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第二次管制

    我从大洋水库回来，一边吃药休息，一边买些农业技术的书籍在家里钻研经济
作物的栽培，身体好些了，也到自留地去实践实践，日子过得比以前自在多了。

    按照革命派的逻辑：全国人民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如今全国
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怎么能够叫我这个反革命分子逍遥自在呢？

    一天深夜，我都已经睡着好久了，忽然本大队的治保主任李克生带着水南村的
黄选红等人敲开了我家的大门，说是要进行突击搜查。进门先问我：近段时间都有
什么不法行动，包括跟什么人有过接触联系，跟什么人有信件往来，什么人有钱汇
来等等，都要如实坦白。我懒得跟他们废话，他们那里喋喋不休地说了一套，我只
简单地回答了两个字：“没有”。他们登时火儿了，撇着大嘴损我：“你倒是神通
真大，派你到大洋去修水库，你借病溜了回来，在家里继续发展资本主义，搞非法
活动。别以为有了一张病假条，生产队就管不着你了，你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告诉
你，我们治保会，就专管你这种调皮捣蛋的人。你不坦白，我们就有权搜查你！”
说着，向黄选红使了个眼色，一伙儿人立刻就翻箱倒柜地搜检起来，把书籍、信件、
破衣服扔了一地。

    李克生本是个典型的痞子，在地面上一向无恶不作。自从公社王副书记夺了公
社书记的权，把李克生的姐夫提拔为管政法、治安的副书记以后，来一个鸡犬升天，
把他安插在东门大队当治保会主任。治保会本来是个群众组织，当上了主任也不能
脱产。但是他仗着有姐夫撑腰，把他的那一帮狐朋狗友全都拉进治保会里，还借故
制造事端，反正大队里有三四十个四类分子，就今天找这个毛病，明天找那个碴子，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天天有“案子”要办，因此他上任以来，几乎就没出过一天
工，记的都是“误工分”。也就是说，他是靠我们大伙儿养活的。这些人，吃着我
们的血汗，却专干损害我们利益的事儿，手里有了小小的一点儿权力，就飞扬跋扈，
胡作非为：一方面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好像天下只有他们最革命、最公正、
最清白、最高尚，板起寡妇脸来动辄训人；一方面欺上瞒下，徇私枉法，贪赃受贿，
包庇坏人，什么坏事儿都干得出来。名义上他们是在平息事端搞治安，实际上他们
是在制造混乱搞破坏。没有他们，地面上的治安恐怕还会更好一些。如今我老老实
实地在家里呆着，丝毫没有越轨的行动，更没有触犯刑律的地方，他们却无缘无故
地把我从被窝里提溜出来，问我这些莫名其妙、毫不相干的事情，告诉他们没有，
就强行抄家，简直叫人无法容忍。我强噎了半天气，还是噎不下去，终于爆发出来：
“就因为我是个四类分子，你们才敢这样目无法纪，随心所欲，夜半抄家，为所欲
为。不是只要‘莫须有’三个字，就可以逮捕判刑劳改吗？谢谢你们，随便找个借
口，把我送到劳改队去好不好？”

    治保主任哈哈大笑：“你想得倒真美！想到劳改队去吃现成饭哪，休想！劳改
队，劳改队，有吃有穿只管睡。那里面太舒服了，不能让你到那里去享福。再说，
像你这样的人都送进监狱里去了，我们没有了对立面，管谁去呀？”

    说着，他们收起一摞中草药栽培技术的书籍资料和几封闽赣二省友人的来信，
说了声：“先带回去审查审查，要是有问题，再回来找你算账！”就大摇大摆地走
了。

    我气得呼呼哧哧的，真想追出门去把东西夺了回来。老妻紧紧地抓住我不放，
劝我千万不要惹事儿。这帮土皇帝，拿走点儿东西倒是小事儿，惹恼了他们，抓去
吊起来打一顿，可就吃了眼前亏了。我无可奈何，为了避免株连家属，只好忍气吞
声，敢怒而不敢言。



    我不知道这是全县、全镇的统一行动，还是东门大队的一次特别行动。要说是
东门大队的特别行动吧，干嘛把水南村的黄选红也拉来了？要说是全县、全镇的统
一行动，事后我打听，别的四类谁也没有遭到这种突然袭击。仔细想想，多半儿还
是帮刘三郎出气：尽管他们都是芝麻绿豆官儿，可官官相护的特性却是有的。

    一天，绍兴师爷问起夜间搜查的事情，而且还假惺惺地劝我说：“现官不如现
管，好汉不吃眼前亏，以后碰到这种事情，千万别跟他们顶嘴。”

    我冷笑一声：“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有什么可害怕的。”

    他长叹一声，继续劝我：“你这个人，也真是！自古有权就有理，‘只许州官
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嘛！何况你是交治保会监督生产的四类分子，要你圆就圆，
要你扁就扁，鸡蛋里面都能挑出骨头来呢，找你个茬儿，整你一顿，还不容易么？”

    我正在气头上，明知道他是要去汇报的，也还是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要向
这种目无法纪的人作斗争。”

    果然，我说的这话，治保主任很快就知道了。可能是绍兴师爷主动去加油添醋
汇报的，也可能他就是治保主任派来套我的话的。总之，是治保主任到派出所去说
了我许多不是之处，还把我朋友们写来的信都交了上去，也算是我不安份守己的证
据。

    白云镇派出所分管东门一片户籍和治安的民警小王，本是化肥厂烧锅炉的老王
师傅的第八个儿子，外号“小老八”，也有人叫他“小王八”。此人从小就贪玩儿，
是个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社会青年，读书老留级，赌博老输钱，打架老挨揍，仗着
他父亲是个工人造反派，居然以闯荡闯荡、锻炼锻炼为理由，就给塞到派出所来了。
此人带着三分阶级优越感、七分阶级偏见，办事一向不问正确还是错误，而是单纯
从“阶级感情”出发。他一看朋友们给我写的信，封封字迹秀丽，文墨通顺，就怀
疑他们都不是好人，想抓出几个阶级敌人来，好步步高升。他把我叫了去，挨着个
儿追问他们的家庭成分、个人出身、现在职业、政治面貌等等。把我问烦了，顶撞
他一句：“他们即便出身不好，但都不是四类；我虽然是四类，可管制已经期满，
并没有剥夺我的通信自由。连劳改犯还可以跟亲友通信呢，难道我写几封信也犯法
么？”

    我的话刺痛了他，立刻沉下了脸，恶狠狠地说：“你不是要想去劳改么？告诉
你，你的材料已经够多的了，随便整理整理，就够送你劳改的。”

    我一声冷笑：“就凭你那点儿文化水儿，想整一份让人看得明白的材料，只怕
还早点儿吧？”

    他被我激怒了，一拳砸在桌子上：“你是个死不改悔的反革命，我就是不写一
个字的材料，也能送你劳改，也能专你的政！你信不信？”

    我继续激他：“抓进去是城隍庙，放出来是土地堂，无非是大监狱小监狱之分，
只怕城隍庙里比土地堂还宽空点儿舒服点儿呢。谢谢你，帮帮忙，早点儿把我送进
城隍庙里去好不好？”

    这一激可不得了，他腾地站了起来，唾沫星儿四溅地大发雷霆：“你，你，你
做梦！你想去劳改队呀，没那么容易！”

    我嘻地一笑：“你不是说，你不写一个字，也能送我劳改么？怎么又没那么容
易了？其实我也知道，你不过是个小警察，要送我劳改，你还没那么大的权力。对
不起，我还有事情，恕不奉陪了。”

    小王被我气得说不出话来，当即就把治保主任叫来一起商量对策。治保主任一
个劲儿地敲锣边儿：“你看他，在政府面前还这样嚣张呢，在治保会面前是个什么
态度，还不清楚么？像这样顽固的反革命分子，请求政府一定要从严惩处！”

    小王也很想立刻把我逮捕法办，但要他整理一份儿材料，还真太难为他。俩人
商量，反正孙悟空本事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儿去，一切好戏，都留在四
类分子年终评审的时候再来演出。

    不久就到了一年一度的四类分子年终评审。治保主任早就布置好了积极分子整
我的材料，非把我整垮不算完。会议一开始，绍兴师爷就站了起来，揭发我五条罪
状：

    （一）在生产队里伪装积极，拉拢生产队长抓经济作物，煽动社员搞副业，破
坏以粮为纲的政策，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手段阴狠毒辣。

    （二）在水稻预分中公开对抗分配方案，竟敢拧伤队长的革命手，还胁迫队长
到公社去，胡搅蛮缠，直接破坏生产队生产。

    （三）在自留地种植中药材和种苗，大发横财，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四）不服从生产队分配，抢修大洋水库期间，装病溜回家，走街串巷，不务
正业，公开对抗治保会的监督和派出所的管教，罪大恶极。

    （五）生活特殊化，老婆孩子全家吃白薯，他却天天要喝酒，甚至中午送饭到
田头，也要送来一壶酒，并以此拉拢落后群众，与他一起反对预分方案。

    据此，要求大家擦亮眼睛，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误入资本主义的歧途，并
要求政府对我严肃处理，以儆效尤。

    民警小王和治保主任听了绍兴师爷的发言，十分满意，当众表扬了他，并要求
大家向他学习，都来参加对我的评审。

    按照事先的布置，民警一号召，烂豆芽和假李逵就站起来表示支持和拥护。烂
豆芽先站起来说：“以上五条，条条是实，请求政府对反革命破坏分子一定要严惩，
不要手软。”假李逵接着站起来大叫：“葛月庆是破坏社会主义的绊脚石，请求政
府判他的徒刑！”

    俩人喊完，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都知道，这是事先布置好的、经过导演的一
场戏，作为局外人，谁也不愿意来淌这浑水。民警小王见没人继续发言了，给治保
主任丢了个眼色，治保主任就让姜太公把记录读了一遍，又叫三个发言的人签了字，
这才宣布：这份材料是大会上产生的，因此是全体与会者的一致意见。他在记录后
面批上了“材料属实”四个字，把材料递给了民警小王，小王看了以后，又装腔作
势地讲了几句要相信政府、靠拢政府、认真改造之类的老套，也没让我讲一句话，
当天的会就宣布结束了。

    会后，治保主任和民警让姜太公整理了一份材料，俩人又到大队部签来了意见
盖来了大印，就把材料送到了公社。对于这一类“事务性公文”，公社习惯于由文
书去处理，也就是写上一句“同意大队意见”，盖上一个大印，转送县人民法院，
事情就算了结。

    不久，县法院应审判员传我去核实材料，问我绍兴师爷的那份揭发材料情况是
否属实，为什么没有我的亲笔签字。我向他讲了事情的起因和经过，应审判员摇摇
头又叹了一口气：“这样的材料，只能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是公社已
经盖了大印，我也不便把案子退回去复查，更不能为你翻案。最好是你去找派出所，
让他们把这份材料撤回去，不然，我也只能违心地按公社意见定案了。”

    我按应审判员的意见去找小王，他面带得意之色，首先要求我承认材料上所写
的事实，然后再写出检查来，如果认罪态度良好，检查得也深刻，他从治病救人出
发，可以考虑撤回材料，不然，他就只能站稳无产阶级坚定立场，与我坚决斗争到
底了。我当然不能拿着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我跟他讲理，说他这是偏听一面之
辞，是整死人不偿命。他再次拍着桌子跟我大喊大叫，说我连最最起码的认罪态度
都没有，是在彻底闹翻案，根本不能考虑撤消不撤消的问题。正在这个时候，应审
判员夹着卷宗走进了派出所。他见我和小王争得脸红耳赤，知道毫无进展，就叫我
先回家去，由他来和小王谈。我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法院的人，总会主持正义的，
就回避出来，回家等待。

    三天之后，县法院给我送来一纸判决书，判处我管制二年。我这才清醒过来：
这个年头，一是无法可依，二是有法不依，仅凭四类分子中的捏造、诬陷，仅凭公
社的一枚大印，就能闭着眼睛判刑。如果这就是司法工作，那么又要法院来干什么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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