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大革命”中的小浪花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发动到结束，历时十年，祸及祖国九
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平头百姓的每一个人，包括发动者毛泽东
本人和执行者“四人帮”都在内。关于这一场浩劫，写过的报道、小说，演过的戏
剧、影视，实在太多太多了，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由我来浪费笔墨。特别是关于运
动的起因、目的，登台表演者的功与过等等，尽管中央文件和小道儿消息之间，有
许多矛盾之处，在民间和海外还有许许多多“内幕”、“秘闻”之类的传说和专著，
但距离我们的实际生活都很远，令人不敢相信也不能相信。

    “文化大革命”的故事，那更是“罄南山之竹做笔，尽东海之水为墨”，也是
难于写出其万一的。尽管中央没有明令禁止出版有关“文革”的著作，但是据说
“暗令”还是有的，而不许的主要内容，则是有关“高层次”的、“不为外人所知
道”的那些内幕，至于基层单位和小小老百姓中间的故事，则不在此例，单就小说
和电视剧中所描绘的，就已经不知道有多多少少了。

    关于“文革”中的派系斗争，根深源长，谁是谁非，我们老百姓也无法说出个
子午卯酉来。我这里记录的，虽然只是发生在小小景云县中的一点一滴，不足以展
示整个运动的面貌，但却至少都是真实的，是我亲眼目睹的。有道是“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如实笔录，就让它起一个“一滴水可以看见大海”的作用吧。

                     第一节  “红联总”与“革联总”

    景云县的“文革”火焰，首先从学生娃娃那里烧起来。最早是在杭州大学读书
的景云人潘水金等人回原籍来串联点火，接着景云中学的娃娃们也组织了红卫兵，
但却分为两派：一派叫“井冈山”，一派叫“复联会”。他们上街游行，张贴标语，
揪斗老师，横扫四旧；不久就“停课闹革命”，先是纷纷到本县农村各中小学去串
联，后来纷纷组织长征队，到延安，到韶山，到北京晋见毛主席，甚至连偏僻农村
的拖鼻涕小学生们，也卷进了这场“大串联”的旋涡中，演出了许多有声有色的悲
喜闹剧。

    青年学生的特点是血气方刚，爱国心强，但也有幼稚、盲从等不足的一面。统
治者一向都利用青年学生的盲动性来达到军队和警察所无法达到的目的。我见到许
多无知的学生在任性地为所欲为，总怀疑他们是被人利用，担心他们最终是耽误了
学业，锻炼了为所欲为、为非作歹的性格，得不到好结果。

    景云县委的工作人员组织了一个造反战斗队，名叫“红色造反派联合总部”，
简称“红联总”，大头头是吴仲康、王明仲、施南碧、钱有良等人，以县电厂、农
机厂的工人为骨干力量，一面特大号的“红联总”红旗飘扬在电厂的大烟囱顶尖上，
全县的人都能看见。

    本县各机关单位企事业的大小头目们，则联合一批四清下台干部，也组织了一
个造反战斗组织，叫做“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革联总”，大头头是胡子
法、陆德森、杨行之、朱克仁等人。造反大旗竖在北门王氏宗祠也就是建设大队大
队部的门口。

    工人老大哥组织起造反派来了，农二哥们也不甘落后：东门大队的李月梅、叶
根相等人组织了一个“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拥护“红联总”；中心大队丁子龙、
建设大队李永福等人，也组织了一个“贫下中农造反总部”，却拥护“革联总”。

    

    “红”、“革”两派，观点不同，却势均力敌，各自揪斗各自的“黑帮”和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县里的最高领导层，也就是正副县长和县委
一班人，不免首当其冲，特别是正县长崔渭贤和副县长王明东，居然两派的人都来
揪斗。

    所谓“观点不同”，简单地说，就是“红总”主张基本保留县委的一班人，被
称之为“保皇派”，后台在杭州省委；“革总”则主张彻底否定县委的一班人，自
称是“革命派”，总根子在北京，间接受林彪的指挥。

    有趣的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同样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四清”运动并
没有结束，  但是斗争的中心和方向已经转移，凡是在“四清”运动中有问题的，
不论是下台的或没下台的，也不论是定性为“四不清干部”或正在挨批挨斗还没有
定性的，都无形中不宣而解放了。从县里、从地区派下来的工作组，只好灰溜溜地
悄悄儿撤退。有的地方工作组离开村子的时候，四不清干部们居然点了稻草火把
“热烈欢送”──这是当地“送瘟神”的传统仪式；有的工作组成员撤退中走在半
路上还挨了不明身份者的突然袭击。工作组一走，四不清干部们也四处串联，成立
了“受害干部战斗队”之类的组织，对上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报复，
对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倒算。在“文攻武卫”的口号掩护下，除了进行小规
模的武斗之外，还发明了许许多多历史上没有见过的残酷刑罚，例如把石头一块块
塞进阴道里，称为“三仙进洞”；在楼板上挖一个行枷似的窟窿，套住人的脖子，
把脑袋露在楼板上面，把身子和四肢悬空吊在楼板下面承受鞭打，看不见是谁打的，
叫做“井上吊青蛙”；用钉子钉进膝盖骨的四周，叫做“男儿膝下有真金”，等等。
越是偏僻的山区，斗争的方式也越野蛮，越残酷。

    虽然景云解放已经十七年了，但是县委的一班人，主要还是解放初期从山东过
来取代本县三五支队“土八路”的那一批老干部。这批人，文化水平低，政治水平
也不高，主要靠“老资格”，“吃老本儿”，安于现状，不求提高；最大的优点就
是听话，不怕瞎指挥，不怕拿国家和群众的利益作牺牲；最大的缺点，则是眼光短
浅，胡作非为，仅有的两句半马列主义，也是专门用来对付别人的。

    例如有个副县长，老婆早晨出去买油条想“加塞儿”，被人家推出来，这个副
县长居然敢把人家抓来关了好几天。又比如有个县委组织部长，哪个大姑娘只要肯
脱裤子，准给她安排个好工作，还千方百计“培养”她入党，甚至拉进县委班子里
来。老百姓看干部，不看他以前的功劳有多大，只看他今天的所作所为好不好，而
且不认为“作风问题是鸡毛蒜皮的小节问题”。因此，在造反的最初期，“革联总”
的矛头对准了县委一班人，揭发出诸如此类的一连串问题，号召力明显要大于“红
联总”。

    县委受到冲击，陷于瘫痪。按照中央“军队介入”的精神，由县人武部陈部长
和刘政委带领一班人组成工作组进驻县委，主持日常工作，并领导全县的“文化大
革命”。

    陈部长也是个南下干部，跟县委一班人关系密切，“革联总”揪斗南下干部，
不免兔死狐悲，产生同情。特别是县委书记徐文生，是个老世故，被“革联总”揪
去游街，画了个大花脸，戴上了高帽子，放了回来，进门脸没洗，高帽子没摘，先
抱起小儿子来逗乐子，被称为是乐天派，很得到陈部长的好感。

    如今陈部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先秘密搜集“革联总”头头们为非作歹
的材料──那年月，打砸抢都是公开进行的，材料都现成，不用费多大力气，就把
一部分问题较小的“革联总”头头儿以坏分子的名义抓了起来，交东门大队的贫下
中农司令部监督劳动；一部分问题比较大的头头儿则扣上个“反革命集团”的大帽
子，关进了看守所。徐文生得到了解放，受到“红联总”的拥护，回到县委，重新
参与县委的领导工作。

    “革联总”红旗一倒，蛇无头则不行，小爬虫们纷纷转入了地下，于是“红联
总”成了“革命的主流”。

    但是曾几何时，报纸上公布了北京市委撤消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
周恩来也因为派工作组不当，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做了检查。随着“中央精神”
的转变，景云县的工作组也只好从县委撤出。于是“革联总”的大旗又重新竖了起
来，特别是“贫下中农造反总部”和四清下台干部全面倒向了“革联总”，“革联
总”的实力突然扩大，被送到东门大队监督劳动的“革联总”头头儿们又回到了总
部继续发号司令，一面声势浩大地揪斗“黑帮”，一面组织力量为被关押的头头儿
们鸣冤叫屈，给县委施加压力。徐文生无可奈何，只好亲自到看守所去释放关进去
的那些“革联总”的头头儿们。

    释放被关押头头儿的那一天，“革联总”的造反大军浩浩荡荡地开到看守所门
口，徐文生低着头把关押的头头儿们送了出来，大门口立刻鞭炮齐鸣，“毛主席万
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震天动地。被释放的头头儿们昂首挺胸，脸上挂着胜利者
的微笑，迈着稳健的八字步，在“革命群众”的簇拥下，示威游行似地走回了“革
联总”的造反总部。

    这一来，“红联总”的存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儿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错误，人人都看得出来，矛头
所向是针对刘少奇的。消息传到景云县，“革联总”立刻闻风而动，先发动夺权，
来一个“照方抓药”，把县委一班人“下放”到东门大队去监督劳动，并发动了全
县性的对“保皇派”的大搜捕。一夜之间，在各区各乡抓走了“红联总”的骨干分
子一千多人，像沙丁鱼罐头似的都塞在丁氏宗祠里，要求他们认罪悔过。地方小人
太多，天气又热得厉害，造反派只知道抓人，却不管饭，实际上也管不起饭，一日
三餐，都要家里送，经不起折磨的，纷纷投降了；立场坚定的，死不投降。于是斗
争升级，变软折磨为硬折磨：各种酷刑轮番地使用，竟把一个丁氏宗祠变成了人间
活地狱。

    一九六七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明确指
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
开展总攻的一年”，北京各高等院校的红卫兵集合了数十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声讨刘少奇和邓小平，发布了《告全市人民书》，宣布了刘
少奇的二十条罪状。接着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
派周扬》，矛头指向了“文革”小组成员陶铸。一月四日周恩来宣布陶铸是刘邓路
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一夜之间，消息传遍了全国，于是景云县“革联总”借打倒刘邓陶的口号，再
次掀起揪斗党内走资派的高潮；借批判保皇派为名，行打击“红联总”之实。从此，
“红联总”一蹶不振，头头儿被整，骨干被抓，“派仗”虽然不断地还在打，但总
是吃亏的时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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