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关于这部科幻小说的产生与出版，似乎有必要在这里多啰嗦几句。

    1980年初，我结束了长达23年的劳改生涯，落实政策，回到原单位国家语委等
待安置工作，就住在语委后院儿的招待所里。

    当时的国家语委是个紧缩单位，编制只有50个人，而在编人员却已经超过了100， 
加上我的老婆孩子都在浙江农村，因此对我的工作安置似乎相当困难，总想通过联
系把我打发到浙江去。我在招待所一住就是半年，没有工资收入，每天五毛钱的生
活费，还是妻子向朋友们借来汇给我的。

    这期间有两个人对我的生活表示过关心。一个是我的老师倪海曙同志，他当时
任国家语委秘书长，正在创办一本不定期刊物《语文现代化》，于是我成了这家刊
物的编外编辑。没有人知道，创刊号上“拼音文字实验”栏目中的十几篇文章，尽
管署名也有十几个之多，却的的确确是我一个人写的。目的无他，就是为了让我多
挣几个钱，好在招待所继续“坚持”下去。

    第二个关心我的人，是语委的副研究员宋学同志。我与他素不相识，但是他经
常到招待所来坐坐，与我聊聊天儿，当然主要聊的是与语文有关的一些问题。

    有一天，他邀我一起到北京大学去听一个美国语言学家的报告，还借给我一辆
自行车，我们一起蹬车上北大。

    在路上，他跟我聊起50年后中国文字改革的远景规划，对汉字的拼音化，还挺
有信心的。说着说着，我忽然灵机一动：如果以此为题材，写一部科幻小说，不是
挺有意思的么？

    他也同意我的意见，但是他很谦虚地说：他虽然他是辽宁大学的语文教师，但
教的是汉语语音学，最不善于写小说。为此，他希望能够与我合作，共同来完成这
个设想。我说：请他先写个提纲，故事的开展和文字的润饰归我。──事情就这样
说定了。

    不久，他果然拉出了一个四五千字的提纲。为征求意见，先寄给他的老朋友、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导俞智先同志过目。不久，俞智先同志寄回一篇两万多字的
二稿来，故事轮廓基本上有了。于是宋学同志把稿子交给我，要我最后润饰定稿。

    这时候我已经通过科幻作家郑文光同志的介绍，到科学普及出版社第三编辑室
当上了科学文艺书刊的编辑，半了一个不定期刊物《科幻世界》，并参与“少年科
学文艺丛书”的编辑。于是我用了几个星期假日加上早期晚睡，把两万多字的二稿
扩展成6 万多字的三稿，定名为《古尸复活记》，作为丛书的一本，于1981年年初
通过复审、终审，终于发稿了。署名用的是三个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S.Y.W..

    直到1981年10月，《古尸复活记》方才印了出来，共印了42000 冊。当时我已
经调到宝文堂书店专门编辑通俗小说。但是我还没有拿到样书，就听说三编室科学
文艺组的组长白金风同志认为这本书不科学，反映到社长和总编那里。当时科普出
版社的社长是汪浩同志，总编辑是郑公盾同志。他们责成副总编辑陈蕴山同志召开
一个会，专门讨论这件事情。尽管当时我已经调离科普出版社，但因为我是责任编
辑，所以特地把我召了回去，参加讨论。

    白金凤同志是北大文学系毕业的，当时任三编室科学文艺组的组长，后来提升
为科普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我发《古尸复活记》，复审的就是她，当时她并没有提
出反对意见，不料书印出来以后，忽然说书中的张华在唐山大地震中被埋在海底，
不具备“速冻”的条件，更不具备一冻就是60年的条件，因此复活的前提不成立，
认定这本书不科学，主张停止发行。

    主持会议的副总编辑陈蕴山，本是个行政干部，既不是学文学的，也不是学科
学的，但是个党员。开会之前，他倒是通读了全书，做了充分的准备。他除了同意
白金凤的观点之外，还发现书中有两处地方出现“东方法西斯”字样，认为这是严
重的政治问题。他在会上向我质问两点：第一，哪一个中央文件上有“东方法西斯”
这样的提法？第二，“我给你一具死尸，你吴越能把它复活吗？”

    讨论会开到这样的水平，离开文学和科学都很远了。这个会实质上已经变成了
对我的批判会甚至斗争会。尽管我知道在这样的会上跟他们讲不出什么“理”来，
但我还是据理力争：第一，科幻小说是“小说”而不是“科学”，《古尸复活记》
写的是60年后的人类进步，重点不在古尸能不能复活；复活一具古尸，只是为他不
适应60年后的生活作铺垫。第二，“东方法西斯”指的是“四人帮”的血腥统治，
尽管“中央文件”上没有这样的提法，但是文学作品中“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提
法是屡见不鲜的。如果未见于中央文件的话就不能说，文学作品还写什么？

    这种会，帮我说话的人是不会有的。有几个编辑保持沉默，但不等于他们没有
自己的看法。

    负责此书终审的是副总编辑祝贺同志。他是学农业的，倒是与科学沾边儿。但
是当时他一年要终审一二百部书，根本不可能每本书都看一遍，只能大体上翻一翻，
然后根据责任编辑和编辑组长的审读意见，“不负责任”地签个字。加上他不是党
员，处境也很尴尬。他只能两边不得罪地抹稀泥，但是两边都不听他的。

    会后我去找社长汪浩同志。他似乎也很难决断，最后说：“我们打个报告给出
版署，把双方的意见都写上，让出版署最后决定吧。”

    这样的案子报到出版署，负责处理的绝不会是署长、司长，更不会有人认认真
真地通读全书，作出结论。我不说署里没有这样的水平，至少他们没有这样空闲的
时间。从“保险”出发，最大的安全系数是当然“不出版”。负责处理这种小案子
的，一般不过是科员起个草，科长或处长签个字，“文儿”就下来了。结论也在我
的意料之中：不宜出版。

    于是42000 本已经印好的书，就这样拉到了造纸厂，化作纸浆。在我的一再要
求下，总算拿来三本样书和100 元退稿费，三个作者一人一本书之外，每人还落下
了33块钱。

    十年之后，我又创办了一套“宝文堂通俗小说”，近似于刊物，以发中短篇为
主。为了增加品种，也想发几篇科幻小说。我把《古尸复活记》拿去请郑文光同志
看了，他认为不论从科学上、文学上、政治上，这样写法都没有问题，只是书名起
得不太好。于是这部被莫名其妙地“枪毙”了的小说，又以《冬眠人》的名字列入
了“宝文堂通俗小说”第十本，正式出版了。

    通过以上叙述，也可以看出科幻小说在中国很难发展的内在原因之一，就因为
非科学家出来指责科幻小说不科学。当年的“四大名家”如郑文光、叶永烈等人，
封笔的封笔，改行的改行，我创办的《科幻世界》只出了三期，就因为我的调离，
尽管第四期稿子已经编好，我的下任宋宜昌同志也以“干不了那么多活儿”为由坚
决不接，就这样夭折了。

                                                  吴  越

                                              2000年6 月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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