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四类分子也分左中右

    一九七○年，历史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第四年，由于北方有“苏修”在邻接
我国的边境上部署重兵，南方有印度军队时不时越过边境线进行觊觎和骚扰，台湾
当局也配合国际动态，加紧对大陆的策反和颠覆。中央一方面忙于应付国内的斗争，
一方面也不得不抽出相当大的人力物力来求取相对的安定团结。其措施之一，就是
严格控制不安定分子：关在沿海大城市和离中苏边境较近的监狱里的犯人，一律集
中到山西、青海、新疆等地区去，分散在各地的四类分子，则加强管制，白天只许
“两点一线”：从家里到地里；晚上只许“低头弯腰”：接受批斗教育。从此，四
类分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毛主席有一句名言：任何有人类的地方，都分左中右。就是在四类分子中间，
也不例外。

    在我们东门大队，一共有四类分子三十多人，其中“乌龟镇长”胡贵宝，可以
算是四类分子中的“左派”代表。他一方面表现得规规矩矩，服从管教，接受改造；
一方面表现得十分积极，不但劳动生产上积极，在思想改造方面更积极，随时随地
密切注意四类分子们的一言一动，一经发现有与毛泽东思想不相符合的地方，立刻
向革宣队汇报。甚至不惜制造事端、编造谎言，对上蒙蔽，对下诬陷。至于“右派”
代表呢，第一个当然离不开我，另外还有两个，一个叫应宝俊，一个叫赵雄。在乌
龟镇长的“关照”之下，我们被诬为反改造的“小集团”，几乎场场批斗会都少不
了拿我们三个做典型。

    赵雄是个旧军人出身的硬汉子，没有做过的事，打死他也不承认，被革宣队认
定为“对抗改造的死硬派”，每逢批斗会，都给他挂上三十六斤重的大铁牌子，还
次次都被打得鼻青脸肿。

    应宝俊解放前在发电厂当过技术员，对发动机、电动机有一套。后来失业，通
过哥哥的关系，在某县警察局当过“庶务员”，虽然属于“军警宪特”系统，其实
管的不过是桌椅、文具一类的事务，跟政治并不沾边儿。解放后他在机电厂工作，
这一段历史没交待，“文革”初期被查了出来，按历史反革命处理，受到开除处分，
送回原籍东门大队劳动。他见赵雄挨了打吃了亏，心里一害怕，知道“孤鸟难敌众
老鹰”，只求眼前先不受苦，造反派说他是什么他就承认是什么，要他说什么他就
什么。到了后来，为了自圆其说，造反派不叫他说什么，他也不能不胡说八道了。
于是，他这个没有受过任何专门训练的普通警官，至多不过是个国民党员，却变成
了在中美合作所受过美国专家特别训练的特务分子，分配在各地的同学数不胜数，
北自内蒙古、南至云贵、西至新疆、青海，都有他的同学；至于江南地区，同学那
就更多了，杭州、上海、南京、温州，哪儿都有他所熟悉的潜伏特务。这一来，革
宣队以为钓到了一条大鱼，果然把他当做一本活材料保护起来，不但没打他骂他，
还不叫他出工，天天坐在家里写坦白、检举材料。另一方面，县革宣队组织专案组，
派出大批人员分赴外地调查核实，还把他的哥哥从内蒙古劳改农场押解回浙江省公
安厅，专门对证。

    这一“假坦白、假检举”事件，足足让各级革宣队忙活了一年多，外调人员几
乎跑遍了全中国。本来就没影儿的事情，当然怎么对也对不上，最后只好把他哥哥
从杭州解回景云来俩人当面对质。事情到了这一步，他才承认是自己胡说八道。问
他为什么要瞎编，他说驻大队革宣队非刑逼供，他受不了，只好按革宣队的暗示说。
弄得杭州来的专案组人员也哭笑不得，事情也就不了了之。──这是后话。

    对于我，乌龟镇长抓住我潜逃江西、福建一年多，向革宣队诬指我一定干了许
多坏事，要我坦白。我仗着自己记性好，每次批斗，就跟他们讲故事，把我逃出家
门以后的去向一村一村讲得明明白白，要他们去调查核实。但是声明一句：川旅费
我可出不起。当时革宣队正忙于调查应宝俊的“潜伏特务案件”，顾不上我的“流
水账”，只好暂时“挂起来”。

    我这个人的处世哲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且讲
究策略，表面上不形之于色，让人看起来我已经服服帖帖接受监督，再也不敢髭毛
了。乌龟镇长呢，自以为得计，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百般讨好大队部和革宣队那
一班人，自以为到了年底，肯定摘帽无疑。

    恰逢乌龟镇长的大女儿结婚，家里摆了十几桌酒。当时的习惯，社员家里的婚
丧喜庆，必须请公社和大队的干部到席，以示自己有面子。一个大队干部，一年三
百六十五天，至少有二百天以上在别人家里吃饭，而且总是喝得醉醺醺地回家来。
乌龟镇长虽然还戴着帽子，但他一者是前任大队支书的大舅子；二者他自己也算是
四类分子中的积极分子；三者他自以为不久就要摘帽，因此总觉得自己与别的四类
有所不同。当然，更主要的，还是想借此机会拉拢、讨好干部们，一方面提高自己
的身价，一方面为自己的摘帽打下基础。

    农村里办喜事，讲究的是女方中午请客，男方晚上请客。乌龟镇长嫁女儿，按
例也在中午大宴亲朋，把大队干部和革宣队的主要头目作为贵宾请到了家里，以光
门面。刘三郎作为大队长，当然也在特邀之列。但他还兼着第八生产队的队长，每
天早上要安排活茬儿，要带领社员出工。那一天，他是把社员带到工地以后，才悄
悄儿“撤”到乌龟镇长家里的。农村人请客，特别是请大队干部，一喝起酒来，面
红耳赤、唾沫星儿四溅，海阔天空的废话扯起来没完没了，没有两个钟头，是绝不
能结束战斗的。他们这边喝得醺醺然、陶陶然，忘了时间早晚，社员们吃过午饭，
休息了一会儿，全集中到大队部门前，等待刘三郎安排下午的活茬儿。左等右等，
不但不见刘三郎的影子，连所有大队干部加上革宣队的人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社
员们闹闹嚷嚷，吵成了一锅粥，有主张回家去的，有主张再等等的，有那消息灵通
的，透露出全体大队干部都在乌龟镇长家里喝喜酒的情报，于是社员们吵得更凶了。

    胡贵宝就住在我家前面，他嫁女儿，我当然知道。鉴于我们都是四类分子，他
和我又不怎么对付，因此并没有去送礼，估计大队干部们也不便于去叨扰他。听说
干部们居然全都去了，我有些不太相信，就叫来一个小孩子，让他赶紧到胡贵宝家
里去探听虚实，立刻回来报告。

    没过多久，小孩子回来说：干部们果然都在乌龟镇长家里喝酒。这一来，社员
们炸了窝儿了，议论纷纷，主张回家的立即付诸行动，一哄而散；主张再等等的，
等来了这样的消息，个个气得呼哧呼哧的，可又无可奈何。我一推那小孩儿，让他
在前面带路，今天我非要让乌龟镇长在大家面前出一次丑不可。

    刚进胡家大门，胡贵宝一眼看见我，摸不透我来干什么，急忙离座迎上前来，
满脸堆笑地要拉我入席。我四面一瞧，见中堂坐的是男宾，两廊坐的是女宾，一共
有十来桌酒席，可就是没看见一个干部。我心里纳闷儿，拿眼睛看那领路的小孩儿。
那小孩儿用手指头向楼上一指，我心里明白过来，一面应付胡贵宝，一面大踏步往
楼上闯去。胡贵宝还想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原来，干部们嘴巴虽然馋，心里却也虚，不敢明目张胆地在四类分子家里大吃
大喝，吩咐胡贵宝单设一席，开在楼上。他们“一班人”正在欢声笑语地猜拳行令，
见我突然闯了上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手举着酒杯停在半空中，瞪大了眼睛看
着我。我踏上一步，先对大队支书说：“你们在这里大吃大喝，害得社员们等了一
个来钟头，也不见队长来带工，今天下午到底还出工不出工啊？”回头又拉刘三郎：
“请队长跟我到公社去讲讲清楚好不好？”

    大队干部知道我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何况在我身后跟踪而来的社员越聚越多，
只好全都站起来跟我解释、相劝。刘三郎自知理亏，趁我不备，斜刺里一溜烟儿跑
了。我急忙追下楼去，大队支部书记和副书记随后跟来拉住了我，要我千万别去公
社，不然，连他们都要受批评。其实，我的这一举动并不是冲干部们来的，而是要
趁胡贵宝办喜事的日子搅和他一下，让他知道知道我葛月庆并不是个好吃的烧饼。
如今大队支书向我求情，我落得卖个面子，讨了个今天下午不出工的“实信儿”，
就向跟来的社员们挥挥手，一哄出了大门。

    干部们被我这么一闹，再没心思喝酒了，一个个都说已经过量，连饭也没吃，
就先后离座而去。

    第二天上午，刘三郎带队出工，社员们一边走一边唱：“军师讲话队长听，酒
肉拉拢有感情；阶级斗争天天讲，酒杯一端讲不清；四类有酒请干部，拉拢干部罪
不轻；看他装得很积极，原来是个马屁精！”

    刘三郎明明知道唱的是他，可人家没有指名道姓，也无可奈何；他也猜得到这
是我编的，可是一时间也拿我没有办法。

下一节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