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北京人获得自由

　　一、老烟酒主政砖厂故事说到这里，暂且按下唐亮和丁义加工瓜子、销售瓜
子的事情，回过头来，说一说北京来的这一批人。

　　胜利农场的这批北京人，自从到了新疆，就拉进塔里木大沙漠，除了冬仨月
能在一个地方住下过冬之外，其余时间都是属耗子的——来回搬家。到了胜利农
场虽然没有大搬家的事儿，但是家在老医院住，却跟着各连到处去挖渠变工。现
在终于盼来了" 安居定业" 的日子：搬到一个旧河道的荒滩地定居下来，就地取
土，制砖坯烧砖。

　　刚开始，家属们仍然住在原来的营区。他们临时住在一些破旧的土坯房里，
一部分人手工脱坯，给建造平窑准备材料；另一部分人跟着在" 工副业科" 帮工，
来砖厂担任临时技术员的张奎印装配制砖机，准备取粘土制砖坯。

　　" 基建连" 改名为" 砖厂" ，原来的苟连长调走了，连里的工作一直由当年
谢遂昌调来的一位造反起家的副连长黄德明主持。现在场部又调来一位正职连长
王殿军担任砖厂厂长。

　　这位王厂长是山东人，是在" 莱芜战役" 被" 解放" 过来参军的" 解放战士
" 。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能吃苦，打起仗来不要命地往前冲，因此曾立过三等
功一次。到新疆" 屯垦戍边" 之后，他因为创造了用坎土镘一天开荒两亩的" 农
场记录" ，由班长升为排长。在农业连队，领导" 植棉小组" 在田地里日夜奋战，
又创造了全兵团棉花亩产260 公斤籽棉的最高纪录，因此又被提升为副连长，直
接负责农业管理。

　　按照党的干部政策，他当过国民党的兵，出身不好，想升为正连级干部，基
本上是没有希望的。就像北京人在塔里木修路那时候的赵副连长一样，一辈子只
当个副职，而且是" 罐儿里养王八" ——越养越抽抽，由负责指挥生产到只管后
勤食堂。但是他遇到了一个" 机会" ，其实也是让他一辈子" 懊恼恶心烦" 的一
件事儿：他的上司正连长刘文举，在他之前奉命回山东老家带了个俊俏漂亮的大
姑娘回来，但是即将升为副场长的营长，利用手里的权力，竟把这个大姑娘抢去
了。刘文举在新婚之夜莫名其妙地被抓进禁闭室关了五天，又莫名其妙地放了回
来，只是老婆已经归了刚上任的副场长。刘文举心里自然不服气，拒绝了副场长
给他" 介绍" 、实际上是硬塞给他的一个老婆，闯进副场长家里痛打了副场长一
顿。为此他被以" 殴打革命干部" 罪名判了三年劳改。他一次又一次地越狱出来
找已经是副师长的" 仇人" 报仇；但是跑一次被抓回来一次，抓回来一次被加刑
一次，到最后终于变成了无期徒刑的重刑犯。

　　在刘文举之后，王殿军也轮到了回老家去探亲、也就是找老婆的机会。尽管
他拿着的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介绍信，但是村里的大姑娘都知道他是当国民
党兵走的，谁愿意嫁给一个出身不好的男人？最后村里一个地主家的姑娘表示愿
意做他的老婆。这姑娘虽然出身不好，但是人长得水灵，漆黑的大辫子直垂到屁
股蛋儿，瓜子儿脸，双眼皮儿的大眼睛，长得很是喜人。尽管他和她都睡过觉了，
但他经过反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不娶她为妻，而是把他家族中的一个" 活寡妇
" 嫂子带回新疆。这个女人长得别提有多难看，不单单眼皮儿的眼睛一大一小，
一看别人两个眼球就一个劲儿往中间凑——是个" 斗鸡眼儿" ；鼻孔朝天翻翻着
；个头往高里说也只有一米五；走路还是个" 里八字" 的腿型。为什么说她是"
活寡妇" 呢？因为她的丈夫是个国民党的兵，1949年跟着蒋介石" 撤退" 到台湾
去了。在择妻的问题上，王殿军是个聪明人。他心里明白：带一个漂亮的姑娘回
新疆，当王八的危险非常大，弄不好刘文举的下场就摆在他面前。他知道" 丑妻
近地家中宝" 这句古训。尽管那个地主姑娘不依不饶地找他纠缠了好久，他还是
依然带着这位" 家中宝" 回来了。所以刘文举的连长位子自然而然地就归了他。
这让他为自己的英明之举连着喝了三天酒，抱着他那" 家中宝" 嚎啕大哭了一场。

　　连长虽然当上了，但他心里还是不安稳。因为他深知自己的身上有历史污点，
要想保住这个职位，就得付出百倍的努力。为了出政绩，王殿军平时对工人管理
特别严，完不成任务的不但要扣工资，严重的要开会批斗，还不时开展" 小跃进
" 、" 大夜战" ，让工人整夜地在地里锄草定苗，累得工人趴在地上爬着拔草。
但是" 文化大革命" 一开始，造反派把他当过国民党兵、娶了国民党兵的" 活寡
妇" 这些事儿，带他变相欺压职工的劣迹都列进他的罪行录里，一条一条写在铁
板上挂在他胸前，在批斗" 走资派" 大会上狠批猛打。批斗了一阵子，造反派开
始转移目标，纷纷到场部去" 争权力" 、" 夺地位" ，夺取" 文化大革命" 的"
胜利果实" 去了。他就成了一只再没人理会的" 死老虎" ，跟一些批斗对象一块
儿早晚请罪，白天下地干活儿。用他的话说：" 那几年，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早
上起床都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再躺下睡觉；每天还要拼着老命干十多个小时的开
荒造田" 。他总觉得：" 自己的江山是自己凭苦干打下来的。现在可倒好，这些
年轻娃娃凭着一面红旗、一个红袖箍，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我赶下台去，当了一名
实实在在的工人了。" 这些遭遇让他心灰意冷。早晚请罪的时候，就老老实实地
把自己" 数落" 一顿，白天踏踏实实下地干活儿，跟他那" 丑妻" 和三个女儿倒
是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竟然会有他官复原职的一天到
来。打倒" 四人帮" 之后，他被召到场部，进了" 解放干部学习班" 。学习一阵
子之后，分配到原来的单位当负责生产管理的副连长。一来正连长虽然是个转业
军人、却是造反出身，这让他气儿不顺；二来连里那些这几年来游荡惯了的" 造
反派" 、" 逍遥派" ，根本不听他的指挥，还当面跟他顶撞对骂，让他无法开展
工作。更严重的是：他家里养的鸡，时常莫名其妙地丢失了，院子里的柴禾也半
夜里起火。有一次他半夜里从连部回家，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块砖头，把他脑袋砸
了一个大包。这一下让他害了怕，一天三次地到场部组干科请求调动单位。正巧
这时候场里组建砖厂，于是他就调到这个新砖厂当了厂长，高高兴兴地到砖厂上
任去了。

　　管理北京人虽然也是件伤脑筋的事儿，但是这些人的身份更不如自己，都是
" 三类人员" 的底子。即便在管理中有过份之举、不逊之言，谅他们也不敢把他
这个连长怎么样。他不怕得罪这些" 阶级敌人" ，管这些人他可以放开手干，就
算是连打带骂也不为过。反过来更能证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坚定，对敌人敢恨敢斗。

　　组建砖厂之初，苏永昌认为这个砖厂反正办不了几年，把场部办公大楼和干
部住宅盖完了，这个砖厂就基本上完成使命了。所以他主张北京人的家还在原来
营区住着不搬。因为搬家要盖房，也就是说头一年烧出来的砖全部要给工人盖房
用。而这些房子到了砖厂关闭的时候，就又全部作废了。所不便的，只是这些工
人每个星期要跑一个来回。不过他认为这也不算什么。

　　但是他的意见张副场长却不同意。他认为随着兵团改革开放的发展，不但办
公大楼和干部住宅要修建，工人们富了，也会要求推倒土坯房建砖房。再加上各
连队的办公建筑要更新，砖厂十年八年之后都会供不应求的，所以他主张在砖厂
给工人盖房，让工人们搬过去。一来工人们干了六天活儿能够踏踏实实在家休息
一天，以便处理家务和休息休息恢复体力。——砖厂的活儿没有轻松的，全部是
重体力劳动。

　　列席会议的王殿军举双手赞成工人搬家过去。他同意张副场长的意见。因为
工人中绝大多数没有自行车或代步工具，星期六下班回家都是拿脚量地走这五六
公里回家，第三天上班肯定会有人来晚了迟到影响工作。但是他又赞成苏永昌的
看法，砖厂迟早会关闭，因为总有一天该盖的房子都盖完了，那时候，生产出来
的砖干什么用？因此他同意场部派来的临时技术员张奎印的意见，又和副指导员
兼副厂长黄德明一起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给工人盖" 地棚子" 临时住房。

　　这" 地棚子" ，算是兵团垦荒时期时干部们居住的" 高级住房" 了。那时候，
军垦战士们只能住" 地窝子" ――就是在地上挖个坑盖上顶子的" 地下室" 。所
谓" 地棚子" ，就是在地面上立两根木头支柱，支柱间搭一根木头横梁；然后以
横梁为中心一根挨一根地码放十厘米粗的苇捆——当地人俗称" 苇把子" 。为了
冬天能挡住刺骨的西北风，夏天能遮住酷热烫人的阳光，要在横梁上码放两层"
苇把子" ，然后在上边糊上草泥以防雨。" 地棚子" 后边留一个五十厘米见方的
口子，装上木框，蒙上塑料布，就算是窗户了。" 地棚子" 前边分别装上一米宽、
两米高的门框和一米宽、一米高的前窗框，装好窗户和门，就可以住人了。这样
办，建筑成本低、速度快，又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反正是给工人住的，领导们
自然一致同意。

　　王殿军的方案得到批准后，他更进一步提出每两家为一小组，自己运材料自
己盖的方案。从平地起盖" 地棚子" 到把家搬过来住下，只给六个工作日、也就
是每家三天时间。弄不完就利用业余时间干，否则第四天不上班一律报" 旷工" ，
罚款扣工资。——把他当年用过的办法，又一次用上了。

　　对于砖厂各项工作的定额，王殿军都规定得死死的。他文化水平虽然不高，
但是每天都要查看一遍各班的记工本，把没有完成定额的人名、数量单记在一个
小本子上。等这个人亏欠定额的数量凑够一个定额，就扣去一天工资。对于工作
中丢失、损坏工具的，他都坚持照价赔偿，在工资里扣。

　　烧窑班的丁义，因为刚学习烧砖，技术不过硬，把一窑砖烧生了，烧出来的
砖用手指头一搓就一块一块地掉渣儿。王殿军二话没说，整整扣了丁义三个月工
资，气得丁义跟王殿军大吵一顿，自己跑到制砖班干活去了。王殿军专门告诉制
砖班班长刘永生，把班里最累的活儿分配给丁义去干。这一下丁义跟王殿军结下
了死仇。

　　北京人这么多年来虽然在政治上受歧视、受压迫，但是像这样完不成定额、
弄丢弄坏工具的事儿，从来都没有过扣工资的先例。这一来工人们不干了。他们
推举丁义到场部、师部去告状，告他王殿军歧视迫害北京支边青年。丁义也下定
决心到处跑，不把他王殿军整倒不罢休。

　　刚开始，上级领导接待北京人上访，都是应付搪塞，因为他们都认为对工人
加强管理没有错！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革掉过去吃大锅饭的恶习，实行岗位责任制，
加强管理，提高效益。但是架不住北京人每隔一个礼拜、半个月的总是派人上访，
干部们在这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间也认识不那么明确。所以上边发函给
农场，让场领导找王殿军谈话，要求他不要犯" 急躁病" ：" 改革要有个过程" 。
这样一来，对满怀信心想在新岗位上作出成绩的王殿军打击不小。他那个" 斗鸡
眼" 老婆也劝他：" 反正干好干坏都是那么多工资，何必放着河水不洗船哪？'
文革' 前那些年你还不是拼着老命干，结果闹个' 走资派' ，白白挨了十年批斗、
干了十年农活儿。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要想开点儿，为咱们这个家多奔点儿，为
你自己多捞点儿好处，比什么不强？你老这么干，咱家连个鸡都养不成，小鸡刚
长到半大就进了那些北京人的锅，你说你图的是什么！再说那个副厂长黄德明，
三天两头到场部去打你的小报告。听刘永生说，就是这个姓黄的在下边支持北京
人去告你。这还不是他想把你整倒了他来当厂长？" 老婆的这一番话说得王殿军
心眼儿活动了：" 是啊！凭着我的出身、历史污点和岁数，我再挣蹦也升不了副
场长，还是来点儿现实的吧。" 从此以后，尽管那些制度并没变，但是他把检查、
处罚的权力下放给黄德明，让他去直接面对北京人。而王殿军只在干部会上督催
黄德明的工作，管理上有毛病他就到场部去汇报，说黄德明的坏话。过去在工人
面前王殿军是白脸儿，黄德明是红脸儿，现在逼得没办法，黄德明只好当那个白
脸儿，而王殿军反而扮演红脸儿，在工人面前充好人。凡是工人找来解决什么事
儿，王殿军总是点着头笑着连说：" 好好好！这件事儿我们一定会研究解决！"
只是大伙儿发现：你就是等到" 猴年马月" ，王殿军这个" 研究" 也不会有什么
结果出来。但是也有例外，人们发现只要晚上偷偷儿给王殿军家里送两瓶子酒或
者一条烟卷，他这个" 研究" 马上就会有结果，而且一定会令你满意。

　　时间长了，北京人爱给人起外号的毛病犯了，大伙儿背后都叫他" 老烟酒" 。
这外号传来传去还真传到" 斗鸡眼" 耳朵里，王殿军听了反而笑了。他自言自语
地说：" 人不得外号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让他们说去吧！还省得我一个一个
地去暗示了。中央领导里边都有不正之风，难道我们这些基层小虾米就应该那么
廉洁么？"

　　二、闹内斗两败俱伤副厂长黄德明刚开始的时候只想鼓动北京人把王殿军赶
下台，自己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他这个位子当厂长。后来见王殿军来个一百八十
度急转弯，反而把自己逼到了死胡同里。他心里想：" 现在' 文革' 造反派已经
完蛋了，靠着背后煽风把这小子拱倒，看来也不行了。没办法，只有跟着农场的
改革形势走。这些老家伙还能有几天蹦头儿？只要自己按上级党委要求把经济效
益抓上去，将来厂长这个位子还不是稳稳当当由我来接？" 于是他真的开始大抓
厂里的生产了。他让刘永生找几个人一块儿研究，制定出各个工序的规章制度、
每个工序的岗位责任制度、各工序产品数量质量优劣的奖惩制度，等等。他是农
场本地长大的人，上过中学，有一定的文化底子，对农场下发的有关经营管理的
文件领会得比较透彻。他心里清楚：砖厂经济效益提高的关键在于烧窑班。前边
的工序完成得再好，到了烧窑这一关把砖坯烧生了成了废品，一切效益就都成零
了。因此他大胆提出：给烧窑班实行计件工资，每一窑砖坯出了多少一级砖、二
级砖和废品熘砖，按比例计算工资；一级砖多拿钱，二级砖少拿钱，出熘砖要倒
扣工资。为了防止烧窑人技术提高、一级砖率提高从而拿的工资太高，他又给烧
窑班制定烧一窑砖的煤耗，煤耗超过了也要扣钱。

　　这个办法果然刺激了烧窑班的人，他们想方设法降低煤耗，提高成品率，结
果每月工资比一般工人多拿一半儿。工人们都是靠着工资过日子的，看到别人拿
的多，心里自然着急。于是黄德明又设计出制砖班的奖罚办法、电工机修班的奖
罚办法、装窑出窑工作的奖罚办法。连菜地、伙房、后勤人员都有奖罚办法。这
一下大大地刺激了工人的干劲儿。

　　王殿军心里可着了急：" 这小子想出这么多鬼点子，这要是真把砖厂效益搞
上去，岂不显得我王殿军是个无能之辈？这样下去，我这个厂长的位子就怕坐不
长了。不行！我不能坐着等姓黄的把我整下去！" 王殿军一方面对那些被罚了款
找他评理的人表示同情：" 是嘛！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怎
么能让工人白干活儿不给钱？这件事儿是有点儿不合理，我们领导要研究研究。
" 另一方面他又去找场长反映：" 这样一来，工人工资提高了不少，这势必增加
厂里的成本，减少应该上交的利润。" 苏永昌场长立刻来到砖厂，在干部会上表
态：" 砖厂的改革措施和方向是对的，场党委大力支持！但是改革要看成效，要
落实到上交利润上。头一样，生产成本要降低，第二样，经营效益要提高。这两
条都做到了，你就是个好干部，党委就会提拔重用你。现在是农场改革开放结硕
果的时期，砖厂也要结硕果、做贡献！" 苏永昌的表态对黄德明是个压力。因为
农场这几年的确变化很大，过去是工人按时上下班种地，到月底一分不少地拿工
资。生产的农产品由场部负责销售。农场实行管理体制改革之后，虽然工人不迟
到、不早退、出全勤，但是完不成定额任务的要扣工资。随着兵团改革开放步伐
加大，农场开始把各种农机由承包制改为作价卖给私人；房屋也由过去收房租改
为作价卖给私人。最重要的是土地由连队承包变为班组承包，再进一步改为个人
承包。个人根据所承包的地块好坏向连队交纳数额不等的租赁金，然后种地的种
子、化肥、农药、水费以及农机耕作费都由个人现金支付或者年底从产品款里扣
除。

　　这一下干部们轻松了。过去工人从生活到生产、吃喝拉撒睡、婚丧住行医，
都由干部们负责解决；现在这一切全部转移到工人自己头上，从一开春抢争好地
到平整土地、播种、中耕除草、灌水……一直到收获、一直到农产品销售，都由
工人自己去操心。

　　这样一来，改革开放的好处大大地显现出来：头一样，工人们" 八仙过海，
各显其能" ，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积极主动性。地里的活儿什么季节该干什
么，再不用干部去催，他们自己就跑东跑西地联系农机、购买化肥、雇佣季节工
人。每个人都成了自己的" 生产连长" 。更重要的是农场每年再不用为钱发愁。
农机、房屋卖给私人，这笔钱用来修建办公大楼，实现了刘优徳之前所有场领导
设想过的改善办公设施的梦想。农场几十年来" 刮风就起沙尘暴、下雨变成烂泥
塘" 的场道，现在有钱把它修成柏油路了。农场领导" 手里有钱心里不慌" ，慢
慢地把农场学校的教学大楼盖起来，把通向各连营区的土路修成柏油路，还建起
电视台，让各家各户能收看全国各地的电视节目……总之农场的面貌变得让那些
已经退休、过去对改革开放抱着怀疑态度的老干部心服口服。他们都说：" 过去
军垦战歌里唱的是梦想，现在都变成现实了。还是改革的路子走得对！" 自从打
倒" 四人帮" 之后，共产党再也没搞什么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让老百姓休养生
息，安居乐业，大伙儿都歌颂邓小平、共产党。" 人心齐、泰山移" ，自然是"
国富民强" 了。

　　但是改革也有它的负面影响。首先农场干部们手里有权有钱，他们已经不满
足于坐吉普车了。苏永昌在党委会上表态：" 随着农场发展和不断有外商来洽谈
业务，农场应该置办几辆看得过去的轿车。不然到上边去开会，别的农场都是高
级轿车，咱们还是破吉普，那些外商谁还来跟你做生意？" 改善出行条件，哪个
不乐意？党委常委自然全部举手通过决议。于是一下子买来三部带空调的轿车，
吉普车自然归了那些平时只能骑自行车下单位检查工作的干部。

　　苏永昌又说话了：" 农场有这么大的发展，都是党委领导有方，大家自然都
有份儿。咱们的住房条件应该有所改善，让咱们能够安安心心地坐在屋里设想经
营管理的措施。这也是体现改革开放成果的一个方面。" 这样，决议又形成了：
场部科级以上干部住房全部用砖厂烧出来的砖盖新房。于是在场部地区形成鲜明
对比：干部居住区全是一色儿的新砖房，而场部的一般干部和工人居住区还是灰
黄色的土坯房。

　　这些变化，还是在" 一切为公" 的口号下进行的；更大的变化，是场里主要
干部的心态变化。刘优徳以前的干部，最多是多吃多占一点儿。比如上级领导来
视察，他们可以借宴请之机大吃大喝一顿。公家限量供应的肉、油、米、面甚至
布票、自行车票，他们都可以比别人有优先获得权。居住的虽然也是土坯房，但
房屋明亮宽敞，居住面积比一般人大得多。他们出行不用走路、骑自行车，而是
坐着" 屁股冒烟" 的小汽车……仅此而已。他们绝对不敢对钱有非份之想，远的
有" 刘青山、张子善" 向钱伸手被枪毙的事例在那儿摆着；近的有许多因为贪污
而身陷囹圄、家破人亡的事例也摆在那里。

　　但是社会物质丰富了，金钱的威力就突出地显现出来。丁义给场里卖瓜子一
夜之间" 暴富" ，第二年他从武汉回来的时候给家里买了一台日本进口的十七吋
彩电、一台日本原装录像机，这可是两万来块钱的东西。在这之前没有一个人敢
做这种梦。两万块钱，那是一辈子都挣不来的数目哇。

　　苏永昌和几位场领导特意跑到丁义家里，来看农场里最大屏幕、最绚丽的电
视机和那台能在家里放电影的录像机。在苏永昌他们的心目中，这些只有高级干
部才能享用的东西，在过去说什么也到不了一个社会最底层的" 三类人员" 家里。
而现在这一切都因为金钱的缘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在只要你手里有钱，哪怕
你是个捡破烂儿的，也能拥有这些高级日用品。

　　" 钱" 这个字眼儿，在干部们心目中开始起了变化。但是苏永昌他们不敢像
丁义那样去经商挣钱。他们毕竟是几十年来经过无数次" 金钱是万恶之源" 、"
商人是资产阶级" 的阶级教育，谁也看不透像丁义这样" 暴富" 的事情，今后会
不会像五四年" 公私合营" 那样被政府无条件没收归公。在他们的眼里，从政当
官是最光荣的，而经商做买卖是最低贱的、最没有保障的。

　　可是" 钱" 的威慑力和诱惑，又使他们不能不想方设法去搞钱。像苏永昌，
就是利用手里的权力跟丁义内外勾结做买卖。从丁义手里得钱是比较稳妥的，不
露声色的。于是这就引起领导班子里的勾心斗角。因为党委分工是张副场长负责
农场产品销售工作，也就是说场里往外卖产品要经过他签字认可才行。可是苏永
昌是农场一把手，什么事情都是他说了算。农场里什么产品好卖，购买方或者中
间人能给回扣提成的，苏永昌就会在党委会上宣布农场往外卖这个产品一定要由
他来把关，以求得最大效益。当然，这个效益自然包括他本人的利益，这是大家
心里都清楚却不能言传的。

　　于是苏永昌和张副场长之间产生矛盾了。张副场长多次到师部去告苏永昌勾
结北京人沆瀣一气地非法谋利。上级纪委也几次派人找丁义，甚至到武汉去调查。
但是丁义一口否认和苏永昌有任何金钱关系，张副场长又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再
加上当年被苏永昌救过命的人如今兼任着师党委一把手，有这个救命之恩存在，
张副场长想告倒苏永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过苏永昌也被告诫过几次：" 一定要做出政绩来。现在发展才是硬道理。
只要农场上交利润年年递增，你就是好干部！" 于是苏永昌是年年给农场各单位
增加利润指标，并声言完不成指标的干部一律下台！

　　黄德明听了苏永昌的话自然感到有压力。但是黄德明自有他的办法解决制砖
成本增高的问题。比如制砖班超额的多了，他会让统计员在计量的时候找借口多
扣一些废品率；赶上老天爷下大雨冲坏了砖坯，他就不答应制砖班按自然灾害报
损，这个损失要让工人自己放弃休息去补上，否则就要扣工资。烧窑班成品率提
高以后，他照章办事，按成品率付工资，但是他把煤耗的成本加大，煤场的几位
辅助工人工资都要加在烧窑班成本里。这样一来不管哪个工序有了超额都能给以
平衡，有多拿工资的人就必然有少拿工资的人。就这样，黄德明轻而易举地把增
加成本减少利润的难题解决了。

　　反过来，他责难王殿军经营不善，销售不畅。因为按党支部内分工，王殿军
负责销售产品。这是他自己争来的工作，因为农场不但场部搞建设，各连也在大
兴土木。他通过场领导给各连下了一道死命令：" 为了节省开支，资金不外流，
建房用砖必须使用本场砖厂的砖。" 因此砖厂建厂头两年尽管砖的质量太差，不
少人说：" 烧出来的砖还不如没烧过的砖坯结实。" 因此给砖厂生产的砖起名叫
" 核桃酥砖" 。但是公家建房非用它不可。这是场部文件里规定了的。王殿军心
里明白：砖厂的砖是" 皇帝的女儿" ，不用发愁没人用，他才主动把销售工作揽
过来的。

　　但是公家用砖毕竟有个限度。不但农场经济发展了，周围的农村也跟着发展
起来。农场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盖房有自己选择用砖的权力。农场周围有私人办
的几个砖厂，他们的砖既便宜标号又高，把农场砖厂的生意顶掉了，连周围县市
一些大单位用砖都不拉农场砖厂的砖。

　　这一下，让黄德明抓住了话把儿：" 我把砖生产出来你卖不掉，砖厂上交利
润完不成全部由你负责！" 但是王殿军毕竟是老军垦干部，没有功劳还有苦劳，
想扳倒他也不那么容易。最后黄德明还是在电工张国华身上找到了突破口。

　　这个张国华，是北京人里最怕干活儿的人。过去在北京劳改农场和塔里木修
路中，他都用吃一种小白药片的办法使自己心脏跳动异常，从而得到医生开的病
假条在宿舍休息泡病号。到了胜利农场，生活环境和劳动环境相对比较稳定，他
觉得不能再用吃药的办法混日子了，而且因为长期吃药，已经使他的心脏真的出
了问题。刚调到农场，因为还是老领导当家，都知道他是" 老病号" ，所以还是
照顾他一些轻工作。到了砖厂，那里根本没有轻活儿，于是他又打起王殿军的主
意。通过几件事，他看出王殿军是个既固执又贪心的人，于是他隔三差五提包里
装上烟酒到王殿军家里拜访老厂长，渐渐地他和" 斗鸡眼" 混得非常熟了，就拿
话引逗她说：" 您长得真像我妈！""斗鸡眼" 听了自然高兴，于是张国华就顺势
拜在王殿军夫妇跟前认了" 干爹干妈" 。后来刘永生也学着张国华的办法拜在王
殿军门下认了" 干亲" 。一位烧窑班的班长，因为岁数跟王殿军一样大，无法认
" 干爹" ，只好叫一声" 小叔" 。这位班长还为自己开脱：" 萝卜不大长在背
（辈）儿上，王厂长论起来是我一位远亲的叔辈。" 从此砖厂传出来王殿军添了
两个" 干儿子" 一个" 干侄子" 的笑话。张国华既然是" 干儿子" 了，工作上当
然要照顾他，可是砖厂并没有什么轻活儿。张国华脑筋一转，说他在北京当过电
工，提出来要到制砖机上当电工。这一下可让王殿军为难了。因为当初场部派来
的建厂小组规定：砖厂只配三个电工，制砖机上黑白班儿需要两个电工，还有一
个总管全厂生产、生活用电。后来因为节省开支，把总管全厂的电工丁义撤掉，
调到烧窑班烧窑，为此事丁义还跟王殿军大吵一顿结下了私仇。因为建厂小组是
经过查档案才得知丁义劳动教养前在工厂当过电工的，丁义自然是首选的电工，
而那两个电工都是农场自己培养的。要裁撤也应该从那两个人身上下手，怎么会
把他这个正牌儿的电工先撤换了呢？所以后来丁义索性离开砖厂去推销瓜子，这
反倒促成了他的致富机遇。现在张国华提出想当电工，这个任命当然让王殿军不
好下。但是给" 干儿子" 一个见面礼总是应该的，于是王殿军的" 干侄子" 给他
出了个主意：" 找个茬儿把其中一个电工撤掉不就行了？" 就这样，在制砖机出
了机械故障之后，王殿军硬说是当班电工失职，把他撤掉，换上张国华当了电工。

　　当电工毕竟要懂得一些基本电器知识，这可又让张国华为了难。他每天上班
都提着一个书包，里边装着几本电工操作手册。遇到机子出了问题，他马上关掉
机器坐在一边翻书找解决故障的办法。就这样，他还是一连烧了几块电闸、两台
电机，把新买来的传送皮带也撕了一个大口子。按规定这些损失都要计算到班里
的成本中，于是班长们接二连三找厂领导反映情况，要求撤掉张国华电工职务。
但是王殿军却吹胡子瞪眼地说：" 电器设备使用时间长了自然要坏的，传送皮带
买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口子，肯定是装卸工弄坏的。" 任凭工人们怎么说，张国华
都没有错。张国华还有恃无恐地坐在电工房里 "卖山音" ：" 瞧见没有？你们把
嘴皮子说破了也没用！只要这个砖厂存在一天、王厂长在任一天，我这个电工算
是吃定了！" 因此，黄德明就捡着这个工人们意见最大的问题入手，拿张国华"
开刀" 。

　　他首先找负责工副业的张副场长建议：" 砖厂现在效益不好，砖卖不出去没
办法，但是可以缩减开支，减少成本，来弥补经营上的亏损。现在制砖机用电量
特别大，电器设备经常坏，这些都是加大成本的因素。我建议厂里的电工要经过
考试，合格的才能担任电工。" 这个建议符合改善经营管理的要求，自然得到场
领导的一致支持。电工考试不单在砖厂进行，凡是全场工副业单位以及农业单位
的电工都要一起进行。这一下张国华可忙了" 爪儿" 了。他日夜连轴转地看书、
背书，一场考试下来，张国华只得了三十分。按照场部考试小组事先的规定，张
国华这个电工应该下台了。但是王殿军却坚决主张让张国华继续当电工：" 我是
党支部书记、厂长，难道连任命一个工人的权力都没有？我们应该强调组织观念，
领导说你行你就是行！" 于是爱说俏皮话儿的北京人又总结出一句" 大实话" 来
：" 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 黄德明抓住这个机会大肆攻击
王殿军：" 前几年搞运动批你是老顽固，你还不服气，现在这么多领导在场，你
还坚持反对党委的立场！你纯粹是改革开放的绊脚石，是砖厂经营不善的罪魁祸
首！" 他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王殿军一举赶下台去，自己真正当砖厂的一把手。
但是他忘了现在已经是彻底否定" 文化大革命" 的时候，现在还提" 文革" 的话
就会把自己置于失败的地步。果然，王殿军紧紧抓住黄德明那句" 搞运动" 的话，
口口声称黄德明是为" 四人帮" 翻案、为" 文化大革命" 叫屈。

　　他们两个人的" 鸡吵鹅斗" ，苏永昌和张副场长都不感兴趣。但是砖厂面临
的经营形势的确不容乐观。几百万块砖堆在那里风吹日晒卖不出去，而工人们要
发工资过日子，厂里电费、水费大小一应开支都不能少，确实让场领导们伤脑筋。
于是苏永昌脑子里产生了让砖厂停产关闭的念头。至于工人的出路，他从丁义身
上找出了答案："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 停职留薪，自谋出路" 。张副场长
也同意这个方案。就在王殿军和黄德明挖空心思找对方的茬儿，要把对方赶下台
的时候，张副场长代表场党委把北京人召集到一块儿宣布：" 从即日起砖厂所有
干部一律停职待命，砖厂善后工作由周铁龙班长暂行代理厂长职务，黄德明辅助
周铁龙做好遣散工人的工作和厂里留下来的人员生活管理工作。你们都是北京人，
丁义就是你们的榜样！他过去在北京人里属于' 不得烟儿抽' 那号人，你们在座
的人中比他强的人多的是。现在他能趁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扑腾了上百万，你们难
道没这个本事？还在这儿啃这几两银子干什么？再说，砖厂现在的情况你们比我
都清楚，与其在这儿挨饿，不如上北京闯荡天下。你们没听说过吗？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满大街上都是票子，就看你小子有本事捡没有！我可有言
在先，往后你们发了财可别忘了是我今天给你们指了一条明路。在北京碰上你们，
可得请我吃顿饭、喝顿酒。" 他这样讲，无异于给北京人指了一条明路：" 现在
把自由还给你们了！" 从此结束了几十年里把这些北京人强制捏合在一起生活、
劳动、改造的管理模式，让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谋生的道路、居住的城市以
及生活的方式。于是在砖厂的北京人里一下子乱了营，大伙儿开始各自谋划自己
一家人后半辈子的出路。他这一番讲话既给北京人指一条出路，也给王殿军和黄
德明之间的争斗做了一个结论。就这样，王殿军和黄德明闹了个两败俱伤的下场。

　　从此北京有亲人可以投靠的北京人，都纷纷携带一家老小奔北京投亲靠友去
了；剩下一小部分本来就不是北京人的工人，有的调到农业连队去种地，有的留
在砖厂跟着周铁龙混饭吃。北京人从五八年由各个角落集中到劳改农场到现在已
经二十多年，终于脱离枷锁各奔前程。行善者自有善果等着他；作恶者如不改恶
从善，前边自有厄运向他迎过来。从此，这个特殊群体里的北京人，就好比一棵
小草在发芽、出土、开花之后迎来了结果的时候。只是每个人有自己" 种" 下的
果子等着他自己去吃罢了。

　　这真是：乱纷纷八方云集牢狱，噗啦啦四下各寻结果。

　　【阿印简评】这一章是" 补叙" 。因为前面几章几次三番说到唐亮和丁义虽
然以" 副经理" 的名义外出经商，但是编制一直在砖厂。这个砖厂究竟是怎么一
回事情？却没有交代。何况1966年从清河农场" 支边" 来到新疆的这一批北京人，
" 文革" 结束之后，除了落实政策已经各奔前程的人之外，大部分人都在砖厂。
对这些人的去向，也要作一个交代。因此特辟这一章详细叙述。

　　这一章，虽然出场人物也不少，但主要是写王殿军和黄德明两个人。

　　这两个人，在新疆颇具代表性。他们不是最坏的干部，但是从他们的所作所
为来看，也绝对不是什么好干部。

　　从整部书看，新疆建设兵团的主要问题在于干部力量太薄弱。这也难怪。从
整个国家的干部配备着眼，总不能把最好最强的干部派来搞军垦。其他岗位如国
防、外交、科研、教育等等，都需要大量的好干部。这情况就好像公安局一样：
管劳改的干部，相对而言，必定是局里比较薄弱的干部。谁当局长，总是要把最
强的干部放在刑侦、治安等等岗位上的。

　　但是就人才而言，兵团中并不缺少。关键是" 阶级路线" 问题。今天我们都
知道，按生产资料的占有划分阶级，知识分子一无所有，出卖的是劳动力——脑
力劳动，应该算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当年划分阶级的依据，不是生产资料
的占有，而是" 思想体系的属性" 。生产资料的占有，是清楚明白的，思想体系
的属性，却是虚无飘渺的。因此，就有这样的怪事儿：一个入党已经二三十年的
" 坚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 ，仅仅因为说错了一句话，立马变成了" 资产阶
级右派分子" 。所以有人说：解放前要做资产阶级十分困难，至少要经过三代人
的艰苦奋斗；解放后要做资产阶级却十分容易，只要说一句话，立刻就成了资产
阶级了。这可不是笑话，而是人人都惧怕的现实。那时候，连党中央内部都还有
可能存在一个" 资产阶级司令部" ，何况党外人士？

　　不妨设想一下：1957年的反右运动，如果对这55万右派分子采取" 怀柔政策
" ，像当年皇上对待苏东坡那样，不送劳改，而是调到像新疆建设兵团这种干部
极为缺少的地区和单位，降级使用，代替像王殿军和黄德明以及戎昊臣那样的基
层干部，是不是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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