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时机成熟了么？

    1976年8 月唐山大地震，我以半分钟之差万幸没被砸死，并被管生产的焦队长
分配到远离中队一里路之外的一个水泵房中值班，负责浇灌二十多亩地的大白菜。
实际上这是焦队长知道我在悄悄儿地写小说，有意给我安排这样一个清闲而又清静
的工作，好让我有更多、更安静的时间用来写作。焦队长脾气暴躁，外号“焦大炮”，
但对我却爱护有加，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重话。他原来是中南海的一个机要通讯员，
往来于毛刘周朱之间递送重要文件的，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夫人则在传达室工
作。有一次两口子吵架，脾气暴躁的焦大炮拔枪就打，把他夫人的一条腿打伤了。
为此受到处分，被送到劳改农场来“教育别人，提高自己”。据说中南海的工作人
员包括警卫人员除上岗外不许带枪，与他的闯祸有直接关系。

    9 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毛泽东死了没几天，我正在全神贯注地写作，忽然听见
房门上有急促的剥啄之声。我这里是个绝对自由的“解放区”，绝不会有第二双眼
睛看着我。此时此刻，深夜敲门，不是“夜奔”，就是“夜袭”。我早就听说过，
住在这个水泵房中的几个前任值班的，大都有过风流韵事。难道是哪个难耐空房寂
寞的家属找上门来了？如果有“旷妇夜奔”这样的事情，一般必然是白天先上门来
露出一丝儿口风，让人家有个思想准备。我这里是远离居民区的单门独户，一天到
晚连个鬼都不来照顾我一下，可见绝无此事。那么是“仇家夜袭”？更不可能。我
与世无争，从不与别人发生争执，哪里来的仇人？不管他，先咋起胆子来问：“谁？”
“快开门，是我！”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而且已经分辨出来，是中队宣传员赵植林。

    这个赵植林，是五十年代第一批派到苏联去留学的学生，在莫斯科大学学新闻，
回国以后在交通部工作，“庐山会议”以后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抓了起来，没
有经过劳动教养，就送到劳改农场“强制就业”来了。此人能歌善舞，能写会算
（出国前是安徽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所以被任命为中队宣传员，同时协助中队统
计员工作，在中队里也算是“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红人。1974年，我的《括苍
山恩仇记》逐渐构思成熟，开始命笔。由于我的写作是秘密进行的，因此不能坐在
宿舍里写。那时候我负责八十亩稻田的放水，每天出工，地里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
我做好水平畦口，让田水自动流入，然后每丘田巡视一遍，没什么问题了，就坐在
田埂上用我的一笔狂草低头疾书。有一天，我正在写“师兄弟校场比武”那一章，
全神贯注中，竟没注意身后有人走来。一声：“写什么哪？这样认真！”回头一看，
原来是中队宣传员赵植林巡查来了，吓得我毛骨悚然。如果他发现我在写小说，汇
报上去，那是绝对说不清楚的，弄得不好，批斗之外，还要吃不了兜着走。我破釜
沉舟，豁开去了，干脆直说我在写一部以清末农民起义为主题的历史小说。他立刻
表示颇感兴趣，我也就眉飞色舞地给他朗诵了一段。没想到他对我的小说居然称赞
不已，不但不批评我，反而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从此他成了少数知道并支持我写小
说的人之一。我来水泵房之前，每逢星期假日，他总是把我倒锁在放宣传用品的仓
库里让我清静地写小说，而且我写一章他看一章，以他“莫大新闻系”毕业的高造
诣指导我写作。这时候已经接近深夜十二点，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他是绝不会跑
这样远的路来找我的。

    我赶紧开门。只见老赵上身裹着棉大衣，下身只穿一件秋裤，看样子是刚从被
窝里爬起匆忙赶来的。他像一阵风似的卷了进来，也不在炕上坐下，而是站在那里
迫不及待地说：“有好消息！刚才我听莫斯科广播，江青一伙儿被抓起来了。”我
还有些不大相信。他接着说：“我天天看报纸，正奇怪这几天怎么没有江青他们的
消息了呢，没想到毛主席死了没几天，这么快他们就倒台了。”据他分析，江青一
伙儿是代表中国极左思潮的，他们一垮台，政治形势必然会有所放松，我写的小说，
很可能有机会出版了。因此他连夜赶来通知我这个好消息，要我先放下手头正在创
作的部分，先把前面几卷修改定稿，争取出版。

    他走了以后，我不是立即着手整理稿子，而是立即给娟写信，告诉她天气阴转
多云，马上就要放晴了。尽管我的政治问题一时半会儿的解决不了，但我的稿子可
能会有出路，她也可能有出头的日子了。

    不久老赵传来的小道儿消息就被《人民日报》的报道所证实。“四人帮”的倒
台，是我的小说能够出版的前提，也是我和娟能够商谈婚事的基础。我们都认为，
只要“四人帮”一倒台，不但她的冤案问题有可能解决，有可能考虑婚姻问题，连
我的政治问题也有可能解决，至少可以放松，例如不再把“摘帽右派”列为专政对
象，恢复真正的公民身份并适当安置工作等等。而我则认为：只要允许我出版小说，
我有信心肯定会一炮打响，从而我的命运和前途必然也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果然开始商谈婚事了。我提出了极为苛刻的结婚条件。
我写信告诉娟：第一，我是因为直言而获罪的，但我“宁鸣而死，勿默而亡”的性
格，不会因为获罪而不再直言。写小说，是另一种方式的直言。目前“四人帮”固
然打倒了，但是根据《人民日报》发表的“两个凡是”的社论，今后执行的仍然是
毛泽东路线，也就是说，“广开言路”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也就是说，因言获罪的
可能性依旧存在；也就是说，不一定哪一天，我还可能进监狱。在这样的前提下，
如果她愿意与我结合，首先要有“送牢饭”的思想准备。如果万一他日我因言被捕，
她那边立刻宣布与我划清政治界线，那就不如今天干脆不要考虑。第二，我目前暂
时还离不开劳改农场，而且我们是没有探亲假的三等公民，如果与我结婚，我最多
每年只能回家住半个月，至少在几年内要忍受两地分居的苦楚与不便。第三，我一
个月只挣三十二块钱，每月还要存十几块钱作为一年一度回家探亲的路费。如果与
我结合，最好干脆不要孩子，如果一定要有个孩子，只能靠她扶养了。

    这样苛刻的结婚条件，在全中国来说，恐怕也是少有的。我这不是以进为退，
而是以退为进，是破釜沉舟，是一次性把丑话都说在前面，成败得失，全在此一举
了。因为事情明摆着，如果我不把这些不利因素统统摆出来，一旦遭遇到“不测”，
再来做思想工作，可就太晚了。

    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回信到来，居然是斩钉截铁的一句话：“你所提的三个条
件，我完全接受。”她解释说：她知道这等于用她自己的政治前途来交换这桩也许
会遭遇到许多艰难挫折的婚姻，但是她第一出于爱才，第二出于支持正义，她下决
心这样做了。她说：如果她只求组织一个安逸的小家庭，如果想当“官太太”，这
几年来给她介绍的对象中，不乏复员军人和机关干部，有的还是造反派的小头头。
但是她的态度很坚决：“要我嫁造反派，我宁可一辈子不嫁人！”“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中她坚持不考虑婚姻问题，主要也是为了避开这些造反派们。既然十年时间
都等过来了，当然要找一个与自己志同道合，有共同观点、共同语言、共同命运的
人。

    这件事情，她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包括她的父母与哥哥。她知道，只要与别人
商量，可以预计几乎不会有人表示同意或支持的。不过事后她也曾经征求过一个人
的意见，这个人是她的好朋友，缙云县法院副院长应章恩同志。她比较详细地介绍
了我的情况，老应同志当时就预言：“这些受迫害的同志，早晚是会给他们平反的。”
──要知道，关于要给右派平反的烟台会议当时还没有召开，即便召开了，按他的
级别当时也不可能知道。他是完全出于对“文革”以后自己形势的认识作出这样的
判断的。有了他的支持，娟对自己的大胆决定更加有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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