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遗案[注]
                        ——重读王实味的两篇杂文

                                 张永泉

    历史从来都是那么吝啬，它每前进一步，都要人类付出沉重的代价。大至追求
人类社会的日趋合理，小至探寻社会生活每个具体领域的正确道路，都是如此。即
以文学艺术领域而论，从五四文化革命先驱高举文学革命的旗帜以来，其间走过了
多么艰难曲折的路程。且不说五四文学革命的旗手鲁迅当年为奠定我国新文学的现
实主义优良传统如何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也不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
一页如何用烈士的鲜血所写成，仅就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就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
延安文艺界整风期间对一些所谓错误思想的批判，建国后十七年对所谓胡风反革命
集团的批判，“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对所谓丁陈反党集团及众多“右派分
子”的批判，对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批判，对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特别是十年浩劫
对文艺创作的大摧残，大毁灭，这漫长的岁月，不知有多少有识之士为探索中国文
艺的正确发展之路而受到莫须有的伤害，有的甚至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正是他们
的可贵的探索，推动我们的认识一步步走向了成熟。今天，当我们终于迈过了沟沟
坎坎，初步掌握了文艺发展的内、外部规律，从而迎来了文艺百花园繁花似锦的春
天，对这些探索者的献身精神就更加充满了感念之情。他们的名字，当之无愧地应
该被书写在我们的文学史册上。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这些探索者的历
史功绩也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甚至其中有的人还没有被卸掉背上的沉重的十字
架。历史，还没有完全从某种观念的羁绊下解放出来。
    我想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王实味。

                                   一

    上学时学中国现代文学史，读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
怎么也看不出问题所在。无奈，只好完全从政治上去理解：既然王实味是“混进革
命阵营中来的反革命分子”和“托派分子”，那么，他的文章自然是别有用心的了。
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个“理论”来说，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但尽管如此，
以后每当有意或无意翻起，那隐藏在意识深处可以称之为艺术感受力的东西总还是
顽强地表现出来，觉得问题并不是那样简单。当历史终于翻开新的一页，党的实事
求是的传统又重新回到人间，当年强加在王实味身上的所谓国民党探子、特务的罪
名终于被推翻时，[注]我不由得又想起了他的两篇杂文。历史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摆
脱一切外部干扰，完全从作品本身来评价《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的机
会。
    从几十年来发表的难以数计的围剿《野百合花》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批判者们
几乎从各个角度对它的所谓问题进行了扒罗剔块，给它罗织的罪状早已超过了中国
传统的“十条”。但归纳起来，无非以下几点：一、它歪曲了延安的现实生活，作
品中的具体描写是不真实的；二、它迎合并利用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小资产阶级思
想，挑动他们对领导者鸣鼓而攻之的情绪；三、它采取了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党
和同志，具体表现就是它运用了冷嘲暗箭的表现手法。
    几十年来，我们有意无意地锻造了一把文艺批评的利剑——“真实论”。每当
我们要否定一部作品时，首先总是指责它不真实。但这种指责往往总是站不住脚，
于是便搬出一条吓人的“理论”——“本质真实论”，说它不符合本质上的真实，
把真实作为评判文艺作品的基本原则，这本是完全正确和应该的，问题是上述这种
“真实论”本身往往是不真实的。持这把利剑者往往闭眼不看现实，将有说作无，
而将无说作有，对《野百合花》的责难就正是这样。毋庸置疑，比起国民党统治区，
革命根据地延安是光明的，它所建立的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先进的、
全新的社会制度，但也不能否认，延安也还不是一片纯净的乐土，它的身上还有污
泥和浊水，它的局部有时还会出现阴霸，还会在善良的人们心上投下阴影。道理很
简单，新生的人民政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几千年来形成的旧思想、旧习惯不可能在一个早上被清除干净，这就使得剥削阶级
的各种思想影响和小生产者的种种思想意识在革命队伍内部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野百合花》所批评的，正是上述种种危害革命事业的思想表现。
    

    总的来说，延安保持和发扬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上下一致、官兵平等的
优良传统，各级领导干部作风民主、深入群众，身先士卒、忘我工作。但也应看到，
由于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的改变，在一些人身上不同程度地滋长了骄傲自满脱离群
众的思想倾向。对此，党中央已有所觉察并引起重视。《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8
日发表了题为《反对官僚主义》的社论，其中指出：“有些人高高在上，不愿和群
众接近，对于民间疾苦，漠不关心；在工作中不说服不解释，对群众实行强迫命令；
在个人生活中，贪求享受，以至腐化堕落；这是直接脱离群众，也就是官僚主义……
边区的党，几年以来，反对这种官僚主义，已经有了一些成绩，当然这类官僚主义
还未完全克服，因此，这个斗争还要坚决继续进行。”官僚主义对领导和群众的关
系有极大的腐蚀作用，它影响群众的工作情绪，挫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以至造成
群众对领导的不满。另外，某些农民出身的干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也是造成领导
与群众的关系不够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如何处理好农民
出身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一直是革命队伍内部没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这有着
客观与主观、历史与现实等各方面复杂的原因。残酷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使革
命政权不能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保持高度的警惕，而广大怀着抗日热
情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知识分子，由于脱离社会实际，脱离工农群众，带来
了许多与革命环境、革命工作不适应的东西。但更主要的，还是中国农民对“士”
——知识分子有一种传统的既尊又辱的心态。他们既羡慕、尊敬知识分子，又看不
起知识分子，他们常常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发自本能的疏远以至排斥的心理。在反剥
削反压迫的斗争中，他们希望得到知识分子的帮助，但又常常对他们抱不信任或不
完全信任的态度。这是由他们小生产者的社会地位以及长期受愚弄的生活环境造成
的。当时一些已居于各级领导岗位的农民出身的干部也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传统心
态。并且，这种心态也反射到一些先一步投身革命而居于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身上。
表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则是对知识分子的冷漠、疏远以至歧视。应当说，《野
百合花》对上述种种现象的批评描写是真实的，即使是当年一些批判《野百合花》
的文章对此也并不否认，如有的说：“延安今天有些单位的负责同志，不关心下层
干部，有些人搭架子训人，或甚至实行家长统制（治），我想这情形该是有的。也
因此而要有增强党性的决定，而要来反对不正之风。”[注]既然党中央机关报可以
胪列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并提出批评，为什么《野百合花》描写了同样的内容就被
指为不真实而受到无情的挞伐呢？
    也许有人会说：《野百合花》的问题不仅在于它所描写的内容是否真实，更在
于这种描写迎合并利用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挑动他们对领导者鸣
鼓而攻之的情绪。对于这种指责，也应该结合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作品
的具体描写进行深入的分析。诚然，当时从全国各地以至海外奔赴延安的广大青年
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状况是非常复杂的，但却不能否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怀
着抗日救国的热情，怀着对光明自由的向往，对合理的社会制度的追求来到延安的。
对于他们，主要问题不是人们通常所指责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是缺乏实际的社
会知识，缺乏实际工作的锻炼。当然，在遇到某些具体问题时，他们也会考虑个人
利益，甚至为此产生思想波动，但只要加强思想教育，坚持正面引导，他们是会在
深入革命实际中成为好的革命者的。可是，当时的情况却是对他们的积极因素估计
不足，而过多地看到并夸大了他们的缺点，甚至把他们的长处当作缺点来批评。把
《野百合花》中所描写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统称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如此。知
识青年最突出的特点是热情敏感。他们从国统区、沦陷区以至海外来到延安，把延
安看作自己心中的圣地，希望并且认为延安是一片光明。所以，一和实际接触，便
很容易发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虽然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常常不免失之偏激，
虽然他们的希望中常常含有不切实际的浪漫成分，但既然他们发现的问题是客观存
在，而这些问题又确实在影响着延安的革命建设，妨碍着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那
首先就应该肯定他们的这种发现，肯定他们的热情和敏感。对于一个以民族和人民
的彻底解放为奋斗目标的革命政权来说，这是极可宝贵的因素。既然如此，那么，
把《野百合花》中对知识青年这种心态的描写说成是迎合并利用他们的小资产阶级
思想，挑动他们对领导者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则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应该说，《野
百合花》对知识青年的分析是辩证的，科学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的确，文章表
现但不无保留地肯定了知识青年的某种不满情绪，但这种不满不是针对所有的领导，
更不针对延安，针对党，而是针对某些危害党，危害革命事业的不良现象，针对某
些搞不正之风，只知关心自己，而置党和群众的利益于不顾的人。作者在描写这些
时，并没有陷入片面性，他不像文章中的两位女同志那样有失偏激，更没有像某些
批判者强加给他的那样把延安说成一团漆黑。他只是不同意那种以延安比大后方强
得多为理由而无视现实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并且要求青年人也闭起眼睛的态度和主张，
不同意那种认为延安存在的种种问题只是些“小事情”，是社会“必然”现象，因
而“天塌不下来”，从而予以原谅的态度和做法。他认为，延安确实“比‘外面’
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因而他主张“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
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消灭黑暗的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
他也承认，“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
他强调，“把黑暗消灭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细读全文，你会强
烈感到，作者所以要写《野百合花》，其目的正在于此。这不正是一种高度革命责
任感的具体表现吗？
    这里特别需要搞清的一个间题是，《野百合花》是不是鼓吹了绝对平均主义观
点，是不是利用了知识青年中的所谓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进行了诱骗和煽动。只要细
读原文，就不难得出否定的结论。作者明确指出，他“并非平均主义者”，并不主
张绝对平均主义，只是认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现象“实在不见得必
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当时延安是否存在这种等级现象呢？回答是
肯定的。丁玲当时曾写过一篇题为《干部衣服》的杂文，批评的就是这种现象。这
种在衣食住行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等级规定，实际上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官本位心理、
权利崇拜心理的具体反映，是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等级制度在新形势下的一种曲折的
表现。《野百合花》批评这种现象，正是为了把这种腐朽的东西从革命队伍中清除
掉，而不是为了否定任何差别。更重要的是，作者写这些，主要是为了批评某些领
导干部脱离群众的特殊化行为，强调发扬党的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
统，以使群众对领导者“有衷心的爱”，“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以感动
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不断增强革命队伍的战斗力。并且，作者并不主
张对任何人都半斤八两，一律对待，而认为，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
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
优待，这一切都有力地说明，指责《野百合花》鼓吹了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是缺乏客
观根据的，因而强加给它的煽动知识青年的平均主义思想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野百合花》是不是像批判者所说的那样，对党和同志采取了冷嘲暗箭
的办法呢？这首先需要弄清所用概念的含义。人们常常将冷嘲与热讽相提并论，其
实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关于冷嘲，鲁迅曾作过一个十分精当的阐释，他说：“如果
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
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注]他又曾引用约翰·穆
勒的话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注]而讽刺则不同，它是用含蓄的语言，近
乎夸张的手法，将不良以至腐朽事物的矛盾所在或可笑之处揭示出来予以针贬。鲁
迅说：“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
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按这一群到水底里。”[注]由此可见，冷嘲和讽刺在本质
上是不同的。一个毫无善意，毫无热情，认为对方已无可救药，因而要将它置于死
地；一个发自善意，满含热情，针贬对方的目的在于希望它能够改正。所谓冷嘲热
讽，一冷一热，即是这个意思。当然，也有一种对敌人的讽刺，其目的也是置对方
于死地，但那是在作者能够公开讲话的情况下应用的，其意蕴更接近于椰榆、挖苦，
语言也更显得尖利刻薄。而冷嘲则是在作者完全没有言论自由，一切已不能直说的
情况下表达不满与反抗的一种方式，它是封建专制的产物。因此，冷嘲往往比讽刺
更含蓄，更隐晦，更令人不易看懂。用这样的认识来分析《野百合花》，就不难看
出，里面根本没有一点冷嘲的因素。不仅如此，连讽刺也谈不上。虽然其中有个别
词汇含有一点讽刺意味，但总的来说，它的手法是直言不讳，放笔直书；态度是诚
恳坦白，质直率真。特别是字里行间溢于言表的热情，希望延安变得更加美好的热
情，都是冷嘲的笔法所不具有的。至于暗箭，则更没有一点表现。和战场上的放暗
箭一样，语言上、文字上的放暗箭也是一种卑劣的鬼蜮行为。因为手中没有真理，
不敢光明磊落地直说，就只能趁人不备，用阴谋诡计的办法暗中伤人。比起冷嘲来，
放暗箭的手法更隐晦曲折，更令一般人不知所指。这显然和《野百合花》的风格完
全不符。因此，根据表现手法来断定作者有立场错误，同样是不符合作品的客观实
际的。

                                   二

    把艺术与政治分开而且对立起来，挑拨艺术家与政治家的关系，并且将艺术家
凌驾于政治家之上，这是批判者给《政治家·艺术家》归纳出的主要罪状。在那文
艺从属于政治，一切以政治需要为转移的年代，这无疑是最沉重的判决。王实味被
说成“向无产阶级提出挑战”，“为反革命服务”，同这种认识是不无关系的。然
而，同对《野百合花》曲解一样，这同样是脱离作品实际的向壁虚构。只要不事先
带有某种早已确定好了的结论，而用自己的眼睛去阅读原文，就会得出与此完全相
反的认识。
    也许是受鲁迅的小杂感的启发，《政治家·艺术家》用警句和格言的形式写成。
作者把他的思想浓缩在极为精炼的语言中，使文章显得十分丰厚隽永，然而却一点
也不隐晦。即以文章中关于政治家与艺术家的关系的论述而言，就讲得非常清楚明
白。他十分准确地讲清了政治家和艺术家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揭示了政治家和艺
术家“相辅相依”的关系，根本没有一点点挑拨的意思。诚然，文章谈到了政治家
与艺术家中存在着一些不团结的现象，但揭露矛盾的目的在于加强彼此的了解，从
而消除不利于团结的因素。作者告诉人们，不论政治家还是艺术家，都不要自傲做
人，而要看到自身的弱点。很明显，作者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站在改造旧中国
的高度，希望双方携起手来，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政治家与艺术家的关系确实是当时一个较严重的问题。有些政治家看不起艺术
家，认为艺术家华而不实，艺术工作不过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一些从大城市来到
延安的艺术家又常常以才子自居，他们看不起政治家，特别看不起农民出身的政治
家，认为他们没有文化，不懂艺术。这种状况，严重影响着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
因此，正确解决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革命队伍建设中一项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而解决的办法首先是消除相互间的隔膜，加强相互间的了解，了解对方工作的性质、
特点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对方的思想作风、性格特征及其长处和
弱点。《政治家·艺术家》一文正是适应这一形势的要求而产生的。作者站在改造
旧中国的高度，对政治家和艺术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并没有像批判者所认
定的那样，“一方面巧妙地贬损了政治家，一方面故意把艺术家捧到天上”。谈到
政治家，作者是充满钦敬之情的。诚然，文章十分尖锐地揭示了某些政治家的弱点，
指出他们“总不免多少要为自己的名誉、地位、利益”而使用策略，“使革命受到
损害”。但这也不是对政治家的贬损，作者并没有说所有的政治家都是这样，也没
有把这样做的政治家捆在一起一概而论，而是区分了这样做成分的“多少”。作者
论述这些时，没有丝毫对政治家的讥刺与贬损的意思，而是善意地提醒他们要发扬
自己的长处，克服可能产生的弱点；警惕自己不要滑入政客的泥潭。更重要的是，
这样的论述来自生活的真实，符合客观实际。任何实事求是的人都不会否认，除非
那些真正全心全意为阶级与民族利益而奋斗的伟大政治家，只要还抱有私心杂念的
人，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都不免或多或少地产生这类弱点。几十年的斗争实际为人
们提供了大量的这样的事实。更不消说在革命队伍内部确实存在着不用猎的利爪
“捕耗子”，而只用来“攫鸡雏”的政客。当时借党整风之机大搞所谓抢救运动，
把党和民族大批忠诚儿女打成叛徒、奸细、托派分子的康生，不就是十分典型的一
例吗？更何况作者不只是对政治家一分为二，他对艺术家也作了同样的论述，而且
主要谈了他们的弱点，用词不可谓不尖锐，剖析不可谓不深刻，并且同样符合客观
实际。至于那种认为作者将艺术家凌驾于政治家之上的指责，也完全是脱离文章实
际的主观臆断。这指责的依据来源于文章的第三节。这一节主要谈政治家和艺术家
不同的社会作用及由此而决定的不同的性格特征。作者是把两者作为一个母系统中
的两个子系统相互对照着来谈的，并没有给他们排主次，定高低，而只是在揭示他
们各自的特长。但作者也没有把政治家和艺术家的工作在革命中的作用用半斤八两
的眼光等量齐观，而很明显的把政治家的工作摆在了主要的地位。应该说，作者对
政治家和艺术家从各个不同侧面作出的论断是相当精确科学的，特别是其中对于政
治家和艺术家不同性格特征的对比分析，真是道人所未道，言人所未言，句句中鹊，
切中肯綮，即使今天读来，仍感到那么新鲜，可以从中受到宝贵的启示。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在中国现代史上，还很少有人把政治家和艺术家联系在一起，作出如此
剀切中理的分析。这样的分析只能促进与加深政治家与艺术家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
任，而决不可能挑拨他们之间“相辅相依”的关系，更不可能加深他们之间的裂痕。
    《政治家·艺术家》把艺术与政治分开并且对立起来了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
所以产生这样的指责，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批判者断章取义，只抓住第一节作
文章，而又对原文作了主观曲解。很明显，作者是站在求得社会的根本改造的思想
高度来立论的。他认为，要达此目的，仅仅改造社会制度还不够，还必须改造你—
—人的灵魂。由此，他提出了政治家和艺术家各自有所偏重的任务。这一分工是就
政治与艺术在革命中的整体功能而言的，并不是说政治家的任务就只是改造社会制
度，而对人的改造一点也不予涉足，一点也不起作用。也不是说艺术家的任务就只
是改造人的灵魂，并且这种改造能脱离开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来孤立进行。对此，
作者在第二节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对于“人灵魂中的肮脏黑暗”产生的根本原因，
对于求得“人底灵魂底根本改造”的根本保证和途径，对于“人底灵魂底改造”和
“社会制度底改造”的辩证关系，都阐述得非常清楚明白，没有一点点将两者分开
对立起来的意思。
    这就涉及到造成上述指责的第二个原因，也就是批判者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这
篇杂文写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同随即出现并延续了几十
年的权威性理论不甚吻合。当时，文艺从属于政治的主张正普遍为人们所接受，政
治被看作革命事业的根本内容，其它一切诸如文艺、教育、科学以至经济则都是由
它决定的，都隶属在它的麾下。而作者却把政治与艺术作为革命事业的“相辅相依”
的两个方面并列提出来，并对政治家和艺术家的工作作了明确的分工，这就自然认
为是离经叛道。不能否认，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正无情地践踏着中华民族的躯体，
动员与领导全民族抗战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的形势下，提出文艺从
属于政治的主张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但这毕竟不是个科学的命题。几十年的文艺实
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那种从狭隘的功利主义出发对作者所做的指责就不尽合
理。
    毋庸讳言，作为一篇专门谈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文章，《政治家·艺术家》
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那就是作者在谈论中国革命和政治斗争的时候，在一定程度
上忽略了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没有把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即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
存亡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强调突出出来。他太侧重于一般的理论探讨，而相对忽略
了民族生活的特定现实。这样，他在具体论述文艺所承担的时代使命时，就在文艺
如何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一重要问题上有失偏颇。艰苦的民族
抗战，需要作为时代的良心的艺术家用他们的热情去唤醒民族的良知。具体来说，
他们既要用自己特有的武器荡涤一切影响民族抗战的污泥浊水，又要擂起时代的战
鼓以激励民族士气；既要帮助人民大众摆脱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和小农经济留在他
们头脑中的沉重负担，又要反映出他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不断获得的新生。显然，
作者对后一方面注意不够。看得出来，他主要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进行民
族启蒙即思想革命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反映在对文艺创作的具体要求上，他
便侧重于强调写民族的痼疾和革命队伍内部的问题，以不断促进民族的觉醒和革命
队伍的日益强大。这本是无可指责的，问题是他在救亡与启蒙的天平上没能保持平
衡。但决不能因此就认为提倡“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就是对革命的丑化，就是
“要求艺术家写革命的肮脏黑暗”，因而就是“为反革命服务”。那么该如何实事
求是地评价作者所提出的“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的主张呢？
    由于作者从民族启蒙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他在文章中说了许多和当时的舆
论不太谐调的话。这是不是像批判者所认为的对我们的民族“抱着一片黑暗悲观”
呢？不是。如果这样看问题，那该怎样看待鲁迅对我们民族的解剖呢？鲁迅对我们
民族劣根性的揭露恐怕比这要严重得多，具体得多。为什么出自伟人之笔就是爱国
主义的表现，而一般人说了，就是不可饶恕的罪状呢？既然这种分析符合我们民族
和革命队伍的实际，那么，不论从改造社会还是从实现民族解放的角度来说，都应
该进行揭露和清洗。因为这些落后腐朽的东西侵蚀着革命的肌体，削弱着革命的战
斗力，揭露和清洗它们，正是为了保证革命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正是为了促进光
明进一步增长。确如作者所说：“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
明自然增长。”总之，既然黑暗是一种客观存在，就不应采取讳疾忌医的态度以养
痈遗患，而要大胆地予以揭露清洗以促进改革。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作者强调
“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事实上，我们党也正是这样做的。
在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都十分尖锐，革命事业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刻，全党前后用了
三年多的时间，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进行整风，就是最好的说明。所以，揭露革命
队伍中的阴暗面并不像某些同志所想象的那么可怕。当然，这种揭露应当是慎重的，
有分寸的，实事求是的。作者在阐述他的思想主张时，也强调了这一点，指出要
“大胆而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要“正确地使用自我批评”。这不应该被
忽略，更不应该被曲解。你可以批评作者因强调改造人的灵魂而相应地忽略了文艺
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鼙鼓作用，可以批评他在强调“揭破黑暗”的同时相应地忽略
了对写光明的重视，却不应随意怀疑作者的良好动机，更不应置文章的基本内容于
不顾，随便断章取义，进行曲解，将作者置于死地。

                                   三

    对《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的批判是在革命政权内进行的第一场文
艺思想斗争。因为是第一次，没有经验，难免出现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唯
其如此，就更值得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去进行总结。今天，当我们终于有幸站在时
代所提供的新的思想高度去反观这场斗争时，会突然发现，它留给了我们许多值得
深入思考的东西。
    作为一种个体精神劳动，作为作家张扬个人主体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文艺创
作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它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情绪化的反映，表现的是作
家对社会生活发自内心的独特感受。它要求作家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
的头脑去思索。这就决定了它必须是作家发自内心要求的自由的创造性活动，同时
也就决定了社会应该允许作家自由地进行创作。至于作家在创作中出现的问题，也
只能通过自由讨论即文艺批评的方式来解决。在讨论中，既要有批评的自由，又要
有反批评的自由，特别要允许被批评者有自由申辩的权利，要让作家和批评家在自
由讨论中明辨是非，探究真理，推动文艺事业向前发展。更重要的是，不要把文艺
创作中出现的问题随意上升为政治问题，即使是对一些有争议而一时还判断不清的
问题，也不要轻易作政治结论，而应让时间去检验。在这样的问题上，一定要有点
“费厄泼赖”精神。遗憾的是，在对待《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的问题
上却没有这样做。一开始，一些同志的批评文章还是心平气和的，说理的，虽然对
问题的看法有失简单，但还是把作品作为思想认识问题来看待的。但没有多久，就
升了级，由批评变成了围攻，最后定为政治问题，在政治上宣判了作者的死刑。这
就开了用行政手段来干预文艺创作，用搞政治运动和群众斗争的方法来解决文艺问
题的先河。这之后不久的对萧军及其《文化报》的批判，建国以后对电影《武训传》
的批判，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以及以后接连
不断的批判运动，直至十年浩劫用武力手段毁灭文艺，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思想认识
和方式方法的渊源。
    对《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的批判造成的更严重的影响还是给文艺
创作留下了经久不治的内伤。作为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文艺创作必须真
实地描写社会生活。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是文艺创作最根本的原则。可是，在对
《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的批判中却严重地违背了这一原则。《野百合
花》，可以说是在创作上具体体现了写真实的原则，《政治家·艺术家》则在理论
上倡导了这一原则。它们所以受到那么严厉的批判，其原因都在于此。虽然在这场
批判中反对写真实的主张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但已开始露
出端倪。比如批判者认为，当时出现的一些作品的“共同缺点”，“就是在于不但
没有写出革命的主要方面，而且从消极方面描写了它。作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个人主义意识大大妨碍了对现实的真实的反映”。而怎样才算“对现实的真实的
反映”呢？批判者举例说，有一篇小说“写一位农民出身的厂长，埋葬在琐碎的事
务里，一天的公事还没有办完，倒先被一只猪纠缠住了”。他认为这篇小说“没有
写出新的时代的人物的真实”，其理由是，“在边区，一个农民出身的厂长，没有
文化上必要的程度，又没有受过工厂管理的训练，然而他竟能管理数百工人，还和
技术知识分子周旋得很好，他把工厂办下去了，产量且不断地增加。这种事实除了
苏联，是全世界都罕见的。这是一种什么力量给了他？他身上到底有些什么新的东
西？关于这些，还没有多少作家用形象来告诉我们”。这实际上就是后来出现的
“写本质”论。在批判者看来，只有这位农民出身的厂长身上的“新的东西”才是
本质的，因而才是真实的，其它则都是现象性的东西，是不真实的。推而广之，对
时代也该这样看。批判者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光明与黑暗大搏斗的时
代，一个趋向于永久消灭黑暗的时代”，“有民众的地方就有光明，民众愈起来，
光明愈扩展，民众愈有权，光明愈巩固”。因此，只有写光明的东西才符合时代的
本质，否则，就是歪曲和丑化了时代。不能说这种思想认识没有一点道理，但它把
问题简单化、绝对化了。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不是一个本质就能概括得了的。
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来分析，可以揭示出不同的本质。
    与“写本质论”密切相关的是写光明与写黑暗的问题。该不该写生活中的阴暗
面，前面已有所论述，这里无须再谈。需要搞清的问题是，为什么出于革命责任感
写了生活中的阴暗却被说成是把生活看得一团漆黑，是暴露人民，暴露革命，因而
是对人民、对革命的态度问题。从对《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的批判中
集中暴露了这样的两点：首先是对文艺的性质及其社会功能的狭隘的理解。由于把
文艺仅仅看成是为政治服务、从属于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在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时
又追求急功近利，这样，在民族十分尖锐复杂的形势下，就自然地把它完全捆在了
对敌斗争的战车上，要求它发挥打击敌人、鼓舞人民的作用，因而也就必然不允许
作家写人民身上的缺点，生活中的阴暗面。其次是对知识分子存在着某种偏见。由
于没有把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真正看作可依靠的力量，总认为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
阶级的，认为他们和革命不是一条心，而是半条心，所以，他们一反映人民身上的
缺点，表现生活中的阴暗面，就认为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暴露人民、暴露革
命。《野百合花》事件则进一步加重了上述两种思想观念。此后几十年，这两种观
念愈演愈烈，文艺愈来愈成为歌功颂德的虚假装饰品，并且在阶级斗争的战车上被
捆得愈来愈紧，直到最后被“四人帮”糟踏成“阴谋文艺”。从探讨中国革命发展
道路的角度来看，对《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的批判所造成的更大损失
是扼杀了一个宝贵思想的萌芽。
    由于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始终处在世界列强虎视鹰瞵、瓜割豆分的严重
形势下，由于中国人民在新旧军阀的残酷压迫下已无法生存而不得不揭竿而起，因
而，救亡图存和国内阶级战争就成为近百年革命斗争压倒一切的主潮，这就在很大
程度上忽视了民族启蒙。
    《野百合花》特别是《政治家·艺术家》的最为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们以明确
的语言提出了“改造人底灵魂”也就是思想启蒙对革命事业胜利进行不可或缺的重
要作用，指出“它不仅决定革命成功底迟速，也关系革命事业底成败。”这在当时
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当然，并不只《政治家·艺术家》的作者一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胡风在于此之前开展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曾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当时身居解放区的一些作家如丁玲、萧军、艾青等也曾把它具体付诸创作实践。同
时也看得出来，这种认识并非这些同辈作家、理论家第一次发现，他们很明显地从
鲁迅那里汲取了思想营养。但是，在解放区这样明确地把政治斗争与思想启蒙并列
提出来，还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如果能就此展开讨论，取得一致认识，引起人们
的高度重视，那又将给中国革命带来另一番景象。当然，笔者决无任意夸大这篇文
章社会作用的意思，只是认为它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
遗憾的是，它刚一问世就被当作毒草铲除了，而且这种不准进行理论探索的行为又
作为一个传统流传下来，造成了一个又一个恶果。这深刻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
永远记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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