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莫须有的“台风”

                         第一节  社会治安指挥部

    我从大街上这么一走，地方小消息传得快，片刻之间，就通街都知道我被抓了
回来。铁算盘等人把我送进贫宣队，算是完成了任务，和赵小丑一起走了。我母亲
和子女得到葛龙的通知，首先跑来看我，接着街坊四邻和亲戚朋友也纷纷来到。妻
子还是老规矩：每次我被押解回原籍来，她总是炒一碗米粉干，烫一壶竹叶青，最
后一个来，把酒饭递到我手上以后，就默不做声地躲到一边儿去偷偷儿抹眼泪。

    我一边吃着喝着，一边高谈阔论，大谈江西福建生活富裕，胜过景云好几倍。
几个贫宣队员看押着我，也无计可施，干脆什么都不管，假装没听见。我一壶酒还
没喝干，镇革委会主任突然闯了进来，先轰开闲人，然后一迭连声催我赶快吃，说
是要“转移”了。我其实已经吃饱，一推饭碗，提起酒壶来嘴对着嘴“咕嘟咕嘟”
一口气把壶里的剩酒喝干，往我老婆手里一塞，精神焕发地朝主任一扬下巴颏儿，
意思是说：“我吃饱了，咱们走吧，看你把我送到哪里去！”看起来，  就像去上
任当官似的那么高兴。

    主任也不多说话，示意那几个贫宣队员押着我跟他走。来探望的人逐渐散去，
我老婆要打听我究竟去向何方，把装着空酒壶、空碗的篮子往女儿手中一塞，让她
先送奶奶回去，自己紧紧跟着。

    以镇革委会主任为前导、四个贫宣队员两前两后押着我，后面跟着我老婆及一
些好奇的人，排成一字儿长蛇阵，出了贫宣队，迤逦向西。我估计一定是送到西乡
会馆那个人间地狱般的“四类集训队”去。面对灿烂似锦的“光明前途”，我依旧
满面带笑，步履从容，只要碰见熟人，总是主动招呼。走不多远，却到了一个挂着
“景云县社会治安指挥部”的大门口，两边有带枪的民兵站岗，我被押了进去，
“闲杂人等”，就被截在了门外。

    “县社会治安指挥部”，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去年我离开景云的时候，
县里还没有这个“衙门”。我到福建之后不久，随着全国范围开展整顿治安、打击
刑事犯罪活动的需要，又由于公检法系统不是瘫痪就是被砸烂，各县先后成立了办
公室或者指挥部，以民兵和各造反派为骨干，直属县革委会领导。所抓的和所关的，
大都是轻微犯法分子，如流氓、小偷、打人、盲流之类。是外地人，通知当地来领；
是本地人流窜在外地的，派民兵去接回来，关押审查。

    我被送进这里来，立刻松了一口气。我是个在大海大洋里经过风浪的人，这样
的小河沟，还能翻得了船么？

    等到我被关进来之后，方才知道景云县的“社会治安指挥部”与外地的完全不
同：这里既没有一个流氓小偷儿，也没有一个盲流分子，所抓所关的，居然都是两
派斗争中失败一方的“坏头头儿”。具体地说，就是被赶下台的那些县委干部和红
联总的头面人物。我算是哪棵葱？怎么也被送到这里来了？

    在官本位社会中，一切都以官衔儿高低分上下，就是关进监狱里，也要根据官
衔儿的大小分三流九等区别对待：属于县委正副书记、县政府正副县长、红联总正
副大头目一级的，大都一个人关一间房间，有床有桌有《人民日报》和《浙江日报》，
伙食也好些；属于县委委员、正副局长和小头目一级的，就四五个人关一间房间，
一人一张木板铺，只有《浙江日报》，伙食中等；其余虾兵蟹卒，就十几二十来人
关一间房间，睡的是人挤人的统铺，什么报纸也没有，要知道国内外的新闻，只能
听那从早到晚几乎不停的有线广播，伙食嘛，那当然是最次的了。



    至于我，也不知道“当局”是怎么看待我的，我跟两派斗争不沾边儿，被划为
四类，应该是敌对营垒中人，把我送到这里来就已经“敌我不分”了，居然还特别
优待我住了一间“单间儿”。不过这间小房间也实在太小了，最多只有四平方米，
窗户极小，门上也没有玻璃，当然整天关着，地上铺着一堆湿漉漉的烂稻草，这就
是我的“地铺”了。关在这种阴暗、潮湿的“单身房间”里，真还不如坐班房，简
直就和关禁闭差不多。我无可奈何，只好盘腿打坐，静静地练我的气功。

    一连三天，除了送饭、放茅之外，没人来问过我一句话。到了第三天，一个民
兵把我解送到一间空阔的房间里，一张桌子后面坐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看样子，算
是提审了。他们示意我在一张小板凳儿上坐下，男的问话，女的记录，说的是外地
口音。照例问过姓名、年龄等等之后，直切主题：问我可认识麻振声其人。我立刻
警觉起来：他们莫不是外调人员吧？麻振声与我是生死之交，情同骨肉，历次运动，
都没有问题，难道这一次也沾上了？一闪念间，我已经拿定了主意，当即模棱两可
地答复说：“好像有点儿印象。”那女的插了一句：“你能说说他的历史情况吗？”
我摇摇头：“我患了健忘症，自己的一生历史还记不清呢，别人的历史，那就更加
说不清楚了。”

    我这样推托，那男的不但不生气，反倒摸出一包西湖牌香烟来，自己抽出一支，
把剩下的都递给我，很和气地说：“一时想不起来，也难怪。先抽支烟提提神醒醒
脑，尽可能地回想一下，想起多少来就说多少。”说着，他自己点上了烟，又把火
柴递给我。

    这种烟，不抽白不抽。我老实不客气，点上了一支，在吞云吐雾中闭上了眼睛，
装作沉思的样子。一个监管民兵看见了，手执藤鞭，奔了过来冲我大吼大叫：“监
房里不许抽烟，你知道不知道？”说着，扬起藤鞭，就要打人的样子。

    我镇定自若地回答：“我没有烟。也不知道这里是监房，更不知道有什么监规。”
接着指指提审人员：“烟是他们给我提神醒脑的，脑子清醒了，好交待问题。”

    监管民兵吃了一个大窝脖儿，看了提审人员一眼，灰溜溜地走了。

    我不慌不忙地抽完了一支烟，提审人员问我脑子怎么样，想起什么来没有。我
翻着白眼，假痴假呆地说：“刚才已经想起一点儿来了，被他藤条一晃，又忘光啦！
对不起，请等我脑子清醒了以后再问吧。”

    两个外调人员也无可奈何，小声嘀咕了几句，收起卷宗，叫我好好儿想一想，
他们过一个星期再来，就出去了。桌上遗下大半包香烟和半盒火柴，我急忙抓过来
藏在兜儿里。心想：这一趟可不吃亏，透了半天风又赚了半包烟！

    过了一天，东门大队新任支部书记李继英会同公社分工管政法治安的副书记王
金保提审来了。李继英是个“文革”前考不上大学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贫农成分，
“文革”中造反起家，投靠革联总后突击入党，当上了大队党委青年委员，四清中
整王晓春最积极，又突击提干为大队副书记。看样子，王晓春终于被整了下去，由
这个根正心也红的好苗子接替了。王金保是文盲一个，打手出身，是公社王副书记
的左膀右臂，只为他打人特狠，手底下又有一帮人，夺权声中，王副书记坐上了白
云公社党委书记的宝座，改组党委，把他推上了副书记的位置，专管治安，实际上
就是专职抓人、打人。那年月，不但党政不分，党法也不分，只要是支部书记，既
不问他识字不识字，也不问懂不懂什么叫法律，就可以人模狗样地坐在审判席上问
起案子来。我一看是这两个宝贝来提审，不禁又好气，又好笑：他们对我什么都清
楚，还有什么好问的？

    他俩倒也干脆，开口就问我为什么要逃跑，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罪行没有交待，
才畏罪潜逃。他干脆我也干脆：“上年你们组织学习，开我的批斗会，要动棍棒，
我不是‘畏罪潜逃’，而是‘怕死外逃’。远走高飞，只为逃命，没有别的目的。”
他们反复追问我还有什么罪行没有交待，赶紧坦白，早坦白早释放。我心中有数，
咬定牙关，只说历史已经彻底交待，而且已经由上海法院处理过了，此外没有任何
犯罪行为。两位土地爷也没有别的办法，递给我三张纸，要我写交待材料，想起什
么就写什么。我也不置可否，揣上三张纸，回到“监房”继续静坐练气功。

    第二天，两位土地爷又来了，问我可有坦白材料写出来，我回答说没有。于是
王金保就反复交待政策，无非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一套老调调儿，无非是骗骗
没有经过运动锻炼的雏儿们的；凡是经历过运动的人，谁都不会上当受骗。说到最
后，我一口回绝：如果发现我有犯法行为，甘愿负法律责任。王金保没话可讲了，
支部书记忽然嬉皮笑脸地启发我说：“历史问题也许你记不清了，男女关系方面，
你问题不是很多吗？我听说你和军属就有些不清不白，为什么不主动坦白交待？”

    我一听，就知道他们黔驴技穷，没得可问了，这才用男女关系问题来“启发”
我的。

    所谓“跟军属不清不白”，很明显那是乌龟镇长的诬告，因为他在家里办“黄
色俱乐部”的时候，有些军属难耐空房寂寞，纷纷到他那里去寻找慰籍，这些女人
跟我有说有笑，关系都不错，乌龟镇长出于醋意，居然以此陷害。

    我鼻子里“哼”了一声，反问他说：“男女关系问题，四清运动中倒是揭发出
来不老少。听人家说，好像是有权的党员干部最严重吧？有个地方，新婚夫妇登记
结婚，新娘子还要送去给支部书记睡头一夜，检验一下是不是处女呢！后来不是上
面有精神，凡是男女关系问题，不属于强奸、胁迫和伤害的，女方不告的，一般不
作处理了么？为什么党员干部都不处理了的问题，对党外群众反而倒要追究了呢？
更何况我是个四类分子，光荣军属们连正眼儿都不会瞧我一眼，最清白也没有了。
谁说我跟她们不清不白？造谣诬蔑，冤枉了我，倒是小事儿，侮辱了军属，这可是
个原则性问题了。请支书不要等闲视之，一定要把这个别有用心的人揪出来，我愿
意和他当面对质。”

    我的一番话，把李继英说得哑口无言，半晌说不出话来。王金保瞪了他一眼，
打圆场说：“男女关系问题，没有就算了。你的案子，关键还是历史问题，好好儿
想一想。我给你提个醒儿：关于枪支，你要多想想。过几天我们再来。”说着，收
拾起文件夹，就离座走了。

    我估计他们绝不会就此甘休。果不其然，吃过晚饭，一个民兵来带我上厕所，
接着就把我押出大门，一带带到了牛市场。这里早就已经搭好了一个土台子，是本
县召开批斗大会的固定场所。这时候，台下已经坐满了本大队的社员们，台上放着
两张桌子，大字横幅上写着“批斗反革命分子葛月庆大会”。从他们把我和“县级
坏头头儿”关在一起，又组织这样“隆重、盛大”的批斗会来看，我的“级别”，
似乎也不低了。对于这种在广场上召开的批斗大会，我心里坦然。因为根据历史记
录，在这里还没有发生过吊打批斗对象的事件，皮肉之苦，大概可免。

    主持人也就是公社的王金保、镇上的贫宣队长和大队的支部书记、生产队长、
革命领导小组小组长之类的土地爷就座之后，我被押上台去，照例挂上大牌牌，然
后弯腰九十度，静听批判发言。大会先由支部书记结结巴巴地读了几段语录，然后
由王金保动员揭发批判。批判会当然是经过准备的，所以一宣布批判发言开始，就
有几个积极分子上台朗读发言稿。这种批判发言，无非照抄《人民日报》，内容千
篇一律，尽管读得满头大汗，声嘶力竭，台下的社员们，照例喧哗谈天，谁也不去
听他。有的人说：“葛月庆这个人，就知道做生意赚钱，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倒
是真的，说他是反革命，没什么根据吧？历次运动当运动员，还不是他心直口快，
得罪了干部？可他这个人上不拍下不欺，白云镇上是人人知道的。”有的人说：
“如今搞运动，当干部的要升官，不找个典型出来，怎么交待？葛月庆算反革命，
跟我们社员没关系，他又没破坏生产，我们批判他什么？”

    安排好的节目演完了，时间还早，就此散会，似乎不妥，于是主持人动员群众
即兴发言。这一宣布，原来嘤嘤嗡嗡像蜂桶一般的会场，忽然间倒静下来了。人人
都怕被主持人发现，会被点名。冷场了许久，没一个人主动上台，大队支书脸上无
光，果然站起来点名了。被点的，当然不是党团员就是积极分子。他们迫于自己的
身份，在这样的场合，不得不表示自己的立场坚定。于是这个上台，批我“贼心不
死，总想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个上台，批我“妄想变天，盼着蒋介石回来”。三
个人的发言，加在一起不到十分钟，而且都是刚才的发言稿中反复读过的。再要请
人发言，就是用八抬大轿，也请不到台上去了。

    台上一冷场，台下逐渐恢复会场上惯有的嘤嗡声，纷纷议论今天批判会的失败。
看起来，真正倾听他们发言的，还只有我一个人。王金保见火候也只能如此了，再
拖下去效果更差，就宣布大会“暂时结束，随时再开”。

    会场登时像炸了窝儿的蜂，嘈杂而混乱。由民兵担任的治安队员押着我回指挥
部。途经咸亨酒店改名的“鼓干劲”酒店，虽然已经是夜间十来点钟，阿贵嫂还在
那里招揽散会的酒客。我一窜窜到了柜台面前，叫了一声：“阿贵嫂，来碗酒！”

    我是这家小酒店的老主顾，阿贵嫂也知道今天晚上批斗的是我。见我突然来到
她面前，张嘴就要酒喝，先愣了一下，接着就打满了一碗黄酒，双手递了过来。我
捧着一饮而尽，嗬，那个甘美醇香，凉爽可口，简直是我有生以来所没有尝到过的
最好的美酒佳酿。我高叫一声：“再来一碗！”店堂中所有看见刚才这一幕的酒客，
“轰”地一声喝了个满堂彩，还有人附和着喊：“放量喝，我给钱！”

    押解我的民兵，名叫丁文树，跟我虽然并不太熟，但同住在一个镇上，至少都
认识的，对我的脾气秉性，多少也知道一些。开头见我一步窜出，还以为是当年逃
壮丁的故技重演；等发现我不过是要碗酒喝，想起传说中死刑犯还要赏三碗酒，何
况我还没那么大罪过，就忍住了没加制止。后来见酒客们起哄，生怕回去吃批评，
连忙上来冲阿贵嫂说了一声“酒钱算我的”，拉起我就跑。一边跑一边说：“老哥
哥，你别为难我啦。你要喝酒，哪怕我给你送都行，大庭广众之中，可千万别出洋
相，给我留点儿面子吧。”

    从那以后，他果然悄悄儿给我送来过一瓶酒，还塞给我一包烟。“县级坏头头
儿”们看过的报纸，也拿来给我看着解闷儿。我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每天静
坐练气功，反正两顿饭一顿粥都由监管民兵送来吃，比六三年在贵溪县蹲监狱强多
了。

    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我家里生活困难，已经交不起大米和钞票了。蹲监狱有囚
粮，关进“景云县治安指挥部”，除了不交房租，粮食菜钱都要自己交，一旦不交，
饭也就不送了。我练过气功，会“辟谷”，三餐颗粒不进，可以维持三四天。我一
连三天不吃饭，急坏了指挥部总头目陈金盛。他打开房门，一脚迈进房间里来，见
我闭目养神，没有理他，推了我一把，大声地呵斥我：“你为什么要绝食？”我懒
洋洋地回答他：“什么叫‘绝食’？饭放在面前不肯吃，这才叫‘绝食’。我已经
三天没看见饭了，你们不供应，还倒过来说我绝食。这就是你们的逻辑、你们的人
道主义呀？”说完，又闭上眼睛，不再理睬他。

    他被我噎了一句，这才知道是伙房不供应饭，不是我绝食。跑到伙房一问，是
我家没交大米、钞票，伙房不能贴饭。规定如此，他也没有办法，只好到“县级坏
头头儿”那里代我借来两斤饭票，一边递给我，一边数落我：“你们大队实在混帐，
我打了多少个电话，叫他们把你领回去，他们连理也不理。问你还有什么问题，说
是四川成都有材料转过来，你还有一百来支枪没交待清楚。我们指挥部是关押坏头
头儿的，他们的案卷一大堆，理也理不清，像你这样儿的也来凑热闹，要粮没粮，
要钱没钱，难道还想叫我们替你掏腰包不成？我马上给你们书记打电话，你的问题，
回大队去解决，再不来接，明天我就放人！”

    他的话还真灵验，当天夜里，大队就来人把我押到李氏宗祠去批斗。根据经验，
凡是在李氏宗祠开的批斗会，档次要比牛市场低得多。果然，到会的主要是全体四
类，外加几个积极分子。中心主题只有一个：把我关在指挥部，不劳而食，太舒服
了，强烈要求把我揪回大队交群众监督劳动。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大队支书接受了
大家的“积极倡议”，散会以后，就由大队造反派把我送回家中。一个多月的“治
安指挥部”监禁，到此总算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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