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铃也文人　系铃也文人

    读夏晓虹先生著《晚清文人妇女观》，作者是平心静气钩稽文献，考察历史，
显示一种理性的清明与中肯，而我读来却心如潮涌，感慨万千。

    中国妇女的解放，要从“不缠足”开始，这在全人类恐怕是独一份，十足可
列为“国粹”的吧？人是生物，且由进化而来。自然淘汰，适者生存。遥想我们
的始祖，第一步就是从四足行走进化到两足行走开始的。两足行走的重要性就在
于这是一种能效更高的行动方式，从而解放上肢，增进大脑。可我们古之中国人，
虽说信奉比夷人无比优胜的“天人合一”，却又干着逆天行事的将“半边天”的
脚缠起来，小到三寸，誉为金莲，不要说走，跑，连站立都颇为难，这是为什么
呢？不错，这是一种文化，而且传统，比那个美利坚建国至少还悠久一倍以上的
岁月，还不传统么？以至现在还有人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又是为什么呢？这样
戕害女性的男人，这样忍苦牺牲的女性，除了聚居于神州大地的炎黄子孙，还有
谁？这样“废天理”，“伤人伦”、“削人权”、“害家事”、“损生命”、
“败风俗”、“戕种族”的事业，是虎豹豺狼所能望其项背的么？

    夏先生把晚清文人为“不缠足”而奋斗的过程及其苦心孤诣的努力用详明的
资料写出之后，鉴于“自清初顺治皇帝开始，清朝君主即不断发布禁止缠足令，
并怖之以严刑峻法，却只成为一纸具文”，要经过几百年，到这个王朝行将崩溃
灭亡的时候，才得以大力实现的漫长历史教训，她下一断语，说“就中观念的改
变最为关键，三寸金莲已不是女性美的标志，反代表着畸形、废疾。”

    这里，“观念的改变”，蕴含着一个开始，一个普及的过程。那开始无疑是
少数人，根据鲁迅的说法是：“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
识者的任务。”夏先生所著，于史于论，若合符契，令我佩服。佩服之余，我又
顿受启示：当初缠足，不也是一种“观念的改变”么？改革乎，非改革乎，反改
革乎？觉悟呢，非觉悟呢，反觉悟呢？始作俑者，又是谁呢？文人，文人，能不
反省么？个人的观点，观念，见解，学说，思想，主义，倘涉及大众几代，十几
代，几十代人付出代价，如之何？《诗》《小雯》云：“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
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呵！

    “一为文人则无足观”，这也是年代久远而“绵绵不绝”的观念了。如此轻
贱文人，大概不出于文人的自评。虽然文人，也如别的一切人不能一概而论。而
“晚清文人”在或一时期，更是为或一种革命的文人所不齿。这回拜读夏先生的
专著，说茅塞顿开也可，说拨开迷雾也可，总之是启我愚蒙，使我对“晚清文人”
肃然起敬。他们是了不起的一代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考虑到许多文人，思想家，
革命家，包括恩格斯在内，都坚信“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
解放的天然尺度”，而且是最简单明了的尺度，他们为我们这个可敬可爱的祖国
作出的贡献，真是非言语所能表达于万一的。

    他们胸怀远大，见解深刻，办事切实的精神，就是今天，也足为楷模。

    仅夏著前十页依次列举的为不缠足有所言动的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欧
阳中鹄，汪康年、康广仁、黄遵宪，郑观应，林纾等“晚清文人”，他们的“国
学”根基与结构比起当今的国学大师，国学教授，国学学者和国学学人来，恐怕
很难说有所逊色吧？他们毫无国学气，精英气，学问气，存心超出平民，超出社
会，超出现实。他们的学问是他们安身立命的素养，和思想和信仰结合在一起，
他们的学问是他们解放妇女，改革社会风俗，改造中国的智慧源泉，和理性和情
感结合在一起。他们倡导不缠足，兴女学堂，办女报，立女子团体，从组会，订
章程，作通俗诗歌、亲自费心劳神动手，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女儿做起，从不
缠足会会员之间子女互通婚姻做起，不仅一扫前代文人清谈的积习，而且警戒后
世学者胡侃的流风，他们见解之高远和深刻，有的为当今学者教授所望尘莫及，
具体内容，请读一读夏晓虹先生钩稽出来的文献吧！

    夏晓虹先生是近代文学的专家，早有专著《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
路》问世，我曾经说过：“觉世之作如果确曾觉世，也就传世无疑了；而传世之
作果然传世，同时必然觉世。”这是真的。《晚清文人妇女观》再次证明，觉世
之作的传世，根本在于融会在后人的文化选择中，成为后人文化规范，也即行为
规范的一部分。同时，这种觉世之作，也必为后人所敬重，会有有良心的学者来
加以钩稽，考察，分析，评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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