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老朋友见利忘义

    帽子摘掉，身份明确，我该轻装上阵了。

    给胡源石料厂推销花岗岩制品，提成额高，大可一试。但是出门在外，特别是
上海那种只重衣冠不重人的地方，一套漂亮的行头，是少不了的。这不比去东北卖
一块钱一包的苦竹花，单凭我的一部飘然长须，就可以蒙人。给厂里出去跑关系，
车旅费固然可以报销，“治装费”当然是没有的。家里当年的好衣服，早就没有了，
要新做一身说得过去的衣服，至少也得几十块钱。这半年多来，为了等待摘帽子，
去年冬天从鞍山挣回来的那一百多块钱，早已经填了窟窿，无影无踪了。

    想来想去，忽然想到了老伴儿过门的时候，脖子上戴有一个挺粗的银项圈儿，
那是她唯一的一件“贵重饰物”。结婚以后，我和她之间毫无感情，有夫妻之名而
无夫妻之实。从温州进货回来，尽管那时候我和宝宝还没有肌肤之亲，就已经给她
带过金戒指、金项链儿了。可对自己的老婆，却连银戒指、银项链儿也没带过。后
来从宝宝那里拿回来的钻石戒指，也没有交给她，而是自己保管起来。这不仅仅是
因为当时已经没有人再戴钻戒，更主要的原因，主要认为她是个只会洗衣服做饭的
乡下女人，根本不配戴这样名贵的饰物，连收藏都不配。现在我穷得连一套出客的
衣裳都没有，把脑筋动到了她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上去，是不是会惹恼了她，惹
火了她呢？

    我犹豫再三，终于还是开了口。想不到她二话没说，开开箱子，就把一个又粗
又大的银项圈儿取出来递给我。更没有想到，她又从箱底摸出一个红布包，里面是
八块银圆，一面掂着，一面告诉我说：这是从我父亲送过去的九十八圆“聘金”中
带回来的“子孙钱”，意思是“八字好，团团圆圆”。如今是子女全都长大成人了，
夫妻也终日厮守，团团圆圆了，这八块“子孙钱”，也给了我做衣裳吧。

    我接过银项圈儿和子孙钱来，心里好不是滋味儿。我这个老婆，尽管我对她毫
无感情，甚至很少给过她好脸色，但她却对我一直忠心耿耿，绝无二志。虽然她和
我同样都是封建婚姻的牺牲者，实际上她比我所付出的牺牲要大得多。

    按老辈人的规矩，“子孙钱”是应该在老人过世以后，才由小辈分存，以作纪
念的。但是现在确实手头拮据，应急要紧，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我拿上银项圈儿和银圆，在人民银行门口徘徊了好久，还是没那勇气走进去。
从道理上说，所有金银，都可以拿到银行去按牌价兑换；但是“文化大革命”之初，
红卫兵的“通令”中，就有“黄金白银收归国有，任何人不得私自收藏，持有者限
期到银行兑换”这一条，尽管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若银行的人问起十
年前为何不换，我作何解答呢？如果因此宣布没收，岂不冤哉枉也？

    我正在犹豫，正好碰见老友郑云钟。他笑着问我在银行门口转什么，是不是想
捡钱？我就悄悄儿把自己想兑换银圆又怕惹事儿的顾虑告诉他。他倒是挺仗义地说：
这点儿小事儿，他帮我去办，保险没人知道我家还藏有金银。我跟他也是老熟人了，
就把东西送到他家里，当面交割，再三拜托。

    两天之后，郑云钟给我送来了二十块钱，说是按照银行牌价，银圆与人民币是
一块对一块，八圆银圆，共兑换人民币八元；白银是按重量计算，每两兑换两块钱，
我的银项圈儿六两重，正好卖十二块钱。我见他办事快捷，连连道谢。

    郑云钟走了以后，我老婆听说一共才换了二十块钱，大叫起来，跺着脚骂我是
大傻瓜。因为“文革”以后，民间收藏的银圆和金银首饰已经很少，而当时温州沿
海的走私船交易，都要用银圆或金银首饰，因此有人专门下乡收购，银圆和金银饰
物的黑市买卖价格都相当高，一块银圆要卖到十一二块钱：有孙中山头像的“小头”
每个十元，墨西哥“鹰洋”每个十一元，“袁大头”每个十二元。纯净白银，每两
价格最低也在二十元以上。我的银圆，全是“大头”，郑云钟这一转手，足足赚了
我二百元，而且是在我捉襟见肘经济十分窘迫的情况之下。我老婆一定要我去拿回
来，说他一者乘人之危，二者赚得也太狠了点儿。我知道，羊落虎口，肉进狗嘴，
要想拿回来，是不可能的了。我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记得上次在杭州卖钻戒是按
照国家牌价出售的，没想到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情况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我叹了
一口气：“就算是我到银行兑换吧！我心痛的是丢了二百块钱，还丢了一个朋友！”

    我花了十二块钱，买了一块浅灰色人造毛的料子，又花了三块钱，请本县最高
明的裁缝师傅做了一套合身的中山装，再把三寸多长的胡子刮了个一干二净，擦上
点儿雪花膏，对着镜子左看右看，自己都觉得年轻多了。──人逢喜事精神爽，摘
了反革命帽子，回到了“人民”的行列，是应该面目一新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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