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用人不当起内讧

    本钱一足，生产规模一扩大，二十几名工人根本不够用。除了请唐富回景云再
雇一批工人之外，为了跟当地乡民搞好关系，也雇用了一批本地的工人，特别是非
生产性的杂工，如做饭、运输、保管之类，尽量用乡政府推荐的人。这样，本地的
小痞子之类，也就不敢欺负我们这些“外省人”了。

    工场的规模越来越大，雇用的职工越来越多，我在当地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人
们只知道我是上海来的大老板，既摸不清我有多少个买卖，也不知道我有多少资金。

    自从我逃出景云，一年多了，生怕陈亦祥抓我，还没有回过景云，唐富几次回
去办事，我都托他到我家里看望父母，告知我的近况，也带些钱回去。

    父亲见了几次唐富，来信总说此人言过其实，不堪重用，把人权、财权交给一
个不很可靠的人掌管，万一出事，后悔也来不及。他和六叔商议以后，推荐一个叫
李振献的人到山场来协助工作。我想想一个是我自己的亲信，一个是六叔信得过的
人，由两个人共同负责管理，互相制约，总比一个人一手遮天的强，就同意了。我
的用人方针，一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给他们俩人的分工，是李唐富管山场，
包括雇人和生产上的事务；李振献管财务，包括内部的开支和对外的银钱来往。我
自己名义上是住在“鹰潭办事处”也就是中华大旅馆内。由于经常要发货到上海，
跟各厂的业务联系都要由我出面，实际上我住在上海的时间比住在江西的时间更多
些。就是在江西，住在办事处的时间又比住在山场的时间更多些。圳上坯木场的事
务，就由二李全权代理了。

    每次我从上海回来，总要采购大量的工业品如毛线、床单、香烟、布料之类带
回鹰潭，交给二李掌管，作为交际应酬送礼之用。他们拿这些东西去送礼，用的则
是他们自己的名义。因此从乡、区到火车站，许多人都误以为他们俩就是老板，有
什么大小事情都直接找他们。他们呢，又都自以为有权处理，俩人之间互不通气。
时间一长，造成了他们俩专权独断、关亲顾友、贪图享受、不理正事、争权夺利、
貌合神离的毛病。最后你拉一帮，我结一派，人心涣散，矛盾加深，人人只顾自己
的利益，无人关心工场的生产，最后几乎到了停工的状态。

    我在上海，见订货到期迟迟发不出来，打电报催他们，他俩回电报互相推诿。
我一看事情不对，立即返回鹰潭办事处，他俩也双双赶到鹰潭，在我面前互相告状。
我长期不进山场，听他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时间也是非难分。实在没有
办法，只好和他们一起进山。

    我到工场以后，先找工人个别谈话，了解到二李以及两派的矛盾根源以后，召
开了全场职工大会，让双方的矛盾在大会上公开亮相。盖子揭开，群情激动。我用
人不当，只好引咎自责。但是工场如果保持现状，已经无法继续生产了。我只好作
出牺牲，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做法：结束了圳上坯木工场业务，除李唐富之外，解雇
全部工人和管理人员。工人多发一个月工资，管理人员多发三个月工资。当即派李
唐富到鹰潭人民银行提取现金，一次发清。并请唐富组织工人把全部存货发运到邓
家埠装车，我随车到上海，由唐富暂时留守圳上。

    工场里混乱的局面虽然暂时结束了，但是我的实业也停顿下来了。我是和纺织
器材公司签有合同的，必须尽快组织人马，恢复生产，不然，完不成今年的生产任
务，我的信用失去，牌子也就砸了。痛定思痛，我认识到管理企业，人的因素第一，
任用庸才是不行的。想来想去，想到麻振声是个人才，他在金华温处运输行总管一
切，井井有条，不妨请他来掌管财务；生产上的事情，唐富比较熟手，他是我的朋
友，什么话都可以说，说重点儿也不要紧，批评、改正以后，仍可以让他继续管理，
盯紧一些，问题不大；吴山先生是学法律的，办事铁面无私，不论亲疏，一丝不苟，
目前赋闲在家，请他出任鹰潭办事处主任，掌管财权、人权，万无一失。

    改革方案考虑成熟，一到上海，就和陈老商量。有道是“若要好，问三老”，
他是一位有头脑的老先生，他夫人又是我的主要合伙人，征求他的意见，是很有必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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