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荒年饿鬼的骚动

    在金华，我买了几罐子颜料，回到家里，支起一口染锅来，开始做我的染布匠
生意。但是那年月，人人只求肚子饱，对于衣服，已经不怎么讲究了。许多人家，
连每人每年一尺半定量布票都用不完，何况又是刚过春节，错过了做新衣裳的日子，
因此生意并不好。一个多月过去，只染了几锅，勉强够本而已。

    我觉得坐在家里等客上门不是办法，就用两只旧煤油桶和一个旧搪瓷脸盆改装
了一副染布挑子，每天挑着到各村镇去吆喝，跟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们斤斤计较那
块儿八毛的工钱。这样又过了一个多月，跑得腿都酸了，还是连我自己一个人的饭
钱都混不出来，不由得泄了气，仗着手头还有几个小钱，就隔三差五地出去走走，
一半儿看朋友，一半儿做生意，有一搭没一搭的，也不指着它挣钱了。

    六○年，饥饿的六○年呵！经过五八年的“大跃进”，伤了农村的元气，先是
冒报产量，地里的收成连白薯都当实收产量报上去了，而公粮却要按虚报的“实产”
往上交；继而大炼钢铁，实行“新三光政策”：树砍光，烧炭；鸡宰光，拔毛做风
箱；锅砸光，作炼钢原料。接着五九年又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大割资
本主义尾巴，大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结果地里的草普遍
都比庄稼长得旺盛，各生产队的粮仓里，大都是空的，最多不过有些杂粮和白薯、
土豆、芋艿、萝卜之类。在这个时候再提出“大办食堂”，贴出了“放开肚子吃饭，
拿出力气干活儿”的标语，社员们的肚子倒是真放开了，力气却没有拿出来。单干
的时候，天不亮就下地了，组织起来，集体出工，晃晃悠悠地走到地里，已经九点
多钟，再来一个“地头歇”，男的抽烟聊大岗，女的做鞋织毛衣，一歇就是一个来
钟头；起来干一个钟头，又收工回家了。后来实行送饭到工地，也不过是排队打冲
锋，吃饭像武松，干活儿磨洋工，生产全落空。加上干部们的多吃多占瞎指挥，人
人心里有气，嘴上不说，活儿上找齐，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如此这般，维持不了
几个月，所有的食堂就几乎都办不下去了。多数大队，都组织妇女儿童和老弱劳力
漫山遍野去挖野菜，掺在土豆、萝卜里当菜吃。饿急了，也有人吃砻糠饼、观音土，
大便干得拉不出来，要用手去抠。大人孩子在喊饿声中一天天消瘦，地里的东西，
只要是能吃的，不论是白薯、土豆、老玉米，还没成熟就有人偷。不敢偷或者不肯
偷的，就廉价出卖家当：一个大衣柜换十几斤大米，一张桌子换几斤白薯丝。到了
后来，人人都知道粮食是真宝贝，就是拿出绫罗绸缎来，也没人肯用粮食交换了。
有门路的，纷纷外出谋生，不怕路途遥远，连宁夏、新疆都有人跑；没有路子的，
只好窝在家里“干耗”，空着肚子，连走路都打晃，还要出工干活儿，什么时候把
身上的几两油耗干了，在路边一倒算完事儿。

    我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从劳改队里回来，而且入了农业，前景的暗淡，可想而知。
如果不是有几个钱积蓄，肯定我也会加入“路倒”的行列，要民政局来收尸了。

    我家虽然开了小灶，但是一日三餐，还不能不去食堂打饭，一者遮人耳目，二
者也靠它补充家里粮食的不足，三者有时候还要悄悄儿拿它去“布施”，去救命。

    平常时候，都是我老婆上食堂去打饭的，过年那天，食堂里难得吃一顿掺和着
白薯干的大米饭，我老婆在厨房做“年夜饭”的菜，走不开，反正我闲着没事儿，
就用篮子提着两个饭盒去打饭。

    刚走到食堂门口，就听见一条嘶哑的嗓子在海骂：“天诛地灭的人当干部，自
己吃得满嘴流油，不顾社员饿肚子。米汤当牛奶，土豆当桂圆，打回一碗粥来，低
头看一看，上下两张脸，筷子搅一搅，浪头能翻天！这就叫‘社会主义好’哇？这
些不得好死的，还口口声声说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呢，我看连国民党都不如，什么
玩意儿！当炊事员的也不是好东西，看人下菜碟儿，亲朋好友打得多，姑娘媳妇儿
也多给，见我这样的老头子，就想揩我的油，拿去孝敬他的亲娘老子！凡是当过三
个月炊事员的，拉出去就枪毙，没一个冤枉的……”



    打饭的队伍已经排得很长，我顾不得排队，挤到前面一看，一个干瘪老头子，
胡子拉茬的，  戴一顶掉光了毛的狐皮帽子，穿一件打了补丁的破呢子大衣，那领
子也许还是水獭皮的，但已经蛀得千创百孔，认不出本来面目了，腰里束一根粗麻
绳，大冷天儿的，还穿一双开了绽的皮鞋，一双粗糙黧黑的手，捧着一个褐色的大
号缸瓦钵，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就在打饭的窗口前面破口大骂，好像世界上最大
的敌人，就是炊事员和食堂管理员似的。

    我印象中东门没有这样一个人，就悄悄儿问身旁一个半大孩子：这人是谁。那
孩子脸一扬，惊讶地问我：“怎么，你连鼎鼎大名的赵思华赵大老板都不认识么？”

    我吃了一惊，一个面团团、头光光、穿着白纺绸长衫、腆着个大肚子、手摇白
纸扇的形象突然从脑海中浮现。但是却怎么也无法跟眼前这个猥琐肮脏的干瘪瘦小
的老头儿联系起来。赵思华，我太熟了。他从小就在元利益布店当学徒，出师后留
在店里当伙计，做生意很有一套。老板看他是个能人，委他当了经理。抗战胜利以
后，他离开元利益，自立门户，在东门街开了一家布店，在景云居然也是大老板一
个。他两个月一趟温州，三个月一趟上海，三天两头请客，吃得满面红光，肚子圆
圆，好一副相貌。那年为施仲衍竞选县参议长，我和他在县参议会同桌吃过饭。四
九年夏天我离开景云的时候，他的布店还开得好好儿的；十年不见，他怎么会落到
这个地步？他的产业呢？他的家人呢？我不敢再问，退回身来，打饭的长龙比刚才
更长了。

    大过年的，难得吃一顿白薯干大米饭，偏偏还要耗到天色都黑下来了，这才开
饭。连我都等得心烦了，难怪社员们有意见。

    又过了很久，终于开始打饭了。炊事员先用一把大铲子把锅里的饭打散，然后
盛到饭桶里，用一个塑料小碗当“制子”，每人平平的一小碗饭、一铁勺土豆汤，
管理员手拿人口本子就在旁边坐着，一边记数，一边监督。

    好不容易轮到赵思华接饭了，也许是刚才他在窗前海骂，把炊事员给骂恼了，
也许是炊事员动作太快没在意，总之是赵思华说打给他的饭不但比别人的浅，而且
碗底还粘回去栗子大小的一个饭疙瘩，要求把饭倒回去重打，而炊事员则说根本没
那么回事儿，双方为此吵了起来，于是赵思华又“天诛地灭、不得好死”地破口大
骂。

    景云风俗：年三十儿，只许说吉利话，不许骂人，他这样一骂，炊事员不干了，
停下了打饭，跟他对骂起来。后面排队等饭的人心里焦急，就大喊大叫，有帮着骂
炊事员的，有喊不要耽误别人打饭的。管理员先是“哼哼”地冷笑着，后来就把大
队长给叫来了。大队干部当然是向着食堂的，把赵思华叫到一旁，大声地训斥，打
饭方才继续下去。

    好不容易轮到我接饭，大队长也把赵思华训服了，补了一铁勺土豆汤，怀抱着
大瓦钵步履蹒跚地往回走，嘴里还在哼哼唧唧地小声骂着。我跟他擦肩而过，一个
感觉忽然从心底升起：幸亏我在江西挣了一笔钱，要不然，我父亲甚至我自己，不
也是这样一副模样吗？我突然回头，从篮子里取出装有五碗白薯饭的饭盒子来，拨
了一半儿在他的大瓦钵里。这意外的收获，感动得他两手直哆嗦，一面连连说着
“好人，好人，救苦救难的好人哪”，一面频频用袖子去擦眼泪。我也激动起来，
又把另一个饭盒子里的土豆汤全部倒进他的瓦钵里。这一回，他眼睛突然睁大了，
一把抓住了我的手，声音发颤地问我：“你是谁？告诉我你是谁？”我不想让他回
忆起过去，只是含糊地答应了一句：“我也是景云人。”就挣脱了他的手，匆匆地
走了。

    直到我走出大约有十几步远，忽然听见他在后面喊：“你是阿庆吧？对，我认
出来了，你是阿庆！阿庆，你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我不敢跟他多说，怕他伤心，头也不回地加快了脚步。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偶然去打饭，问起他怎么不见了，才知道
过了春节不久他就死了：他几天没来打饭，管理员也不问；过了春节，该出工下地
了，队长看不见他，找到他家里，才见他直挺挺地死在自己床上。有人说他是冻饿
而死的，我却直担心：会不会是撑死的？常有这样的事儿：一个饿极了的人，肠胃
很薄，突然间吃得太饱了，肠胃很容易撑破；而肠胃一旦撑破了，在那个时间那个
地点，是根本没有办法救治的。

    有人说，饿死的，都是“安善良民”。因为只要脑子稍微活动活动，女的肯松
裤腰带，男的肯长第三只手，学一个“男盗女娼”，就都能活下命来。赵思华也许
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只知道骂大街，不知道动脑子，这才落一个冻馁而死的下场。
不会偷，哪怕学一个“懒”字，会“修心养性”，也比他强。

    东门大队有一个贫农社员叫李尚奎，长长的嘴巴，大大的肚皮，加上言语神态
的傻里傻气，活脱脱一个猪八戒的形象。此人懒得出奇，身上的破棉袄，当然是从
来没有拆洗过的，就是内衣内裤，至少也是好几个月以前“换季”的时候换上去的。
他不但脏，还长着一身疥疮，人没到跟前，一股臭气就扑鼻而来，连虱子都受不了，
大白天的往外爬。他走到哪儿，人人都躲着他。

    他是食堂化的最最拥护者：食堂化以后，一日三餐都有人给他做好，到时候只
要手一伸，嘴一张，肚子就饱了；吃完饭，再喝上一碗水，连碗都用不着洗。吃过
饭，别人去出工，他却跑到后山一个山洞里躺倒了呼呼大睡。干部来叫他，他不是
这里疼，就是那里麻，浑身上下，除了牙齿和胃没有毛病之外，哪儿哪儿都是病。
大队长派人把他抬到了工地，依旧躺倒不干活儿，连公社干部也拿他没有办法。因
为像他这种成分的人，是只能作为依靠力量，不能作为专政对象的。

    李尚奎是三代血统的“铁杆贫农”。他爷爷当了一辈子长工，他父亲就是外出
要饭的时候冻饿而死的“路倒”。他自己以前住土地庙，专干背死尸、捡尸骨、给
死人穿衣服、抬死人进棺材这种别人不干的脏活儿。直到土改以后，他才住进了分
来的房子里，穿上了分来的衣服。只是分来的土地，却不愿意种。最喜欢的，就是
走集体化道路：他好浑水里摸鱼。他这个标本式的翻身农民，多次尝到了共产党给
他带来的好处，所以只要是共产党的号召，他一定第一个举双手赞成，从土地改革、
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人民公社，他都起了“带头作用”，都走
在最前面。当然也有一样是例外，那就是绝不干活儿。

    只可惜好景不长，他最最拥护的食堂制，实行了没几个月，打出来的饭菜竟一
天比一天少，就是再喝三碗水，也无法填饱他那个特大号的肚子了。于是，他也学
赵思华的样子，每次打饭之前，总要站在食堂前面海骂，骂出来的话还挺合辙押韵
的，什么“饥荒整三年，饿不着炊事员”，“干部个个吃饱饭，有酒有肉请醉汉，
社员饿得歪歪倒，三个土豆当肉丸”等等。干部和炊事员都对他恨之入骨，可他占
着一个好成分，又对他无可奈何。

    有一天，我到食堂去接饭，碰见李尚奎正在那里放声大哭，一面哭，一面骂，
也听不清骂的是什么。一打听，据说是炊事员打给他的饭，只有五六片土豆和几张
苦菜叶子，其余全是汤。他要求再打一舀子，管理员说他不干活儿，就应该少吃，
还说像他这样的懒鬼，饿死一个少一个，大伙儿照样建设社会主义。社员们本来就
对食堂意见很大，平时敢怒而不敢言，今天好不容易碰见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就
鼓动他到县政府去告状喊怨。李尚奎见有人支持，更其来劲儿了，就捧着大钵，往
北门走去。大家也就跟在他后面看热闹。

    走在半路上，李尚奎饿得发慌，伸手把钵里的几片土豆都捞出来吃了，这才跑
到县政府大门口喊怨：“县太爷，救救贫下中农的命吧！”

    跟去看热闹的人，也附和着喊了起来。一边喊，一边涌进了大门。走到二道门
前，门卫出来阻拦，他就放声大哭，说是食堂克扣他的口粮，要人民政府为他主持
公道。大伙儿也七嘴八舌地帮他添油加醋。门卫没有办法，打电话给办公室；办公
室主任怕事情闹大了，无法收场，急忙打电话给东门大队；大队长和支部书记一听，
也慌了手脚，心知这是一块出名的“烂肉”，碰也碰不得，就一起赶到县政府门口
来，一个推，一个拉；一个劝，一个许愿立刻补给他一舀子土豆汤，还保证以后绝
不会少打给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他请回东门大队，再给他打了满满一勺
子土豆汤，一场事端，方才平息。

    其实，人心都是肉长的，好心的炊事员不是没有。有一天，我到食堂去接饭，
看见一个哑巴寡妇，背上背着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一手抱着个大钵，一手牵着头
黄牛，看样子，是刚从地里回来，没进家门，就来打饭了。掌勺的炊事员见她可怜，
把铁勺伸到桶底，再慢慢儿提起来，打给她稠稠的一勺土豆片。由于勺子里的土豆
片太多，打上来以后，又掉回两片到桶里。哑巴寡妇不懂得炊事员的良苦用心，反
而指手划脚地不依，一定要那炊事员还她掉回去的那两片土豆。这一来，惊动了食
堂管理员，过来一看，见哑巴寡妇的瓦钵里土豆比别人多出一半儿，就把她的瓦钵
夺过来，把土豆倒回桶里，另外喊一个炊事员过来掌勺。哑巴寡妇还以为管理员主
持公道，笑嘻嘻地把大瓦钵伸了出去。这一回，掌勺的师傅不是把勺子伸向桶底，
而是把勺子在桶里一搅，随手舀起一勺来，倒进哑巴寡妇的瓦钵里。哑巴寡妇一看，
见比刚才打的要少一多半儿土豆片，不由得大哭起来。这时候她才明白刚才那个炊
事员对她的一片好心，可是后悔已经没有用了。

    更倒楣的还是那个炊事员：干部们说他想勾搭哑巴寡妇，故意多打给她一些，
不配当炊事员，让他离开食堂，跟社员一起下地生产。炊事员在食堂里一向是放开
肚子吃饭的，如今肚子饿得咕咕叫，还不敢说，只能后悔自己不该心肠一软，如今
丢了“金饭碗”，再也找不回来了。

    我看看在生产大队实在混不下去，就写信给应之光，请他赶紧帮我在江西谋一
个吃饭的地方，工资待遇什么的，就都不计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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