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小四清运动见闻

    一九六二年，是大陆政治和经济转变幅度比较大、速度也比较快的一年。

    经济上，贯彻《农业六十条》，发动农民开荒自救，新开荒地，谁种谁收，三
十年不变。农民吃足了大集体的苦处，对“一大二公”已经失去了信任，一听允许
开荒，人人拥护，至于这个政策管多少年，反倒不怎么计较，因为农民通过十几年
来的亲身体会，也知道共产党的另一特点是说变就变：不变有不变的理由，变自然
也有变的理由。只要眼前允许开荒，就念阿弥陀佛。

    允许“开荒自救”以后，别看社员们给“集体”干活儿的时候垂头丧气，太阳
晒屁股了还不想起床，一到了给“自己”干活儿，人人都起早摸黑，热火朝天，连
累都不知道了。开出来的荒地，适时种上玉米、土豆、白薯之类，当年就解决了饥
饿问题。接着农村食堂在全国范围内统统散伙儿，又恢复了一家一灶的“老谱儿”。
通过“反五风”运动，又把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扭转过来。工农业重新开始走上
稳步发展的道路，人心也逐步安定下来了。

    政治方面，毛泽东退居二线以后，总觉得自己是被供在中南海的一尊偶像，而
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则背着他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于是爱搞运动也善于搞运动的毛
泽东，又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小四清运动”，企图扭转“中
央立场”。其纲领性文件《前十条》，否定了《八大决议》中关于“国内的主要矛
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论断，强调“无产阶级同
资产阶级的矛盾，仍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提出了震聋发聩的“千万不要
忘记阶级斗争”的著名口号，实际上也就是后来在大陆进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滥觞。

    为配合小四清运动，天华山化工厂也成立了“整厂办公室”，由书记、厂长兼
任办公室主任，结合“精兵简政”，计划清洗一批有问题的干部职工，下放一批没
用处的干部职工。没有想到的是，厂部经研究以后，认为我的立场比较客观，对全
厂的职工也比较了解，居然决定吸收我参加整厂办公室，而且让我和化工车间一个
技术员叫高振奎的，负责检查整理全厂干部职工的档案材料，进行“摸底”，提出
第一批清洗、下放的名单。

    领导暗示：精简人员，首先要把劳动力弱、家庭人口多的职工列为精简对象。
所谓精简，就是以“下放”为名，把这些“包袱”甩到农村去，留下强劳力，对生
产有利。

    我很不同意这个方案，但是孤掌难鸣。高振奎是党员，又绝对听从厂长、书记
的意见，很快就造了一个下放人员名册，绝大部分是浙江人，我只好不说话。职工
的消息也很灵通，心眼儿活动的，就以各种各样名义给领导干部送礼。最后公布下
放人员名单，会走后门送礼的，大都留下了，精简下放的，反而是那些老老实实埋
头苦干的人。

    接着研究清洗人员名单。高振奎提出两个人：一个叫刘思明，另一个叫刘祥云。

    刘思明，也是化工车间的技术员，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和组织能力，但是高振奎
总是不服气，跟他一向面和心不和。这次高振奎负责“摸底”，居然“摸”出他有
十大问题来：一、历史上是三青团员，二、散布反动言论，诬蔑共产党，三、自搞
一套，对抗领导，四、制造事故，破坏生产，五、逾假不归，擅离职守，六、不重
视安全生产，车间失火，七、伪装积极，混入革命队伍，八、关亲顾友，任用私人，
九、讲究吃穿，生活特殊化，十、和女工拉拉扯扯，有腐化倾向。



    有道是“同行是冤家”，高振奎技术不如人家，十分明显，这是借机报复。所
举十大问题，除历史上确实参加过三青团之外，其余的都是“莫须有”。但是在运
动中间，我一个党外人士，又是个临时工，根本无法帮他辩解，只好悄悄儿给他递
个信儿，要他自己注意。

    另一个刘祥云，我对他可以说是太了解了。他本籍河南，是一九四九年的南下
干部，分配在贵溪县粮食局当局长，不久就娶了一个当地姑娘成了家。这个人个性
爽直，工作认真，从来不会搞阴谋诡计。“大跃进”年代，他对当时的许多做法有
些意见，又不愿讲违心话，就公开在县常委会上发表“谬论”，县委把他和彭德怀
联系起来，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了党籍，下放到天华山畜牧场当场
长。在这个小天地中，他大小还是个头头儿，竟依然执行他那“右倾”的一套，为
此又被撤职，调到天华山化工厂木炭队当队长。他见烧炭工人干活儿没早没晚，天
蒙蒙亮就上山砍柴，天黑了才下山，拼死拼活地凑足了一窑柴棒，点上了火，就要
没日没夜地守着；好不容易熄火出炭了，还要挑炭下山，挑大米、蔬菜和生活用品
回窑，不但劳动繁重，生活也很艰苦，一个月四十五斤粮食的定量，根本不够吃。
他同情工人，每次厂部开会，他总给工人要求提高粮食定量和福利待遇，厂里缠不
过他，矛盾上交，说粮食定量是有标准的，厂里无法改变，让他找县粮食局解决。
他自以为是粮食局出来的，多少总还有点儿面子，就赶到县里去“为民请命”。他
没有想到：“人在人情在”，他一个开除了党籍的“下台”干部，手里已经没有什
么权力，新任局长不但不买他的账，还把情况反映到县委。县委认为一个下台的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那里上窜下跳，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个电话打到天华
山，把他的“木炭生产队队长”的官衔儿也免了，调到厂部，也不给他分配工作，
只发基本工资。他恼怒异常，常常跑到县委去要求工作，县委却拿他当神经病看待，
根本不理他。

    他闲着无事可干，天天到田间水沟里去翻泥鳅、掏小虾，回来烧了下酒。遇有
工人上门来，就坐下来一起喝，边喝边发牢骚。每逢厂部召开干部会议，他自以为
大小是个干部，不请他也到会，叼着一杆旱烟管，坐在一角闭目静听，发现有不合
他心意的地方，就打乱别人的发言，站起来开炮，甚至把旱烟管在桌子上乱敲乱打，
大喊大叫：“你们这班无耻的奴才，为了保自己的乌纱帽，惯于欺上瞒下，不顾别
人死活，还像个共产党员吗？”厂长、书记碍着他是个南下的老干部，也拿他没有
办法。

    这样的“刺儿头”，厂领导早就想把他作为眼中钉拔掉，但又没有别的借口，
无法开除他。这一回好不容易有了“社教运动”这样一个机会，就暗示高振奎整理
他的材料，想把他请走。高振奎把材料整理出来，我一看是“建议清洗”，拒绝签
字，认为处置不当。经厂领导再三研究，这才“从轻发落”，改为“下放原籍劳动
生产”。

    我悄悄儿地通知刘祥云，要他做好回乡的准备。他倒坦然地说：“与其这样无
职无权地当干部，倒不如回家去自耕自食当农民，至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第二批下放人员名单公布，刘思明被开除，当天就由民兵押送到贵溪县火车站。
刘祥云被下放回河南原籍，按一年工龄发一个月工资的标准，领了十多个月的工资，
还不到一千块钱。他是个硬汉子，别人的问题，他会大喊大叫，自己的事情，他连
一句话也没有，打起铺盖，说走就走，搭上便车，当天就回贵溪县城自己的家里。

    没有想到的是：他老婆听说他被下放了，而且要回河南原籍去劳动生产，就跟
他翻了脸，两口子天天吵架，闹着要离婚，不肯跟他到河南去。刘祥云那宁折不弯
的性格，当然不会给老婆下跪哀求，而是痛痛快快地带她到办事处办了离婚手续。
仅仅十多天时间，下放证和离婚证同时拿到。他当即背上早就准备好的行李，搬到
贵溪饭店去暂住。

    县里的干部，也不全都是势利眼，还有那么几个知心的、同一类型的老战友们，
摆下酒席，与他殷殷话别。他本来就嗜酒，遇上这样的场景，不免多饮了几杯。酒
落愁肠，醉得也快，醺醺然回到旅馆，那酒力发作起来，又烦又躁，时逢盛夏，旅
馆里的房间又小又闷，脱光了衣服，还是热得不行。干脆搬一张竹躺椅到大门外面，
光着脊梁躺在上面，一会儿就打开呼噜了。

    老天爷也专门和他过不去，半夜以后，贵溪饭店突然失火，霎时间烟雾弥漫，
火光冲天。旅客们从梦中惊醒，急忙各抢各的东西，逃了出来。苦就苦了这个睡在
大门口的人，等到嘈杂的人声把他吵醒，他的房间里已经被火神爷所占据，无法再
进去了，只好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行李和现金在大火中付之一炬。

    刘祥云被大火烧得只剩下一条裤衩，脚下的一双拖鞋还是旅馆的。此去河南，
千里迢迢，这可叫他怎么回老家去？朋友们听说他遭了难，先把他接到家里住下，
然后去跟他的离妻商量，要她看在几年夫妻的份儿上，再分给他一点儿现金和他自
己的一些衣裳。没有想到是：这个女人的心肠像是铁石做成的一般，任凭朋友们磨
破了嘴皮子，那个女人根本无动于衷，咬定了牙关就是一句话：“我们俩已经办了
离婚手续，我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朋友们气得直咬牙，一面骂那女人狼心
狗肺，反面无情，一面纷纷解囊，给他凑了几套衣服和几百块钱，这才凄凄切切地
送他上了火车。

    等我听到这个消息，他早就已经到了老家河南了。

    不久之后我到上海出差，意外地见他在延安路上摆一个小小的香烟摊。估计他
回到河南以后，仍然无法谋生，只好出来做小生意糊口了。回想他革命十几年，身
经百战，耿介一生，只落得如此下场，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我跟他聊了几句，从他
那里拿了一盒大前门香烟，递给他一百块钱，怕他落泪，就匆匆走了。从此再也没
有碰见过他。──这本是后话，这里一笔带过，后文不再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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