的。何况宁瀛（《警察故事》的导演），何群（《混在北京》的导演），章明
（《巫山云雨》的导演），黄建新（《打左灯，向右拐》的导演）也实现了自己
的追求，拍出了引起注意的新片，激发了影评人讨论的热情。也许是见仁见智不
同吧，像《警察故事》且已在国外获奖，《混在北京》有更高的评价。

    《巫山云雨》的导演章明说得好：电影是一种文化。的确，电影本身既是一
种文化，电影所演映的又负载着一种文化。文化取向不同，审美情趣不同，对于
同一部影片会有不同的评价。这四部电影我以为有三个问题。一、像《警察故事》
和《巫山云雨》全部或主要用非职业演员，追求平实的生活化风格，毕竟缺乏
“演艺”的魅力和耐品味的内含。二、故事片还是要有别出心裁的动人故事，要
有故事中令人“像忧亦忧，像喜亦喜”的主要人物及其平凡中见卓异，卓异中复
归平凡的命运。像《打左灯，向右拐》靠一个个人物说出社会流行的“俏皮话”，
或创作的“俏皮话”，固然可以博得观众会心的一笑，却不能支撑起一部影片，
给人一部完整的艺术品的感受。三、一切观念、思想、学说、理论、意识形态，
无论多么繁茂芜杂，无论多么悠久新奇，归根结底，其实也很简单，就在对多数
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取什么态度，有利还是不利甚至有害。中国正处在一个大
时代。我们面临的还是生存的根本问题，还是鲁迅七十年前所说的“我们目下的
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
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
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所
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鲁迅
举过一个例子，很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和把握一种文化。他说：“假如我们设立一
个‘肚子饿了怎么办’的题目，拖出古人来质问罢，倘说‘肚子饿了应该争食吃’，
则即使这人是秦桧，我赞成他，倘说‘应打嘴巴’，那就是岳飞，也必须反对。
如果诸葛亮出来说，道是‘吃食不过要发生温热，现在打起嘴巴来，因为摩擦，
也有温热发生，所以等于吃饭’‘则我们必须撕掉他假科学的面子，先前的品行
如何，是不必计算的。”《混在北京》演映的是城市知识人去贫还是安贫的问题，
和《吴二哥请神》演映农村农民去贫还是安贫的问题，原是一样的，本来大可以
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导演文化取向不同，此所以我以为是《< 混在北京>的教
训》。

    1995年的影片，有一大堆恶俗不堪。演映神圣的抗日战争，也胡编乱造，不
顾战争常识，不顾防间谍防汉奸的常识，胡打一气。演映“慰安妇”，何等严肃
惨酷的事，却插入离奇的日本兄妹姐弟的乱伦。改编现代文学的经典小说，却变
成不伦不类不古不今的武打片。装神弄鬼，群魔斗法，不一而足。在“百花齐放”
的环境中，有一点这样的影片是难免的。数量之多，令人诧异，这就不能不是一
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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