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姑娘谁无儿女情
在与苏老师及姐姐们相处的头一个多月时间中，或旁敲侧击，或当面询问，主
要听李淑英和杜金铃的叙述，兴致好的时候，苏老师自己也会来凑热闹，跟我们讲
一些当年的故事。
我发挥自己的全部能量，总算大致上把苏老师年轻时候的情况和她在教养期间
的表现搞清楚了。关于她为什么会被人迫害进了公安局，这件事她一直讳莫如深。
我心里明白，她跟我的关系，现在还不如跟杜金铃她们好。在杜金铃她们面前都从
来不说的事情，要她对我说，明摆着是不可能的。我只有争取到苏老师对我极为信
任以后，在她心情好的前提下，也许才能“诱发”她把她的“隐私”说出来。
于是，我研究了战略战术，一是决定多和苏老师单独接触，争取跟她的关系越
来越融洽；二是由远到近，先扫外围，尽量让她回忆并讲述过去的故事。讲着讲着，
讲到了关键问题，自然也就连带而出，难遏难收了。
一天，是张亚男的休息日，我们照例举行一次“星期日集体义务劳动”，晚饭
照例在苏老师家里“吹喇叭”、喝棒子面儿粥。我跟杜金铃商量好了，晚上晚一些
回家，软磨硬泡地要苏老师讲讲她自己年轻时候在新四军里的婚姻、恋爱和斗争的
故事。
出这样的题目，是因为杜金铃他们都不知道苏老师是不是结过婚，是不是有丈
夫和孩子。让她讲这方面的故事，不是就把这些事情都讲出来了吗？好在这不是什
么保密的军机，也不是什么不能讲的隐私。用苏老师自己的话说：“一个年轻的姑
娘，又不瘸又不瞎的，长得也还说得过去，谁能没有一段罗曼蒂克的历史？只是如
今两鬓斑白，在我们这些”娃娃“们面前讲自己年轻时候的风流债，有点儿不好意
思罢了。”我们就挖苦她是口头革命派，骨子里是个老封建。苏老师最听不得这三
个字了，被我们一将，加上那天她的情绪特别好，就把蜂窝煤炉子搬进房间里来，
一方面驱驱房间里初冬寒夜的凉气，一方面用茶缸一缸一缸地烧开水沏热茶给大家
喝，来一个“围炉夜话，细讲当年风流事”。
我在一九三七年参加了陶铸、方毅主办的鄂豫边区农村工作训练班，毕业以后
先实习了一个时期，一九三九年正式分配到京安县工作。这个县，在今天出版的地
图上是找不到的。那是当时临时成立的游击区，主要包括京山县和安陆县在大洪山
山脉接壤地带的漳水流域和大富水流域，其中也包括应城县的一部分地区。比如我
最早工作的巡检司区，离应城县城就不到二十公里。我们游击政府的工作人员其实
和部队没有多大的区别，流动性很强，生活也很苦。全部家当，一个背包就能背走
了。办公经常不用桌子，找块平整点儿的石头坐下来，大腿上就可以写报告、批文
件。我们这个县政府，和你们现在头脑中的“政府”这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在京安县一干就是好几年。开头在巡检司区区委当妇女委员、宣教委员，后
来调到同兴店区当区委书记，最后抽上县委来工作，先在县委组织部当秘书，后来
任命我当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因为没有正部长，就由我代理部长。
一九四一年，我二十四岁。按照中国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伦理，我应
该结婚了。可是当时我的心境非常不好。我根本就没有一丁点儿想结婚的意思。我
不是个独身主义者，也不是个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根本没儿女之情的人。早在一九
三七年，我就爱上了我在农村工作训练班的区队长田一民。区队长管三个学习组，
一个学习组十二个人，相当于一个班，所以区队长相当于排长，不过因为学员以后
都是干部，区队长实际上比排长的级别要高一些，所以不叫排长而叫区队长。
田一民比我大七岁，已经有好多年的斗争历史了；而当时我刚满二十岁，参军
不久，对什么都不懂。他像大哥哥一样关心我，既关心我的生活，也关心我的进步。
一九三八年，他终于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在训练班里，发展党员还是秘密的。我
永远不会忘记，在老河口一间幽暗的草屋里，一支土蜡烛的微弱红光映照着巴掌般
大小的一面党旗和木刻印刷的列宁像，我和另外几个同学站成一排，面对着党旗庄
严地举起了左手，一字一句地跟着田一民朗声宣读入党的誓词。我也永远不会忘记，
毕业了，要分配工作了，我背上了背包，怀里揣着组织介绍信，要步行出发到京安
县委去报到。田一民正好要到附近去办一件事情，就“顺便”送了我一程。一路上，
还可以说说话儿，介绍他的工作经验。
我们相爱，彼此心里都明白，但是在那个年代，客观环境根本不允许我们有谈
恋爱的可能，彼此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声诸如“我爱你”这样的悄悄儿话。离别在即，
我多么想在他的面前把自己心中积攒了很多很多又压抑了很久很久的全部感情在他
面前像火山那样爆发一下呀。我相信当时的他，感情的波涛一定比我心中更加汹涌。
但是我们都是有理智的革命青年，都知道组织上在这方面有很严格的纪律。
你们也许不知道，谈恋爱结婚虽然一直称为“个人问题”，但是在当年，作为
一个战士，一个党员，“个人问题”实际上也是要由组织上来解决的。什么人可以
谈恋爱，什么人可以结婚，都有极严格的规定。当时的说法，叫做“三五五团，二
五五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三十五岁，有五年以上的斗争历史，团级干部；
或者二十五岁，有五年以上的斗争历史，营级干部的人，才可以申请结婚。当然，
这是指男同志而言，对女同志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只要年满十八岁就可以了。一民
当时还是个连级干部，要想结婚，还要连升两级再加上七八年时间。而在这一段时
间中，残酷的斗争生活，谁能预料到明天是活还是死，谁知道自己哪一天会成为光
荣的烈士呢？正因为有这两项十分现实的困难阻隔，尽管一民心里明明有我，可他
总是尽力压抑着，尽量不让我感觉出来。作为一个姑娘，我当然比较敏感。他不用
跟我多说，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什么都清楚。
到了分道扬镳的三岔路口，要说的话虽然还没有说完，最后握别的时候终于到
了。我们并排地在一棵大树下坐下来略为休息了一会儿，又说了几句勉励的话。他
站了起来，第一次显得特别亲热地拍拍我的肩膀，向我伸出了右手。我一激动，却
不顾一切地扑到了他的怀里，忍不住流下了惜别的泪。
我希望他再送我一程，或者再在一起多坐一会儿。但是就连这样的欲望，他也
无法满足我。他用凝重而又深邃的眼光注视着我，轻轻地说：“小妹妹，……时间
不允许呀！”就在这一次分手的时刻，我接受了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亲吻，而
且完全是大哥哥对小妹妹那样地在我额头上象征性地碰了一碰，就头也不回地大踏
步走了，毫不犹豫地走了。我知道他内心里也是很留恋、很痛苦的，只是他比我坚
强些，更能够自制罢了。
想不到这一次分别，竟成了我们的永别。他不久奉调到新四军军部去工作，我
们连通一封信的可能也没有。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
田一民在突围中不幸牺牲。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有多么大，你们是可以想象的。
一九四一年三月，第二次反共高潮刚刚过去，新四军的组织刚刚重新建立起来，
我的一个领导人知道我的“对象”已经牺牲的消息，不是从思想上开导我、在精神
上安慰我，而是乘虚而入，竟然在这个极不是时候的时候通过组织向我求婚来了，
真叫人哭笑不得。
清明前后，阴雨连绵，天气还很凉。当时我在区里检查宣传鼓动工作，正好区
委书记从县委开会回来，带来县委组织部李部长的一个通知，要我放下手头的工作，
马上赶回县委去，说是有十分重要的事情等我回去办理。我想来想去，琢磨不透有
什么事情如此十万火急。逼着区委书记问，开头他死活不说，总推不知道；后来我
问急了，他才略微透露了一点儿口风，说是八成儿有好事儿等着我。当时我就猜到
十有八九是这种事情。可是组织部的通知，又不能不去，只好窝着一肚子火气冒着
霏霏细雨赶回组织部。
婚姻这件事情，本来纯粹是男女双方两个人的“私事”，任何人不得干涉。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里是这样说的，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也是这样推
行的。但是在军队内部，除了在“三五五营，二五五团”的规定之内准许自由恋爱
外，还盛行着一种“组织介绍”的婚姻形式。这主要是发生在担任领导工作的男同
志和普通女同志之间：哪位首长看中了某个女同志，就由“组织”出面，一般是政
委、教导员、协理员或者组织部长等等把那个女同志找去谈话，先介绍一通某个首
长如何如何好，接着说一通照顾好首长的生活，让首长更好地投入工作，也是革命
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后当然就是直截了当地动员这个女同志把背包背到那个
首长的炕上去。一般说来，被动员的对象大都很听话；能跟首长结合，好多人还求
之不得或者梦寐以求哩！但是也确实有一些倔脾气的“犟姑娘”不那么听话，死活
不干，于是“组织介绍”退一步变成了“组织调动”，把你调到这位首长的身边去
工作，以便让你对首长更加了解，并在工作中培养感情。作为一名革命战士，你总
不能不服从组织分配和调动吧？于是，又有一大部分本来不愿意嫁首长的在“有了
感情”的前提之下“自愿”地嫁给首长了。许许多多为了逃避封建包办婚姻从家里
逃出来的姑娘，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这种“组织介绍”的实际上是半包办的婚姻。
在战争的环境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部队里女同志极为缺少，首长
们又大都工作繁忙，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寻求一个政治上可靠的对象，更没有时间去
谈恋爱建立感情，“组织做媒”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只可惜“进城”以后，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婚前缺乏了解，以至婚后“缺乏感情”或者“缺乏共同语
言”，最终还是不得不走离婚这条路。
我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啪嗒啪嗒踩着泥水大踏步地往前走。我的警卫员王正
义打着雨伞总想赶到我的前面去，好给我挡住点儿风雨，可是走着走着就被我甩到
后面去了。我不是急于要去接受组织的提亲，恰恰是对组织上的这种做法十分恼火，
急于要去跟那个江西来的李部长吵上一架。
王正义虽然长得比我高出半个头还多，其实只有十七岁，还是个大孩子。两个
月前组织上把他从战斗部队抽调来给我当警卫员。他淌着雪水走了三十里山路赶到
县委来报到，等到得知是给宣传部的一个女部长当警卫员，噘者个嘴不肯干了。是
我看见他穿的布鞋已经完全湿透，脚也快要冻坏了，不由分说一把将他拉到我的房
间里，强迫他坐在我那稻草铺的地铺上，给他脱去鞋袜，打来一盆温凉的水替他洗
干净了脚，用毛巾擦得有些发热了，又解开自己的棉袄把他的冻脚焐在我的怀里。
这时候，他满脸通红，竟像个孩子似的呜呜地大哭了起来。我笑着批评他都参加革
命了，封建思想还这么严重；他吭哧了半天，才说他长这么大，又没有姐姐，除了
母亲，还没有一个女人对他这么亲热这么好过呢。我问他愿意不愿意给我做弟弟，
他抹着眼泪笑着说：那当然求之不得。等到他弄清楚我这个睡地铺的好心姑娘就是
县委宣传部的代理部长，慌得他连忙光着脚丫子站起来给我立正敬礼。不过这时候，
他已经心甘情愿地给我当警卫员了。
为了消除男女之间、上下级之间的隔阂，我经常带着他下乡去，经常两个人在
同一间房间里头对头地打地铺，两个人一聊就是半宿。他在洪湖边长大，善于唱民
歌，一有空闲，我就让他教我唱他们的家乡小调。没过多久，我们就完全像是亲姐
弟似的亲密无间，轰他走都不肯走了。
这时候，他见我闷头赶路，脸上的神色还挺不高兴的样子，紧赶几步，走到我
的右边，用雨伞挡住斜风刮过来的雨丝，纳闷地问我说：
“苏部长，你今天的神气有点儿不大对劲儿，遇上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了吧？组
织部让你回去，区委书记不是说有好事儿吗？我猜准是因为你工作做得出色，要正
式任命你当宣传部长呢！这可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好事儿嘛！”
我叹了一口气，不作正面回答，却绕着圈儿问他：
“小王，你倒说说，现在你们家乡，还兴封建包办婚姻吗？”
他一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咧着个大嘴直摇头说：
“自打新四军来了，民主政府提倡婚姻自主，现在我们家乡的青年男女都兴自
由恋爱啦！封建包办婚姻嘛，当然也还有，特别是偏僻的小山村里。赶上听话的儿
子，看看姑娘也还可以，大都就这么算了。在农村，自己家里条件差点儿的，讨个
老婆也不容易。赶上性子犟的儿子，或者自己已经有了可心的对象，或者看看姑娘
实在不行，那可就要闹家庭革命了。”
“那么我再问你：如果今天你家里让你回去讨老婆，这个姑娘你根本就不认识，
或者认识倒是认识，不过不大熟悉，或者根本就不喜欢，你乐意么？”
小家伙直着脖子叫唤起来了：
“我爹是个老进步，家里当然不会干这种老封建的傻事儿的。要是他也给我找
个我不喜欢的人哪，我才不要呢！谁找的谁自己要去！”
我苦笑了一声，没有再往下说。一则是事情还没有肯定，二则是没法跟这个天
真烂漫的孩子说：苏部长今天也将面临着近似于包办婚姻的纠缠，正不知如何摆脱
哩！
县委组织部的办公室里本来有好几个人，一见我来到，李部长亲自给我倒热水
洗手擦脸，又给我沏了一杯热茶。还没等我坐下，就找个借口把手下的人全都打发
走了。
这位江西老表操着浓重的乡音，显得异乎寻常地热情。他招呼我在他对面的一
张旧椅子上坐下，先表扬我工作做得怎么出色，不但县委一班人交口称赞，连政委
陈少敏大姐也多次在边区一级的会上表扬过我。还神秘兮兮地说：看领导的意思，
大概还想在我的肩膀上多压一点儿份量。言中之意，县委宣传部的部长职位，马上
就要正式委任我了。不过他们做组织工作的人，说话一向含含糊糊，神神道道，模
棱两可，似是而非，让你自己去琢磨，琢磨错了，他可不负责任。反正我参加革命，
为的是求得自身和全人类的解放，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当什么官儿，再说，宣传部本
来就没有部长，从一开始就是我这个副部长代理部长的，即便宣布我当部长，事情
还是那么多，权限还是那么大，根本就无所谓增加份量。我对这个话题不感到兴趣，
随便谦虚了几句，就问李部长专程把我召回来，有什么重要的任务要布置。
江西老表依旧嘿嘿地笑着，又说了两句鼓励的话，忽然脸色一变，显得颇为悲
戚地自我检讨起来：他说他的官僚主义太严重了，相处两年多，居然不知道田一民
是我的对象。这次田一民同志光荣牺牲，他也没有好好儿安慰安慰我，幸亏我意志
坚强，才没有影响到工作。今天，他代表组织正式向我致以慰问，要我节哀，要我
化悲痛为力量，等等。
我和田一民要好，其实并没有公开，同班同学有在背后嘀嘀咕咕的，也不过是
瞎猜。本来，作为一个党员，如果有了相爱的人，是应该向组织汇报的。我们的事
情，既然并没有确定过恋爱关系，我当然没有向组织汇报过，相信一民他也不会这
么糊涂、这么莽撞。如今一民死都死了，我又不是他的“未亡人”，为什么还要授
人以柄，自己承认对组织不忠诚老实呢？所以我一听老表扯到这个问题上来，赶紧
打断他的话头，加以否认。我说我在农村工作训练班学习的时候，我当四班班长，
田一民当二区队区队长，管四五六三个班的学习和生活，正好管着我。我既然当班
长，跟本区队的区队长在工作、学习等方面的联系多一些，那是必然的。后来他又
当了我的入党介绍人，个人之间的感情也比较融洽，这都是事实。不过俩人之间确
实还没有发展成恋爱关系，我就毕业了，他也调走了。
李部长听我这么说，脸上又露出了笑容，立刻就转了话题说：
“老上级、老领导、老同志牺牲了，谁的心里不难受？这种心情，大家都是一
样的。特别这一次皖南事变，牺牲了七八千好同志，不但是千古奇冤，也是万古血
债呀！我们大家都要化悲痛为力量，向蒋介石讨还这笔血债！不过小苏哇，如果我
还不是太官僚的话，你今年也二十四岁了吧？个人问题，你考虑过没有哇？边区宣
传部马部长，你当然很熟悉的，他以前在你们训练班兼过课，给你们做过报告，理
论水平很高，笔下和口才都不错，你总还有点儿印象吧？头几天他下来检查工作，
你不在，我代你汇报了一下。他听说你在这里工作得这么出色，非常高兴，跟我商
量，想把你调到他那里去给他当助手。他今年四十二岁了，年轻的时候，还是个很
有才华的诗人呢！大学毕业以后，就为革命东奔西跑，至今个人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看你们志趣相投，工作相近，倒是挺般配的。如果你同意的话，可以成为一对儿
最理想的革命伴侣。怎么样，老上级，老领导，老同志了嘛，彼此都了解，由组织
出面介绍，不用多考虑了吧？准备准备，五一节就办喜事，还有一个多月时间，满
来得及的。”
果然不出所料，李部长摊牌了。边区宣传部马部长，不但从前给我们讲过课，
是我的老师，现在还是我的顶头上司，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研究工作，怎么
会不认识？说实话，对于马部长，我对他的印象还是满不错的。我一直把他作为上
一辈的长者，对他很尊敬；没有想到他倒打开了我的主意了。一定是在训练班的时
候，他就知道田一民跟我关系密切，所以以前没有这个心思；现在听说田一民牺牲
了，就动了心了。撇开年龄差别过大、平时没有来往、互相缺乏了解、没有感情基
础这些因素不谈，单就一民牺牲刚刚两个多月这一条，他一个大学毕业、又是专做
思想工作的宣传部长，怎么就不懂得一个“人”不同于一头牲口，人是具有感情的
这么一条普通道理呢？如果他会办事，不提婚嫁，先把我调到边区去协助他工作，
时间长了，俩人互相有了了解、有了感情，再提婚事，才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如今他看上了我，让县委组织部出面做媒，也不问问我是不是看得上他，马上就要
我嫁过去，拿我当成什么了？为了这件事情，冒雨把我从区里召回来，我心里本来
就窝着火儿了，这时候听李部长把一个人一辈子的婚姻大事说得如此轻巧，我的火
气更大了，当时就没好声气地摔咧子给他听：
“马部长，是我的老师和上级领导，我怎么会不认识？从以前到现在，我对他
的印象一直挺好，对他也挺尊敬的。不过这跟搞对象结婚可完全是两回事儿。搞对
象嘛，还要有另外一种感情，还需要一段时间互相了解脾气性格，哪儿能这么随随
便便隔山卖老牛似的听别人一说买卖就成交的呀？”
李部长没有听懂我的意思，还笑着打圆场说：
“好几年以前就认识了的，又长期处于上下级关系，能说彼此不了解吗？至于
夫妻感情嘛，那是逐渐培养逐渐产生的，谁跟谁一见面就产生夫妻感情了？还不是
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儿地培养起来的？不怕你笑话，我和我那口子，结婚以前连面都
没有见过呢？还谈什么这种感情那种感情？还不是成了亲以后逐渐逐渐有了感情的？
她现在是已经死了，被白匪军杀害了，要不然，我们两口子在村子里还是模范夫妻
呢！好在从今天到五一劳动节，还有一个多月，培养这么点儿感情的时间，总够了
吧？你们读书人，不是讲究‘一见钟情’吗，这一个多月，够你们见几十面了呢！
从公的方面说，这是革命的需要、工作的需要；从私的方面说，你们两个，一个单
身汉，一个孤身女，生活上大家都缺乏照顾。特别是像你这样的二十四五岁的单身
女人，下乡去工作，带着个男警卫员，连住宿都不方便不是？只要你和马部长一旦
结合起来，所有这些问题就全都迎刃而解了。”
我听他说着说着越说越不对劲儿，刚刚压下去的火气又让他给将起来了。我呼
地站了起来，沉着脸挺不客气地说：
“李部长，灯不拨不亮，话不说不明，既然你今天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
就把我早想跟你说的话全说出来吧。第一，警卫员是组织给我配备的，不是我自己
到哪里找来的。下乡去工作，住宿条件没有那么好，两个人合住一个房间，也不是
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干革命嘛，满脑袋封建思想还行？再说，人家才十七岁，还是
个孩子。领导上要是觉得不合适，给我换个女的也可以，不给我配备警卫员也可以。
谁要是想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破坏我的名誉，我可不答应。这个官司打到什么地
方我都奉陪。第二，我对你们这样对待女同志有意见。哪位首长看中了一个女同志，
就让你们出面做媒，叫做什么‘组织介绍’，实际上是半命令半强迫，根本就不尊
重女同志本人的意愿。这叫什么介绍？照我看，这是一种封建落后的男权思想，也
是一种家长制的表现，说得严重点儿，简直是军阀作风！对待女同志，你们想圆就
搓，想扁就踩，你们是拿女同志当丫鬟还是当姨太太？第三，现在是四十年代了，
这里又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咱们天天喊民主，天天教育老百姓要摆脱封建婚姻的束
缚，要争取婚姻自主，难道连咱们自己的婚姻都自主不了吗？如果马部长没有托过
你，那就请你以后少用组织的名义来管这种闲事；要是马部长托过你，那就请你转
告马部长，让他直接来找我好了。自己的婚姻大事，我自己完全作得了主！第四，
刚才你一个劲儿宣传你们两口子结婚前连面都没见过，结婚以后感情怎么融洽，还
是模范夫妻。我不否定封建婚姻制度下也有和睦的家庭，但这绝不能证明封建婚姻
的合理性。因为在封建制度下面，婚姻的不幸福不愉快是必然的，幸福愉快的婚姻
只是偶然的。我们不能用偶然来取代、来否认必然，更不能因为有个别偶然的例子
就反对婚姻制度的改革，在革命部队中继续执行推广封建婚姻或者半封建婚姻。你
是县委组织部长，经常代表组织代表党说话，在群众的眼睛中，你就是党的化身，
我希望你以后说话多考虑考虑，不要张嘴就来。你个人说错一句话是小事，给党造
成不好的影响，后果就严重了。”
听我这样不客气地批评起他来，不但完全出于他的意料之外，也确实把他惹火
儿了。平心而论，李部长在别的方面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他出身农民，参加红军
以后，作战勇敢，对敌斗争坚决，在党的培养下认了字入了党当了连指导员，五次
围剿中负了伤，辗转从江西苏区沿途乞讨找到鄂豫边区来，父母妻儿全为革命牺牲
了。自己的年龄比马部长还大，经过他的“组织介绍”结了婚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对
儿了，可他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也给自己来一个“组织介绍”。看起来，他虽然号
称“部长”，其实也跟我一样，前面还有“县委”两个字管着。当时部队里形成的
这种带有封建意识的婚姻制度，既不是他这个“县委组织部长”发明的，也不是他
这个小小的部长所能够制止的，更不是他李部长那农民意识的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
所能够体会得到、意识得到的。正因为如此，李部长听了我的这一番说话以后，虽
然由于双方的地位和身份没有跟我大发雷霆，却也收起笑容，放下脸皮来，十分严
肃地训斥我说：
“苏德赛同志，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样说话，是要犯错误的。我年纪比你
大许多，经历过的事情也比你多得多，你如果肯听我一句劝，以后说话办事可不要
太任性了。任性就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你不听我的劝，早晚要吃大亏的。我可
完全都是为了你好。难道说，那么多女同志经过‘组织介绍’跟首长结了婚，都成
了封建婚姻的牺牲品了？都去给他们当丫鬟、做姨太太去了？今天我不妨把实话告
诉你，要给你配备一个警卫员，是我的主意，把小王配备给你当警卫员，也是我的
主意，人都还是我去挑选来的。我只是想到你们一起下乡会有些不方便，并不是听
到了什么反映，你不要多心。至于马部长的事情嘛，他并没有托过我，是我听他对
你一个劲儿地称赞，想到你们在一起生活一定很合适，所以才主动给你提一提。你
应该体会到这是组织上对你的关心，不应该反感，更不应该说出这一番有严重错误
的言论来。小苏哇，你们知识分子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太多，其实么，结婚就是那
么回事儿，实际得很，也没什么神秘的。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什么时候想通了，
再来找我。”
我不但没有领他的情，只说了一声“谢谢组织的关怀”，扭头就走了。
这件事情后来汇报到我们的政委陈少敏大姐那里去，陈大姐不但没有批评我，
反而夸奖我说：“苏德赛那孩子，真有股子刚烈劲儿，我就喜欢这样的人。老马那
样的男同志，在我们鄂豫边区也算是个数得着的风流人物了，这样的人她都不嫁，
可见这个人不简单。比起那些只要有马骑、只要有大衣穿就惦着去当‘官太太’的
人，可强得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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