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我的家庭

    公元一九二四年中秋节皓月东升阖家欢庆团圆的时候，我来到了人间。尽管那
时候祖国的大地上硝烟弥漫，战争不断，一点儿没有“四海升平”的迹象，但是祖
父却偏偏要借我出生时的良辰美景，给我起了一个十分吉利的大名，叫做“月庆”，
小名就叫“阿庆”。

    我爸爸是个木匠，学徒出身，多少也认识几个字，在同行中手艺还算是比较好
的。大到庙宇房屋，小到橱桌家什，都能做得像模像样，因此生意倒还不错，虽然
没置下什么产业，一家的温饱，却也不愁。

    我爸爸不认识几个字，可我祖父却是个不第的秀才。

    秀才的儿子怎么会不识字？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

    在景云县的葛氏族人中，我们这一房，据说一直是“书香门第”，我祖父还是
个“神童”，小小年纪就会做诗，未曾弱冠就考取了“秀才”。但是正如人们讥笑
的那样：“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不死。”我祖
父成了秀才以后，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一天到晚只知道读几句“诗云子曰”，
一年到头只靠县庠里领的那几斗“学谷”度日，别的生理，一概不会。看看到了四
十不惑，场场科试总是名落孙山，也逐渐理会到自己不是个做官的材料，更没有那
脸面提着破烂的考篮去跟比自己足足年轻一辈儿的娃娃们抢那粉汤包子吃，只好长
叹了一口气，这才自认无能，到邻村去坐馆授徒，教几个拖鼻涕的蒙童，赚几文微
薄的束脩，想以此贴补家用，苦度光阴。

    可是穷人家偏偏子女多，祖父一共生有七子三女，一个挨着一个，像台阶儿似
的，都没有成人。祖母原也是个门当户对的读书人女儿，自小懂得三从四德，在丈
夫面前，连大声儿说一句话都不敢。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只知道把孩子关在家里哄，
生怕孩子在外面一嚷饿，被邻里听见，丢了秀才相公的面子。

    一家大小十一口团团转围坐在房间里，这个哭，那个叫，大的喊饥，小的说饿，
祖母除了吞声饮泣之外，也无计可施。看看过了一天，恰逢秀才回来，看见孩子们
啼饥号寒，嚷成一片，不由得心头火起，抡起烟袋杆就向哭得最凶的老四头上砸去。
铜烟袋锅砸破了头皮，血流如注，祖母急忙抓一把烟丝摁在伤口上，又把孩子紧紧
搂在怀里，生怕孩子挨第二下，更怕孩子哭出声儿来让街坊们听见了笑话。祖父发
了一通穷威风，还气势汹汹地指着孩子们骂：“一帮饿鬼投胎的没出息的东西，不
就两顿饭没吃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告诉你们，三天没米下锅，也不许喊饿！谁
不听话，我活埋了他！”说着，跺了跺脚，扭头就走了。吓得大人孩子直翻白眼儿，
谁也不敢吱声儿。

    按祖母的猜想，原以为祖父看见孩子们都饿倒了，总会去借几升米来救救孩子
们的，哪想到祖父是个死要面子的人，宁可让孩子们饿死，也不肯开口向别人借贷。
祖母搂着孩子们在家里干等了两天，仍不见祖父的影子，眼看着孩子们一个个快都
不行了，连喊饿的力气也没有了，可仍不敢开门出去，只有吞声饮泣，静等着无常
鬼来带她们重返饿鬼道。

    隔壁二叔婆见长房一连三天没有动静，既没有出门，也未冒炊烟，很不放心，
就踅过来看看。敲敲门，没人答应，喊几声，还是没人答应，一急之下，推开窗户
往里一张，只见横躺竖卧的满地上都是人，一个个都快断气儿了。二叔婆大声喊叫，
祖母还是不敢答应。二叔婆喊了几声，醒悟到嫂子的脾气，就不再喊，回家去用一
个小布口袋装了两升米，从窗口中扔了进去，又喊了几声：“嫂子，快给孩子们熬
点儿粥，救命要紧！”



    祖母也许是真的饿得不能动弹了，也许是已经绝望，觉得与其这样活受真不如
死了的痛快，总之是既没有回答，也没有起来生火做饭。倒是孩子们听见有东西扔
进来，求生的本能促使他们挣扎着把布口袋解开来看，见装的是白花花的大米，一
声欢呼，也顾不得等妈妈起来了，由大姐姐带领着拥到厨房，点火熬粥。一帮孩子
七手八脚烟熏火燎地折腾了半天，方才煮成了一锅底下焦上面生的浆糊，大家抢着
喝了好几碗，还把一碗最稠的粥端来，把妈妈也救活了。

    经过这一次面临死亡的教训，祖父总算想通了，在叔公、叔婆的劝说之下，撕
破了面子，先后把两个女儿送出去做童养媳，让大儿子跟叔叔去种田，让二儿子去
学木匠，三儿子到邻村一个专制黄标纸的纸厂学造纸，四儿子去给人家放牛。虽然
都不能马上就有收入，至少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剩下几个更小的，就有了活命的希
望了。

    老四去的那家人家，是兄弟俩，已经分家另伙，一头牛却是两家共养共用的。
放牛娃的报酬，讲好是每年给十块银洋，吃饭则由兄弟两家轮流供应，一日一换。
这倒好，老四成了给他们兄弟打扫剩饭剩菜的“泔水桶”了：今天吃了哥哥家的剩
饭剩菜，明天到弟弟家，吃的依旧是剩饭剩菜，东家们当然天天都吃新鲜的。不过
饭倒是能吃饱，比较起来，总比在家里饿肚子强得多。一年做到头，拿回十块洋钱
来，能买五百斤大米，能给全家人做好几件新衣裳，虽然辛苦，也满足了。

    一干干到第三年的冬天，东家叫老四挑一挑萝卜缨到河边去洗。天寒地冻，朔
风刺骨，衣衫单薄，浑身瑟缩发抖，连上下牙也捉对儿厮打。砸开薄冰在砭骨的冷
水里一棵一棵地洗，还没有洗完一半儿，两只手就冻得通红，手背还肿得老高，再
一下水，钻心般地痛，可又不能不咬着牙继续洗。正好我祖母回娘家路过这里，看
见儿子在冰水中洗菜，心疼得急忙把儿子搂在怀里，把两只冻红了的手又是呵又是
搓的，最后还解开衣襟把两只铁锤似的小手揣进胸口里暖着。直到暖和过来以后，
做母亲的才帮儿子把剩下的萝卜缨都洗干净了，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一场，这才依依
不舍地离去。

    腊月二十三过完了小年儿，按照当地的传统习惯，大小长工们都要结算工钱回
自己家去过年，到二月二龙抬头才回来。老四已经当了三年放牛郎，第一个合同已
经期满，明年是不是接着做，要两家人协商后才能决定。

    腊月二十四，我祖父穿着洗得发白的旧长衫，捏着一年到头总也不离手的旱烟
杆儿，出现在两兄弟的院子里。东家见老四干活儿巴结勤快，人也忠诚老实，提出
来再签一个为期三年的合约，答应把工钱提高到每年十二块银洋。可是祖父却坚持
说孩子已经长大，农活儿也已经全都会做，要求按照长工的工钱一年给二十四块银
洋。这样的条件东家当然不肯答应，即便不再算放牛郎，最多也只能算个“半拉子”，
一年给十五六块钱。双方扯来扯去地扯了好久，最终还是没有谈妥，祖父就把老四
带回家来了。

    到了家里，爷爷对奶奶说：“我说过的话，是算数的。孩子我给你领回来了，
现在交还给你。以后是好是坏，我都不再过问啦！”

    原来，做娘的心疼儿子受罪，是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在祖父面前把这个儿子
“讨”回来的。

    母子心连心，路长情更长。这一年，兄弟姊妹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比哪年都
丰盛，比哪年都高兴。

    转眼到了正月初五，凡是鲁班的门人，都要烧香点蜡烛供奉祖师爷，俗称“破
五”。从正月初六日起，老大、老二、老三都要上工去了。那一年，老二虚岁刚十
七，学了三年木匠，已经满师，师傅给了一个墨斗、一把斧子、一把锯，从此也是
正经的木匠师傅，可以独自包工揽活儿了。开年以后的头一宗生意，是给本村何家
叠楼梯。这也算是一件大活儿，一根木料就有好几百斤重，一个人是没法儿干的。
那时候，老二自己刚出师，年纪也还小，根本没想到要带个徒弟，临时没地方抓伙
计，只好把老四带上当帮手。一天活儿干下来，老二发现这个弟弟对于木匠活儿倒
是学得挺快也听上心的，征得了母亲的同意，从此就把老四带在身边学手艺。亲兄
弟成了好师徒，教的尽心，学的用心，老四的手艺上进得特别快，一年下来，就可
以顶一个伙计使用了。兄弟二人，一搭一档，合作得相当好。

    第二年，老二带着老四，到严州府──就是现在的建德市迁到新安江以后留下
的旧治梅城镇──去包工盖屋。由于他们兄弟俩手艺精，质量好，工料省，价格低，
信用卓著，定期不误，生意越做越红火，居然一做就是十几年，每年年底，都能背
回来二百多现大洋给家里过年。老秀才老了老了，终于连连感叹：“读破诗书万卷，
不如一技在身！”

    光阴荏苒，转眼间老四都三十岁了。这一年，老二积劳成疾，一病不起，药石
罔效，终于客死严州。老四扶柩回归故里，老两口白发送壮年，哭了个死去活来。
等到丧葬完毕，做父母的再也不许老四到他乡去卖命挣钱了。好在儿女都已经长大，
家境也一年好似一年：老大和老三，早就娶了媳妇儿，孩子都好几个了；老五和老
六学徒也已经满师；只有老二和老四，为父母弟妹们的衣食在外地操劳，都还没有
娶媳妇。如今死了一个，方才想到也该给“这一个”成家立业了。于是就给老四访
了一个二十岁的贤慧姑娘，完娶成婚。

    这时候，辛亥革命成功已经十来年，随着“欧风东渐”，现代文明逐渐渗透到
山区内地，闭塞落后的景云县也逐渐开通起来，不但有了县立的小学校，街上卖洋
布、洋油、洋火的洋货店也逐渐增多。特别是这里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元老们很不少，
有的当过都督，有的当上了中央委员，还有的当上了外交部次长。他们衣锦还乡，
都要在故里建造新式的楼房府第，以示光耀门楣。但是当地的木匠师傅们只会建造
传统的老式庭院，土气而阴暗，见过世面的革命元老们要的是宽敞明亮的半中半西
式楼房，法国式的落地玻璃大窗，红漆的硬木地板，镀锌铅皮铺地的阳台，却又要
中式的大门加上雕花的隔扇和栏杆。这样的式样和格局，只有老四在严州为富商阔
佬们建造过，而且不用图纸，只要说说意图就能估价动工。第一座这样的房屋落成，
名气就出去了，用不着父母说服动员，儿子就自觉自愿地把水木作开在了县前街，
生意好得居然应接不暇，一年的收入，绝不次于在严州府。

    这个老四，就是我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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