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强迫绝育的风波

    中国的人口膨胀问题，并不是没有“明眼人”事先觉察。早在五十年代，北大
校长马寅初就以“人口发展太快，教育跟不上去”为由，提出节制人口的主张。但
是农民意识极重的毛泽东，却认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不但不接受马寅
初的节育主张，反而说他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版，把他打成了右派。其结果，
是十年动乱，中国人口翻了一番。等到中央认识到这个问题严重，在马寅初百岁前
夕宣布给他平反，再来采取措施，已经太晚了。

    更加糟糕的是：人口素质越差的阶层，人口增长率越高。经过普查，发现中国
的痴呆人已经超过了三千万！

    人不比牲口。牲口太多，杀掉一些就是了。人多了，只能等待自然淘汰，不能
杀，连白痴也不能杀。尽管许多“造反派”的所作所为跟法西斯差不多，但是他们
当权以后，也不敢执行法西斯的“消灭劣等民族”政策，为“优生”而大开杀戒。

    于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百废俱兴，而最最重要的当务之急，则是立刻控
制人口的恶性膨胀。无可奈何的措施之一，就是以法律的形式限制生育：未育的只
许生一个，已育的必须绝育。政府派出工作组，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宣传执行。

    中国人的传统意识认为多子必然多福，而断子绝孙则是与作恶报应联系在一起
的。此外，在农村中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人家，各方面都要吃亏，也是客观现实。
因此，要在农村中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难度相当大。特别是已经生了一个
女儿的人家，千方百计地总想再生一个儿子。

    任务重，时间紧，工作方法少，于是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等等现象出现了。在
景云的有些地方，还规定了各种各样的“土政策”，对超生的人雷厉风行地进行惩
罚：巨额罚款，没收家财，甚至扒倒住房，除了不敢杀死婴儿，几乎无所不用其极。

    我家里，我自己已经不存在节育问题。长子葛龙娶了媳妇儿以后，已经有了一
个孩子，正是绝育的对象。这时候，她因为患了急性盲肠炎，正住院开刀。于是派
出所的所长和民警们就以此作为突破口，想通过打击我儿媳妇间接来打击我。他们
向驻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组反映：我儿媳妇住院开刀是假，逃避扎结是真。

    那年月，计划生育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工作组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调
动一切力量来配合中心任务。他们派公社妇女主任到医院去探听消息。巧的是：公
社妇女主任刚到医院，正赶上葛龙媳妇儿手术后出院。于是一帮人立刻一拥而上，
要把她拖到公社去扎结。她再三申明自己刚做了盲肠切除手术，不能接着开第二刀，
但是没人肯听她的。她要求先回家吃饱饭，也不允许，只好哭哭啼啼地任人摆布，
心里直埋怨公公成分不好，害得她吃挂落。

    医院门口这一拉一拽，围了一大帮人看热闹。有那跟葛龙过得着的，见他媳妇
儿被拉到公社去了，急忙跑去通风报信儿。

    葛龙一听，急了，没命地跑到公社，他媳妇儿已经上了手术台。尽管这是男人
不许进去的地方，他还是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见了做手术的医士，只咬住了一句
话：“我老婆刚开完盲肠炎，现在就动扎结手术，要是出了人命，你负不负责任？”

    碰到这种情况，负责做手术的医士也不敢说硬话，只说了一句：“能不能扎结，
我不敢决定，这要到医院开证明。”葛龙说：“那我就带她到医院去检查。”说着，
背起媳妇儿来就往医院跑。

    医院里原来做盲肠切除手术的大夫，认为伤口尚未愈合，不宜扎结，建议放环。
葛龙当机立断，马上把媳妇儿送进妇产科放了节育环。等到工作组赶到医院来，他
这里木已成舟，工作组也不敢硬来，只好顺水推舟了。

    但是这事儿却在农村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骚动。当时已育妇女的扎结工作做得雷
厉风行，许多生了一胎还想生第二胎的妇女，心里根本不愿意做绝育手术，只是迫
于形势，不敢反抗。如今出来了一个“例外”，就有得好说了。她们围着工作组，
有说工作组欺软怕硬的，有说工作组人情分厚薄的，有说工作组不是铁面无私，不
一视同仁，是一块软骨头的，甚至有说工作组屈服于反革命家属，是丧失了立场的。

    工作组向她们解释：能不能扎结，不是工作组说了算，这是要经过医院检查开
证明的。她们又说：“谁不知道县医院里的大夫大都是上海人，阿庆是老上海，跟
他们的关系特别好，大夫是看在阿庆的情分上给她开的假证明。我们贫下中农跟上
海大夫没有来往，没有人情，这样的证明，我们开不来。只要有人不扎结，我们也
不扎结。”

    这些妇女这样一闹，扎结绝育工作更其难于开展了。工作组没了办法，最后一
招，只好强迫执行：派出一批膀大腰圆的小伙子，挨家挨户去抓扎结对象，押送到
公社去突击强制扎结。手术室不够，甚至把办公桌腾出来当手术台，进行快速扎结，
然后通知家里抬回去休息。对于撒泼打滚坚决拒绝扎结的妇女，甚至叫人摁住她两
手两腿，强行开刀。这种做法，群众说：简直就跟劁猪差不多了。

    这样一来，许多不肯扎结的妇女东逃西躲，甚至豁出命去跟工作组公开对抗，
被突击扎结了的人家有的心怀不满，有的破口大骂，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

    大队的“中心任务”一转移到“计划生育”上去，对四类分子的监督也逐渐放
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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