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实味的随想
——代跋语
黄昌勇
王实味，四十一年的生命旅程，壮年横死的悲剧命运，给我们留下了说不完也
说不清的话题。王实味乃至他的死亡曾被历史尘封达半个世纪之久，但尘封的窗口
被打开之后，人们开始投注了较多的关注（可惜的是，至今我们还能从一些治中国
现代文学或中国现代史学学者的口中，听到关于王实味的一些讹传）。鲁迅这样说
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王实味这一悲剧的“价值”是什
么呢？实在说来，王实味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文人、作家，再能加之于他的还有翻
译家而已。王实味尽管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但他两度入党两度出党使他在政治
上难有作为，尽管他有一些新文学作品和引起广泛关注的杂文，但毕竟没有石破天
惊成为举世绝响的作品。他算得上一个新文学作家，却不能贯之“伟大”、“著名”
之类的字眼，倒是他在延安那百万字以上的马列原著的翻译是我们不可低估的。对
王实味投入如许的精力，值得吗？
记得是两年前的一天，我聆听一位历尽磨难而幸存的老人的谈话，当他知道我
在研究王实味时，嘱我好好写好他，其中有一句话让我特别震动，他说王实味是现
代中国受难文人的第一个殉难者！
实在说，这也是我私下在心里曾这样认定的，只是不敢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意
义放大。而这次认同着实给了我更勤勉地去思考研究的力量和信心。而更重要的还
在于这一判断正道出了王实味悲剧的价值之所在。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两条战线即武装革命（朱总司令）和文化革命（鲁总司令），
这特点的形成源于中国文人儒家入世精神的延续。现代中国文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异
常彰显，既然以自己的学术文化（当然包括文学）加入政治斗争，那么被要求与政
治取得认同也不奇怪，所以说，毛泽东在他那篇对中国新文学影响深远的《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作为一种选择与被选择的政
治需要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据说《讲话》在国统区发表后，郭沫若发表的意见是
“凡事有经有权”，毛泽东对这意见很欣赏，认为有了知音，而所谓的有经有权，
意思是说《讲话》里有普遍的道理也有权宜之计（参阅《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
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60页）。文人一旦踏入政治的征途，若不放弃文人的立场，就
可能在历史的流变中扮演悲剧的角色。
王实味不幸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事实已肯定了把王实味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系莫须有的陷害，但这里
是从组织形式上而言的，也即是说王实味的确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托派组织。但是若
从问题的另一方面看，王实味当时对诸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意见、对大革命失败
责任的认识乃至对斯大林的评价等等毫无疑问是较多地受到托洛茨基的影响的，也
可以这样说，王实味思想中的确有许多正宗的托派思想。在延安，他不仅公开发表
自己的思想而且在受到批判斗争时依然坚持自己的见解。在批斗中王实味说过这样
的话：“我的错误，只有我自己能够清算，别的人，不论哲学学得怎样好，也不会
弄清楚的。”（温济泽：《斗争日记》，《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确实，在当
时的延安，又有多少人对真实的托派思想有所了解？又有多少人是针对托派的真实
理论来判断托派的是非的呢？可是，在那个谈托色变的年代，王实味的坚执、他的
不放弃的结果可想而知。人们强调批判王实味是把学术上升到政治的歧途，其实，
作为一种政治主张的主体呈现的托派思想与其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冲突本身已决
定了将王实味定为托派以便给以致命的回击的必然。
历史的变换让人深思，1979年，当年一网捕尽的托派分子的幸存者一如他们被
捕时一样无声无息被全部释放……
尽管人们对延安整风有不同的看法，对这场影响深远的整风的动因见仁见智，
但我深信，这决不是政治家一时的心血来潮也非权力争夺的需要，而是有着延续着
的历史的因由。
五四之后，随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位置也被
确定：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又必须教育和改造他们。早在二十年代，这种观念在
毛泽东的脑海中已相当清晰（可参阅毛泽东二十年代中后期的有关著述）。参加中
国共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被定为是小资产阶级的范畴，而这一阶级的
特性就是：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动摇的一面，若用形象一点的话来说就是：“小
资产阶级最容易变，有时他神气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就屁
滚尿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10页）乃至于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
民主化等等都成了这一阶层特有的专利。出自这种判断，被教育被改造的命运也就
成了必然。所以关于延安整风，毛泽东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党内也
好，党外也好，有他的动摇性……动摇性是他们坏的一面，但是一般说来，能够用
教育的方法去克服，从党内来说，延安整风就是一个证明。”（《毛泽东文集》第
三卷第318页）而王实味当时经过了长时间的教育、说服、批斗依然固执己见，只能
打入另册了。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有其明显的特征，由于有知识的武装，他们大都有独
立的判断、不盲从、更具个性，具体到文艺家，又可能带有他们的职业特性：敏感、
好冲动等等。但是普遍性的特征不能简单地施之于个体，共性也不等同于个性。举
一个例子，中国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人物：霍秋白与向忠发。前者是小资产阶级的知
识分子，后者是无产阶级的后裔，同样面对屠刀，前者留下了《多余的话》被看成
是动摇的铁证却为理想而献身；后者自首变节而为人不耻。我们不是用这一个特例
来证明什么，是想说：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特性往往普遍于任何一
个阶层。
不幸的是，由于这种概念的界定，知识分子注定了他们被改造的历史命运。历
史的舞台反复在上演这幕人间悲剧。
同别一阶层一样，知识分子也非尽善尽美，人性中的善恶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
同普通人一样彰显，也因此，在现代知识者的悲剧的命运中我们又不难发现诸多的
值得深思的喜剧因子。
近年来，学界多次讨论到知识分子的操守问题，其实，这一问题对于人类来说
也是一个普泛的题目，只不过，大到民族气节、小到个人修养，知识分子的行止格
外令人关注而已。我们看到，在历次运动中，扮演急先锋的角色也往往正是知识分
子自己，时代的变幻，往往使他们不知所措，整人者往往旋又成了被整的对象，生
死不能相容者往往被关进同一狱牢。这与其说是历史与时代的嘲弄，也可看作是知
识分子自我萎缩、人格堕落的结果。
这里我们将王实味和他的北大同窗胡风作一比较。鲁迅生前在与友人的书信中
谈到：胡风耿直，易于招怨，这样的话是人所共知的。此话不幸而言中；四十年代
在延安，王实味在他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提出与胡风不同的意见，有这样一段话：
“沪上一别。十载未通音问，故人大概不至以我直率如昔为，许吧？”（《文艺民
族形式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这里道出了两人相同的个性。我们注意到这两位命
运相似的同窗都生长于楚汉之地，清人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论及楚风时说：
“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这些或许都成为他们受难的性格基础。
他们耿直的心性在于面对压力不放弃自我，在谬误面前决不屈服，在真理的追
寻中不去盲从。比较那些自我放弃者，若是被迫屈就还有情可原，但是无论如何，
对他人的蓄意揭发、故意捏造乃至网罗陷害则显得人性的卑劣与可恶。只要翻一翻
当年延安的《解放日报》，看看在批判王实味中一些知识分子的表现，也就不难理
解57年“反右”乃至“文革”中知识分子群体上演的悲喜剧了。
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沉浮中，历史与时代的宿命自然值得记取，而知
识者自身的完善与自省也同样地引人深思。
以上是我发表在《书屋》杂志1996年第6期上的一篇随笔，或曰断想，借来作为
这本书的跋语。研究王实味对我来说是索绕心头数年了的工作，这期间，我作过大
量的案头工作及实地调查和访问，其艰辛和甘苦只有自己能够体味，还记得那年元
旦自费远赴湖北十堰访问王实味的遗孀及子女，漫长的旅程都被寒冷所包裹，在不
堪忍受的硬座车厢中，只能靠不断的走动才能驱除严寒。这种断断续续的劳动的结
果，就是陆续发表的一些调查访问记、随笔、中短篇传记之类的文章。在这过程中，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将收集到的王实味的创作类的文字及相关资料编成一本书
出版，以供学术界及关注王实味的读者朋友研究阅读，这打算虽然得到许多相识和
不相识的师长、朋友的支持帮助，但每次努力最终都不能如愿。
此书的出版，为我尽快了结研究王实味这一课题的希冀迈出了一步——
我希冀在其他几本关于王实味的书相继捧献给读者之后，我能够忘却，忘却数
年来因之给我带来的所有烦恼，痛苦和愁劳，开始下一程新的旅途。
不过，在这里，我还要遗憾地告诉读者，这里辑入的王实味的创作部分，并没
有收罗尽尽，北京一位学者手中就有一篇小小的王实味的佚文，我曾多次致函，并
登门求教，还根据线索查阅了地方的大量报刊资料，也终不可得；从当年批斗王实
味的有关资料中知道，在上海，王实味曾在托派刊物上发表过小说等作品，而这些
杂志目前是我等角色所不能轻易看得到的。
希望条件成熟时，有人能够整理出来一部完备的集子来，让作为创作家的王实
味的形象立体丰满起来。
我自己读书，有一个习惯，拿到一本新书，往往先读序言和后记，对有些作者
在这里痛说“写作史”抑或“成功（成长）史”，往往感到有些矫情和肉麻，但事
到临头，发现自己也会朝这边靠，正所谓小时候在家乡（我与王实味是同乡一是否
有“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味道）常听到的一句话：“老鸹（乌鸦）趴在猪身上”
（那时候家乡喂养的都是黑猪，而乌鸦也是黑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乌鸦只看到
猪身上的黑）。就此打住。
1998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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